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上，凯丰讽刺毛主席不会打仗，他最终结局如何？

文 | 影中纪实

编辑 | 影中纪实

前言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

然而事实上此次会议的开展也并非一帆风顺，反而是历经波折。

在遵义会议上，有一个名叫凯丰的干部，公然对毛主席进行挖苦讽刺，放言毛主席压根就不会打仗。

为何凯丰要在会议上对毛主席进行讽刺？

此后他又获得了怎样的结局？

凯丰

遵义会议前的深思

1934年10月，我党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失败，红军被迫撤出根据地开始进行战略转移，漫长而艰难长征路就此开启。

当时红军的领导权还在博古、李德等人手中，他们在战略战术指导上存在严重错误，执意命令部队搬着设备、负载着“坛坛罐罐”行军。

这就导致我军整体行动迟缓，丧失原本了原本的机动性与灵活性。

蒋介石放言要将中央红军歼灭于湘江，集结三十万兵力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纵然红军凭借坚毅不屈、英勇献身的战斗精神，在历经几天苦战之后最终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但是我军还是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湘江一役，我军部队直接由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随后，这仅存的3万红军力量究竟该去往哪里，又成了党内的首要问题。

博古和李德坚持原定计划不变，要部队向北走与贺龙会合。

然而毛泽东却提出了反对意见，湘江战役过后，蒋介石已然预知了红军的走向，提前在北边布置下了20万兵力，只等红军往圈套里钻。

这三万红军刚刚经历过苦战已然是疲惫不堪，若执意让战士们在此时与20万国民党精兵对战，很可能会造成更为惨烈的牺牲。

在经过缜密的分析后，毛泽东认为军队应该改道前往贵州，那里的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红军能够更为顺利地进行转移。

当毛泽东提出这个计划时，博古和李德还妄图保全自身的红军领导权，对这个计划表示强烈反对。

然而队伍中的周恩来等人却对毛泽东的想法表示支持，随即带领军队向西进发。

毛泽东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想法是正确的，是经得起实践考验的。

贵州的敌人势力确实如他料想的那般孱弱，红军队伍在西进路上接连打了多次胜仗，队伍中原本弥散着的低沉情绪逐渐变得高昂振奋起来。

毛泽东提出的改道奇招，一举打乱了蒋介石原本的作战计划。

等他反应过来之后，红军已然离开了原本的包围圈，迈向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摆在眼前的事实让中共中央的领导干部察觉到，此前造成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失败与湘江战役的惨烈牺牲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博古、李德等人在战略指导上犯了错误。

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王稼祥，还特意找到政治局委员张闻天，向他提出取消博古、李德的红军军事指挥权，提议让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在此次谈话结束后，二人的意见达成一致。

1935年1月，中央红军按照毛泽东的计划强渡乌江、攻占遵义。

红军战士们以昂扬的面貌、积极的战斗精神，迅猛地完成了此次转移战斗计划，使得蒋介石的歼灭计划最终宣告破产。

在攻取遵义之后，中央红军得以进行短暂的休整，而中共中央也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开展了为期三天的遵义会议。

早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失败之后，红军队伍中要求更换领导人的呼声就非常高涨。

而在经历此次生死大劫后，很多战士更是表示不愿意再听从博古、李德等人的指挥。

我党人士有着坚定的信仰，红军队伍中少有畏惧牺牲的战士，但是任谁也无法接受，在领导干部错误的指挥下去白白牺牲。

为了更好地开展革命工作，更是为了使红军队伍走上正轨，遵义会议一早就定好了主题，那就是总结此前战役失败的原因，从而吸取经验教训。

然而此时众人尚且没有意识到，此次会议会在我党历史上留下重要的篇章。

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中的风波

其实早在1月7日，博古等人已经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

他预感到自己会在遵义会议上对此前的错误指挥进行检讨和反思，然而即便到了这样的情况下，他仍不肯放弃重新夺权的机会。

为了让自己在会议上得到声援和支持，博古特意来找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凯丰。

凯丰的本名叫做何克全，是江西省萍乡人。

他在大革命时期就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在接触到马列主义后，还曾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进行学习。

在此期间，凯丰结识了同在苏联学习的博古，二人相见恨晚，随后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博古还是凯丰的入党介绍人。

