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至1917年初，俄国右翼党团有哪些理论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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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1日，俄国对德宣战。1914-1917年初，随着战局的不断变化，俄军在东线战场上的胜负易手，右翼党团希望利用战时舆论扩大自身影响，捞取政治资本，因此其理论主张也随形势变化发生调整。

具体体现在：政治上，在坚持原有的“三位一体”政治信条的基础上，适时地改变了以往的亲德立场；经济上，主张改革税制以增强国家财力，平抑物价、保障生活物资供应以稳定社会秩序；社会文化上，担心因战争诱发局势动荡，主张加强对新闻出版、电影放映的审查限制和社会舆情管控。但右翼的政治投资却并未收到可观回报。

政治主张与外交政策

右翼党团的政治主张与外交政策联系密切：政治主张是外交政策的逻辑理路，外交政策是政治主张的政策外化。不过，右翼坚守的“政治信条”不能适应社会新形势，也无法提出对普通民众具有吸引力的经济改革纲领，不但遭到沙皇政府的冷遇，也丧失了对俄国民众的影响力。政治舆论高地的失守反映了右翼理论建构能力的短板。

坚持“三位一体”的政治信条

18世纪末，诞生于西欧的自由主义思潮随着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传入俄国，严重冲击了封建统治秩序，导致俄国爆发了十二月党人起义。

为维护专制制度，加强思想控制，俄国教育大臣谢尔盖·乌瓦洛夫（1833-1849）率先提出东正教、专制制度、民族性——“三位一体”官方民族性理论，该理论旨在教化民众对东正教的绝对信仰、对专制制度的绝对忠诚、对俄国民族性的绝对认同，借此论证沙皇专制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抵制西方自由民主和革命思想对俄国专制制度的侵蚀。

“三位一体”理论率先得到俄国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的拥护和支持，并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成为俄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右翼熟稔该理论的政治影响，希望维护正统，借力造势，始终将其视为自身不变的政治信条。

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右翼政治思想对斯拉夫派观点的继承与发展。他们从“斯拉夫派学说中采纳的最主要的东西，是把俄国与西方截然对立起来。”右翼坚持东正教的正统地位，认为俄国不同于西方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文明。

1913年初，杜马右派主席А.Н.赫沃斯托夫将“东正教、专制制度、民族性”作为右翼党团的政治信条。结合俄国的政治局势，А.Н.赫沃斯托夫又赋予其全新的时代内涵：

东正教——标榜博爱的精神，作为对西欧思想侵蚀的回应；

专制制度——反对银行业财团和工业辛迪加的垄断意图，以防止他们涉足神圣的国家制度；

民族性——坚持俄国传统，对本民族具有绝对认同感。

在某种程度上，右翼党团“三位一体”的政治信条，吸收了斯拉夫派的观点，认为俄罗斯民族应迥异于欧洲的发展之路。他们并不抵触西方先进的技术文明，与此同时，又反对银行业财团和工业辛迪加等垄断组织的出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前线俄军失利，国内社会矛盾加剧之时，右翼党团力图在原有社会秩序的框架下，通过局部调整，以保全沙皇专制制度，由此也就不难理解该信条自始至终都未曾变化的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随着前线战局和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右翼党团在外交政策、经济和社会舆情方面的主张进行了局部调整。

对德政策的转变

1914年8月，俄国对德宣战后，右翼党团迅速改变原有的亲德立场。正如杜马右翼派系领导人С.В.列瓦舍夫所言，“俄国人民与德国人共处一个半世纪以来，德国展示出令人反感的民族特征：过分的利己主义，盲目的自大，过分地、轻蔑地与我国疏远，并竭力采用各种手段使我国保持在最低限度生存和发展水平，以便更容易地加以利用。”

右翼党团着力于民族和宗教层面，试图在公众意识中唤起对德意志民族的深深敌意。国务会议右翼成员尼康（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在日记中谈及：“在德国人心目中，只有他们的同族同胞才配称‘人’，其他人则与禽兽无异，可以视为无言牲畜加以役使。这与犹太人的塔木德世界观相当。”

对此，在俄国人民同盟常任理事会发表讲话时，马尔柯夫通过对日耳曼民族与犹太民族的语言和宗教进行对比，认为德语与犹太语（依地语言）有相似之处，德国的主要宗教——路德教更接近犹太教，并非正统基督教；他还强调犹太人对德国政治事务具有巨大影响。

由此得出结论，这场战争是俄国与犹太德国的宗教战争。基于上述论调，右翼党团改变原有亲德立场，积极支持俄国对德作战。在国家杜马会议中，杜马右派提出了旨在彻底摧毁德国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行径的议案。

与自由主义者不同，右翼党团所理解的德国军国主义并不是其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日耳曼民族文化的衍生品。右翼党团的具体主张如下：

