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以贿成昏庸腐朽
自乾隆末年至嘉庆道光时期，在清朝统治下的封建社会中，土地高度集中，财政极度匮乏，吏治极端腐败，军备严重废弛，这个盛极一时的封建国家已迅速走向衰落。随之而来的，则是在全国范围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迅速激化。
清中叶以后，随着地主阶级政治、经济势力的日益巩固和发展，贵族、官僚、地主、大商人开始了对土地的疯狂兼并。满洲贵族在入关后，即以皇室庄田、宗室庄田、八旗田等名义圈占了大量土地。康熙八年（69）清廷虽然正式下达了停止圈地的命令，但此后满洲贵族仍然依恃政治特权继续广占良田。乾隆时，仅由皇室控制的官田、皇庄即达六七千万亩。满族大官僚亦竞相抢占土地。乾隆时当政二十年的大学士和珅占地数千顷，道光时的大学士琦善占地二百五十六万多亩。汉族大官僚对土地占有的数目亦十分惊人。
嘉庆时的两江总督孙玉庭，在山东占田三万余亩。一般大地主、大商人对土地的兼并动辄成千累万。乾隆时直隶怀柔郝氏，“膏腴万顷”。道光初年，直隶沧州袁氏占田二千顷。在贫瘠的陕甘地区，大地主往往乘农民破产逃亡之机，大量占夺民田。“遂有一户而田连数万亩，次则三、四、五万至一、二万者。”这时期，一些大商人利用拥有的大量资金来抢购土地。嘉庆时，湖南衡阳因经营山场、贩卖木材致富的木商刘重伟，其子孙田至万亩。贵族、官僚、地主、大商人对土地的兼并，使得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而广大农民则因失去土地而流离失所。
早在乾隆十三年（1748），湖南巡抚杨锡绂即指出湖南土地集中的严重情况。他说：“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土地的集中愈演愈烈，最后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的严重局面。大批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或沦为佃户和雇工，或成为耕无田、居无所的流民。沦为佃户的农民被迫承受地主阶级高额地租的残酷剥削。当时的地租率，至少是四、六分成（即地主四、佃户六），一般是对半分成，主佃各得一半。佃农除了向地主交纳正额地租外，往往还得向地主缴纳名目繁多的附加租，各种节令时日，农民要向地主缴纳鸡、豕、鱼、帛等等应时之物。除此而外，农民还需负担清廷的各种捐税。这样，农民终岁辛勤所得，已一半甚至大部被地主阶级剥夺去了。一遇水旱灾害，农民竭其所有亦不能完纳地租捐税。许多人不得已而背井离乡，成为流民。沦为流民者，有的不顾清廷的禁令，进入东北、蒙古及沿江、沿海的封禁地区。他们披荆斩棘，艰苦备尝，还要设法应付官府的驱逐，颠沛流离，难以安定。有的流落城镇街头，沿街乞讨。
嘉庆时，北京城内，沦为乞丐的流民达十万多人。封建土地制度，地主阶级对农民敲骨吸髓的封建剥削，将广大农民逼得走投无路，也极大地束缚、摧残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正是清中叶以后，社会经济凋敝、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
乾隆中叶以后、土地的高度集中和残酷的封建剥削，将广大农民逼向绝境。与啼饥号寒、无以为生的广大农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封建统治者的穷奢极欲、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清代封建统治集团的奢侈腐化之风实自乾隆朝开始。乾隆帝当政六十余年，既为清皇朝建立了不世功业，亦留下了衰落疲败的种因。乾隆中期以后，他仿康熙六次南巡之例，六度南巡，而“供亿之侈，驿骚之繁，转十倍于康熙之时”。
乾隆十六年（1751），皇太后六十岁生辰，中外臣僚纷集京师举行大庆。自西华门至西直门外，十余里中“剪彩为花，铺锦为屋，九华之灯，七宝之座，丹碧相映”，“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侲童妙伎，歌扇舞衫”。各地督抚之贡物，争奇斗巧，“广东所构翡翠亭，广二、三丈，全以孔雀尾作屋瓦”。此后，在皇太后八十寿辰以及乾隆帝自己八十寿辰时，“京师巨典繁盛”，与皇太后六十寿辰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竞相效仿。嘉庆道光时，河吏的奢侈，是当时愈刮愈猛的奢侈之风的明显例证。清代漕运依赖运河，故而列朝对河政十分重视，国家财政拨款也很充裕。
然而，乾隆末年以后，国家每年费帑数百万，真正用于运、黄、淮河治理之费不及十分之一，其余悉皆供河吏挥霍而已。河督的奢侈有帝王所不及者。河督宴客集天下之珍馔。为烧一碗猪肉，要杀五十余头猪，取其背肉一脔，余皆弃之。一盘驼峰，必得杀三、四峰骆驼。河督终日置酒高会，参加河督宴会的人，鲜有能终席者。因为每次宴会，往往历经三昼夜而不能毕。
官场中的奢侈不是个别现象。道光时，一个陕西粮道在他迎来送往时，“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大鱼一尾，值钱四、五千文其他如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在官场中的奢侈之风日益蔓延时，一些大官僚和富逾王侯的大地主、大商人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乾隆嘉庆时某阁臣，其家“奢汰异常，舆夫皆著毳毭之衣，姬妾买花日费数万钱”。京师米商祝氏，“其家屋宇至千余间，园亭瑰丽，人游十日，未竟其居”。宛平查氏、盛氏，“其富丽亦相仿”。怀柔郝氏，乾隆曾驻跸其家，“进奉上方水陆珍错至百余品，其他王公近侍及舆僮奴隶，皆供食馔，一曰之餐，费至十余万”。乾隆帝的骄奢淫逸，开一代奢侈之风，而贵族、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奢侈腐化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奢靡之风愈演愈烈，不可遏止，嘉庆帝、道光帝曾力加矫正，然无济于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