回国正式投入革命之后，博古就主动靠拢在了博古这一边。

还没等博古开口，凯丰就已然明白了他前来的目的，并表示一定会在会议上对他进行支持。

除此之外，凯丰还在会前私下几次找聂荣臻，希望他能够支持博古。

然而聂荣臻却言辞拒绝了这一请求，直接对他说道：“我只会支持正确的一边。”

聂荣臻

1月15日，遵义会议正式召开。

作为总书记兼会议主持人的博古首先作报告，对战役失败原因作出总结。

他在报告中将失败的原因更多地归结为客观原因，反复地强调“敌强我弱”这一问题，对于自己在军事指挥中犯下的错误却闭口不谈。

在此前的反围剿战役中，红军和敌人的力量对比是一比十，在这样严峻的情况下，我军还是取得了胜利。

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反而是红军力量最强的时候，但是我军还是输了。

这就证明问题仍旧出在军事指挥战略上，博古的说法明显是在为自己开脱。

周恩来在博古之后进行发言，他主动承担起了此次战败的主要责任。

博古

在听取这两份报告过后，与会人员张闻天率先进行发言。

出人意料的是，张闻天的第一句话就使得全场陷入到震惊之中。

他当着参会人员的面，一针见血地指出：

“我不同意博古同志的报告，我军接连失败的原因，正是博古等人在军事指挥上犯下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

在听完张闻天的发言后，会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而博古和李德等人的脸色都已然变得难看起来。

然而他也没有办法对这些发言进行反驳，只得以时间已经到了中午为由，宣布会议进行中场休息。

此时凯丰找到博古，略有不满地问道：

“你身为中央总书记和会议主持人，就这么容忍张闻天的肆意攻击？”

听到凯丰这样问，博古也只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到头来也说不出什么话。

凯丰暗自决定，要在下午的会议上给予博古一定的声援。

凯丰

凯丰的讽刺

在下午的会议中，毛泽东第一个站出来表示自己要讲几句。

他率先将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军事指挥客观地概括为三个方面：

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中的逃跑主义。

在之后的一个小时时间里，毛泽东客观、充分地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博古等人犯的军事指挥错误一一列举出来，并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

其中不仅有第一到四反围剿战役军事策略和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军事策略进行客观对比，还有对李德不懂得中国革命特点、只顾用简单计算做部署的尖锐批评。

毛泽东深刻犀利的发言得到了大部分与会人员的热烈赞同，随即就有人提议让毛泽东重新出来指挥红军队伍。

然而就在现场一片热烈支持的氛围中，凯丰提出了反对意见。

凯丰（前排左二）

只见他猛地站了起来，对毛泽东挖苦道：

“你懂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三国演义》。你的军事战略都是从那里学来的，现在用不上了，你还会什么？”

在对毛泽东进行讽刺后，凯丰想当然地又加上一句：

“你不就是凭着《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吗？”

革命初期的时候，凯丰就对毛泽东很是不服，认为这个人总是和农民混在一起，压根没有对马列主义进行过系统地学习，总是提出不同的想法和意见。

王明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做“山沟沟里怎么出马列主义”？

凯丰对于这句话很是认同，因此他认为总是做乡下调研的毛泽东，并不能够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对他的想法和理论也总是持反对意见。

当凯丰站起来直接对毛泽东进行挖苦讽刺后，会场再一次陷入到了沉默之中。

大家都想看看毛泽东面对这样的挖苦会做出怎样的反应。

毛主席

面对如此尖锐的讥讽，毛泽东并没有产生丝毫的恼怒。

那时的他表现得异常从容平和，只是沉静地看向凯丰，抽了一口烟后问道：

“凯丰同志，你读过《孙子兵法》吗？你知道《孙子兵法》有几篇吗？第一篇的题目是什么？”

先前甚是张扬的凯丰一下子被这个问题给噎住了，他没有读过《孙子兵法》，自然回答不上毛泽东的问题。

毛泽东看着凯丰一副吃瘪的样子，没有再对他进行提问，而是客观地说道：

“打仗之事，敌我形势那么紧张，怎能照书本去打！我并不反对理论，它非有不可，要把马列主义当作行动指南，决不能变成‘书本子主义'。”