务必粉碎德国帝国主义行径，将德意志帝国转变为统一前的松散邦联状态，将普鲁士、汉诺威、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都恢复原有邦国状态。杜马右翼代表认定，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消除德意志帝国复辟的可能性；

俄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罗斯-加里西亚、罗斯-泽列尼、罗斯-乌戈尔应该立即纳入俄国领土之中；

贯通黑海的博斯普鲁和达达尼尔海峡及沿岸领土，应归俄国所有。俄国由来已久的历史夙求必须得到满足。

上述杜马右翼的战争议案，在国务会议右翼团体成员的发言中也有提及。

1914年11月，在国务会议上右翼团体成员И.Г.谢格洛维多夫、М.А.塔乌别和Н.А.马克拉克夫三人共同提出，“需通过兼并加里西亚、布科维纳北部、罗斯乌戈尔和波兰全境来扩大俄国领土，拉直东普鲁士的边界，解放所有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斯拉夫人。”

而后，国务会议右翼团体成员А.А.里姆斯-基萨科夫又对上述提议进行补充：“有必要要求协约国——英法两国动用全部军力，如若英法盟友保存实力，战后独享胜利果实，这种情况与我们被德国侵略并无差别。”

右翼党团一致建议外交部应要求协约国盟友认真履行义务。爆发战争虽与右翼党团的意愿背道相驰，但仍迫使他们改变原有的亲德立场，积极支持作战，并与包括宪政民主派在内的自由派代表进行和解，形成“神圣统一”。

外交策略的变化，可以理解为居于保守阵营的右翼党团面对局势变化的应激反应，右翼意图通过战争所激发的爱国起义情绪，分散社会各阶层群体对于革命的注意力，借战争胜利来稳定国内局势。

随着战局的变化，右翼党团内部关于支持对德作战这一外交策略也随之产生了分歧。战争初期，右翼党团成员均主张忠于国家，为争取胜利而奋斗。1915年俄军在东线战场惨败，紧随其后部分右翼成员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形成了三种观点：由杜勃罗文领导的杜勃罗文俄罗斯人民同盟倾向于支持与德国单独媾和，尽早结束战争；由国家杜马右翼派系领导人马尔柯夫领导的俄罗斯人民同盟始终坚持战斗到底，直至彻底消灭敌人，但不信任协约国盟友；由杜马右翼派系领导人之一普利什凯维奇领导的米哈伊尔天使同盟，出乎意料地采取公开亲近英法盟友的策略。

右翼党团内部外交政策的分歧，也为日后的分裂留下了隐患。

推行税制改革

早在第三届国家杜马期间，右翼就提出征收所得税议案。但是国家长期通过酒垄断的方式弥补岁入，“1910—1914年的酒销售总收入分别为7.19亿、7.67亿、7.83亿、8.99亿和9.36亿卢布。

20世纪初俄国间接税远远地超过了直接税，1913年直接税占预算的15%，而间接税同酒垄断一起占47%。”遂征收所得税议案始终未曾付诸实践。1914年，随着“禁酒令”的颁布，酒税骤减，依靠低度酒精类饮料的税收仅为1.44亿卢布，占国家预算的4.7％，与上一年度的9.36亿卢布相距甚远。

一战的爆发，对本就空虚的国家财政，无异于雪上加霜。为弥补巨大的资金缺口，全力支持前方战事，探索新的税收途径已然成为当务之急。杜马的绝大多数议员普遍支持推行所得税，自由主义反对派认为此举为一项“伟大的社会改革”，而右翼派系则认为这是“几乎微不足道但必要施行的法令”。

虽然杜马左右两翼代表均赞同征收所得税的主张，但杜马左右两翼征所得税的目的和施行时间存在明显差异。早在1911年，杜马议员经济学者В.Н.斯涅日科夫在一本关于所得税小册子中曾指出：“与其说施行所得税是社会改革，不如说是财政改革，应从财政改革视角斟酌，若从社会层面理解，所得税往往又成为通往社会主义的直接途径。”

因此，当第四届国家杜马再次提出实施征收所得税议案时，斯涅日科夫在得知多数派别对此议案深怀好感的情况下，他对此事仍持谨慎态度，“就我个人而言，我是理解实行累进制所得税的初衷，但是我仍将投票反对，因为在俄国立法中引入“纯粹的社会主义原则”极具危险性。”

国务会议右翼领导人И.Г.谢格洛维托夫对实行所得税的理解是，左派的目标是争取财产利益均等，这些社会主义运动拥护者主张实行累进税率，将其视为“平等分配物质财富”的绝佳机会。而右派的目标则仅是弥补岁入，充实国库。

为此，左翼更好地实现“均财富”的目标，提议所得税最低起征额度为年收入1000卢布，右翼征税出发点仅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主张所得税起征点应降至收入600卢布，最终政府为平衡左右两翼的压力，将所得税起征点确定为年收入850卢布。

参考文献

张广翔.《1894—1914年俄国酒销售垄断的初衷及效果》[J].世界历史，2012年（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