我国古代历史上的四次深化改革

我国古代历史上的四次深化改革

文／罗建云

作者近照

平时喜欢看书，总想在故纸堆里淘到一些宝贝。诸如当下老百姓热议的深化体制改革，便让我想到我国古代历史上四次大规模深化改革。古代不叫改革，通常叫变法。其实，改革也好，变法也罢，都是为了促进社会发展，均是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经验或教训。当下深化体制改革我不聊，聊聊古代历史上的深化改革一一“变法”吧。

第一次深化改革：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之前，我国古代历史上也有变法，只是力度、决心、影响不及商鞅变法大。所以，此前变法，只能说是小打小闹，隔靴搔痒，没有太多实际作用。而商鞅变法，可谓触及灵魂的改革，自然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深化改革。

公元前356年，商鞅主持第一次变法，主要内容有：推行“什伍”制，实行连坐法；奖励军功，禁止私斗，推行军功爵制度；重农抑商，奖励耕织；推行严刑峻法。公元前350年，商鞅建议将秦国都城迁到咸阳，进行第二次变法，变法内容有：废除井田制；推行县制；统一度量衡制；整理军赋；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从现代人来看，“废除井田制”“统一度量衡”“奖励军功，推行军功爵制度”改革是非常前卫的，为秦国成为战国七雄奠定坚实基础。

只是到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嬴驷继位。商鞅功高盖主，宗亲贵戚视他为眼中钉。又因变法措施太过苛刻，得罪旧势力，失去民众支持。公子虔指使门徒诬告商鞅谋反，秦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亡期间，返回封邑调兵，因为没有民心支持，调兵自保失败，最后战死。尸身被运至咸阳车裂，全家被诛杀。至此，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深化改革以悲壮、惨烈收场。

商鞅变法说明改革要获得最高统治者重视很重要，而获得民心支持更重要。可能是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滞后，商鞅变法超前，导致最终失败，也是情有可原。

第二次深化改革：王安石变法

如果说商鞅变法是因为发生在封建社会初期，统治阶层思想固化，民众愚昧无知，导致失败可以理解。但王安石变法失败，不得不让我们反思如何获得统治阶层绝对认可，才是我国古代深化改革的唯一保障。

王安石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家。王安石以进士身份踏足北宋官场，从一个小官慢慢爬上来，在宋神宗时期崛起。当时的北宋也是内忧外患。首先是内部，出现了很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外部则面临辽国、西夏侵扰，看似强大的北宋王朝，被压迫得积贫积弱，处境极其危险。宋神宗和北宋王朝其他帝王不一样，他迫切需要北宋王朝重新崛起，以保江山社稷。所以，大胆启用王安石对北宋王朝进行变法。王安石变法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不可避免伤害旧势力利益。所以，宋神宗去世后，宋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废除全部新法，一代贤臣王安石最后忧病而死。

当然，王安石较商鞅而言，又是幸运的。虽然废除全部新法，并没有危及王安石生命安全。只是王安石感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时代过去，宰相位置被司马光取代，自己不再受重用，忧郁而死，便是另一种心理折磨，比“车裂”好一万倍。

第三次深化改革：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是明朝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张居正的升官之路极为传奇，考中进士之后，深得徐阶赏识，一路平步青云，入主内阁，成为次辅。万历皇帝继位后，张居正成为首辅，大权在握，实行改革。当时的大明王朝，已经自内而外的腐朽不堪，没有强有力且行之有效的改革，大明王朝离灭国已经不远。张居正改革俗称“一条鞭法”，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整顿，尤重于经济改革，企图扭转嘉靖、隆庆以来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和民穷财竭的局面。经过改革，强化中央集权，实现“法之必行”“言之必效”，使明朝政府财政收入有了显著增加，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国库积银达六七百万两之多，储备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足够使用十年。比起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年之用，已是很大进步。

改革不免触动相当数量的官僚、缙绅和既得利益者利益。因此，很自然地遭遇保守派强烈对抗。万历十年，张居正积劳成疾，迅即病死。反对派立即群起攻击，说张居正改革“务为烦碎”，清丈土地是“增税害民”，实行“一条鞭法”是乱了“祖制”。于是，万历皇帝下令撤销张居正死时特加的官爵和封号，查抄家产，长子被逼自杀，其他家属也惨遭迫害。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当然也遭到破坏，刚有一点转机的明朝政治又走了下坡路。

从张居正改革不难看出，改革过程最大的阻力无非两个，一是皇帝支不支持，二是如何应对保守势力。其实，这两个阻力都是不可调和的深层矛盾。所以，张居正死后，立马被反对派群起而攻之，改革戛然而止，自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纵观全球，哪个国家的改革不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呢？

第四次深化改革：洋务运动

晚清时期，为了挽回颓势，清政府也进行多种尝试，力图改革，增强国力。比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便是证明。

清末新政实施太晚，积重难返。戊戌变法纯粹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以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草率收场。持续时间最长、效果最显著的当属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是清政府为挽救统治危机，自上而下推行的一场以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自救运动。奕䜣、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便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安庆军械所、湖北枪炮厂、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西安机器制造局、兰州机器制造局、山东机器局、四川机器局等便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工业发展、经济振兴、民族自信、国力自强。只是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把持朝政，不想改变社会制度，群臣再有能力，也无法改变慈禧太后腐朽、无能的心。加上清王朝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救。甲午中日战争暴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也就预示洋务运动结束了。

洋务运动虽然结束了，但中国近代工业也真正诞生了，也为辛亥革命奠定了坚实基础。所以，清朝末年的深化改革虽然没有撼动清王朝的根基，却衍生出华夏民族的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发展，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总之，华夏民族经过我国古代历史上的四次大规模深化改革，纵使商鞅、谭嗣同付出生命的代：王安石、张居正结局惨淡；张之洞、左宗棠等无力回天，却为我国社会制度变化、生产力水平提升、思想逐步解放，起到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是必须肯定与认可的。可以说，任何一个主持变法、支持改革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