这一番话恰恰是讲到了关键处，毛泽东的话随即引来了在场所有与会人员的认同。

被驳倒的凯丰还想发言，却被朱德一拳砸在桌子上给打断。

早在博古进行发言的时候，朱德已然被其发言中的推脱责任之辞感到尤为愤怒，他直接表示，如果还让李德、博古等人指挥，自己将不再跟着走下去！

同时他还提议，让毛泽东同志进入中央领导核心，请其他与会人员发表意见。

在毛泽东进行过发言之后，周恩来、聂荣臻、彭德怀等人都对他表示了明确的支持，并强烈要求毛主席重新站出来指挥红军。

博古、李德等人虽心有不满，但仍旧无法抵挡中国共产党走向正确的趋势。

由此，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挽救了党与红军，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过后，凯丰却转变了自己的态度，后来他在党内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遵义会议

知错就改

在后续的革命道路中，毛主席所提出意见的正确性得到了检验，而凯丰也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不过好在凯丰此人知错就改，在之后的工作中也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在两河口会议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凯丰都坚持站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上。

为此他在我党《前进》报刊上发表了一份，名为《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的长文。

在这篇文章中，凯丰揭露了张国焘的野心，尖锐地指出“张国焘是想搞西北联邦政府，最终把党中央也‘联邦’进去”。

和他同为江西萍乡老乡的张国焘在看到这篇文章后羞恼不堪，接连对凯丰展开猛烈的打击工作。

然而面对张国焘的打击，凯丰也没有示弱和屈服。

反而他一直在坚持写文章对其进行批驳。

红军队伍抵达延安后，凯丰被任命为中宣部长。

此时经过长征路上的种种艰难磨砺、风雨同舟，毛主席已然不将此前凯丰的出言讥讽放在心上，二人的关系也变得相当融洽。

在抵达延安之后，毛主席很是看重凯丰具有的文采和能力，时常找他聊天谈心，鼓励他在延安继续发挥长征路上的“笔杆子精神”，多创作出来一些好文章。

就这样，凯丰在毛主席的夸赞与鼓励下坚持创作，不仅写出了《我们所望于北方青年者》等极具深度和教育意义的好文章，还给《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作词。

1942年的时候，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亟需进行。

这个时候毛主席再度想到了凯丰，将这份工作郑重地交给了他，凯丰也不负毛主席和组织的信任，随即筹组起中央编译局，对大批著作进行翻译。

这在当时对于全党学习马列主义，起着重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后，凯丰在沈阳担任市委书记一职。

此后的他不仅为沈阳这座城市的建设和为百姓创造福祉立下了汗马功劳，还为沈阳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做出了众多工作。

纵然身处高位，但是凯丰一生秉持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不为己谋利徇私。

那时他的二女儿在婚后想要让父亲借助手中的权利，将自己与丈夫调到父亲身边进行工作。

然而凯丰却在给女儿的回信中，对这件事进行严词拒绝。

除此之外，凯丰在信中告诉女儿，奉劝他们一家回家种田，还教育她要自己养活自己，可见凯丰此人的清廉。

1955年，凯丰同志在北京因病逝世，年仅49岁。

回顾凯丰的一生，既有过错，但更多地仍是功绩。

虽然他在此前犯下过错，但是好在他知错能改，在之后的革命工作中坚持着为国为民、实现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最终成为了为国家建设、人民安乐做出贡献的人。

同时，从毛主席和凯丰同志的交锋事件中，我们也可以再度感受到伟人的大度宽宏。

毛主席并没有因为凯丰公开的讥讽嘲笑在心中留下芥蒂，反而能够客观地站在问题的角度进行解决和分析，从而获得大家的认可与跟随。

除此之外，毛主席是一个能够团结众多力量、齐心办大事的睿智领袖。

在此后的革命事业里，他不仅没有对凯丰进行打压，反而继续挖掘这个人身上的才干和能力，使得他在各个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实现自己的价值。

正是因为毛主席的高瞻远瞩、宏大心胸，中国共产党在他的领导下才得以走向成熟，最终取得胜利的果实。

谨以此文向知错能改、光明磊落的凯丰同志致敬！

向胸怀宽广、英明伟大的毛主席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