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三将军是我军后勤工作的卓越领导者，从红军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他毕生战斗在我军后勤战线，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谱写了保障有力的辉煌篇章。
能为“无米炊”——一款军装的诞生
1931年夏天，红军总部决定给每个指战员添置一套新夏装。但由于当时的经费十分紧张，总部明确规定：每人只能按照三角五分钱的标准做衣服，而且新军装的颜色还要统一为灰色。
当时，杨立三分工主管军需后勤工作，根据总部的指示，他立即让军需处的同志到瑞金城里了解布料及服装加工的有关情况。军需处的同志高兴地来到城里，可四下一打听，顿时感到非常失望。原来，按照当时市场的价格，即使不算上加工费，光做一套衣服的灰色布料就需要四角一分钱，按照总部规定的那个标准，根本就不可能把新军装做起来。回来后，他们在给杨立三汇报时，都泄气地说：“算了吧，这几个钱做什么新衣服，还是买一些花生米吃一吃，改善改善生活算了！”
杨立三
杨立三听了军需处同志汇报的情况后，心里同样非常着急，于是决定亲自到城里了解情况。杨立三带着给养员，顶着炎炎烈日，一口气从总部驻地叶坪跑到瑞金城里，这个店铺转转，那个店铺看看，这个摊位问问，那个摊位谈谈，到处打听布料的价格，弄了一身大汗。结果与先前去的同志了解到的情况完全一样。
然而，杨立三并没有泄气，因为他在了解中发现，灰布价格确实是贵，用总部给的那点钱根本买不起，但白布的价钱却便宜得多，做一套新衣服，买好白布需要三角钱，差一点的只需要二角八分钱，而把做一套衣服的白布染成灰色，需要五分钱。于是杨立三决定买白布到染坊着色。但他转念一想，还是行不通，这样一来，三角五分钱只能解决总部规定的做衣服的灰色布料问题，可衣服还是做不起来，因为裁剪、缝制的钱还没有着落！
红军军装
杨立三看着面前的白色布料，心里着实犯起难来，眉头也皱起了老高。他在心里默默地核计着：买好白布自己着色，每套只需花三分钱买染料，这样一来又便宜了一些。可再一细想，裁剪一套衣服需要二分钱，缝制一套衣服需要三分钱。这么加在一起，一套衣服还是需要三角八分钱，衣服还是做不成。
算计来，算计去，杨立三的眉头终于舒展开了，因为他心里已经想好了一套只需花三角五分钱就可以做好一套新军装的最合理的方案：
买次白布每套花去二角八分钱，买染料每套需要三分钱，裁剪费每套需要二分钱，缝制一套军装的针线再需要二分钱，然后让战士们自己动手，把裁剪好的布料缝制起来，这样下来，做好一套新衣服，正好只用三角五分钱，一分不多，一分也不少！
想到此，杨立三兴奋地自言自语道：“这个方案最可行，战士们总算可以穿上新军装了！”回到叶坪以后，杨立三连夜把了解到的情况和自己的“合理化”建议向总部首长作了汇报，总部首长感到他的方案切实可行，当即决定依照他的计划施行。就这样，很快红军战士都穿上了自己亲手着色、缝制的新夏装，可是他们当中绝大多数同志都不知道，在这样一套简单、质朴的军装里，凝聚着杨立三同志多少心血啊！
杨立三（右一）与杨秀峰等人合影
敢用“土办法”——一次褒奖的获得
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在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的率领下，进行了著名的东征战役。这次战役的目的是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打通抗日路线，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抗日红军和抗日游击队，在发展中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
东征战役历时75天，红一方面军将士在东渡黄河，进击晋西、晋中地区后，迅即回师陕北，取得了歼敌7个团，俘敌4000多人，缴获各种枪支4000余支，战炮20多门，基本实现预期目的的重大胜利。
东征战役的后勤工作和支前工作，是在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下进行的，但具体的组织协调是由时任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兵站部部长兼政委的杨立三负责。
东征战役是在红一方面军刚刚结束长征后不久发起的，当时部队在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困难。为了做好东征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央军委于1935年12月24日下达了《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根据有关指示精神，杨立三立即开始马不停蹄地进行各种准备工作，他一方面充分发动群众，利用刚刚建立起来的总兵站的各级组织进行准备工作；另一方面，他还亲自动手，在很短的时间里配齐了兵站部的干部，新建了分站，开设了三条兵站线，为完成战役保障任务进行了组织准备。
红军东渡黄河
然而，东征战役的最大困难是如何解决13000人的渡河船只问题。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敌人四面包围，严密封锁，根本不可能有现成的渡船，自己动手造船，也面临着缺少木料、时间紧迫的难题。
为了解决这个大难题，杨立三率领总兵站大部分人员移驻到离黄河渡口不远的延川县。他亲自深入到群众中间，了解当地群众渡河的方法，当得知过去有些偷运鸦片烟到山西贩卖的商贩，是用山羊皮筒做筏子过河，每只筏子能渡6至8人的时候，杨立三心里高兴极了。他在把这种土办法了解清楚后，又亲自在寒冷的冬天里用这种筏子试渡了一次，结果效果比较理想。老乡们告诉他，用来做这种筏子的主要材料是整羊皮筒，在当地非常多，而且羊皮筒筏子制作起来也比较简便，于是他提出了制作羊皮筏渡河的方案，以解决部队渡河的船只问题。
就这样，在杨立三的精心组织下，共征调造船工一百多人，制作羊皮筏子近百个，浑筒3000多个，船板1500多条，征招、训练船工200多人。与此同时，在有关人员的紧张工作下，兵站部还为东征红军准备了10天的干粮，以及较为充足的军械、弹药。
羊皮筏
战役期间，杨立三随红一军团渡河，他率领兵站部的同志运输物资、抢救伤员、收集战利品，做了许多工作。东征战役结束以后，毛泽东对杨立三的突出贡献给予了嘉奖。后来，周恩来同志在评价杨立三时，也动情地说：
“杨立三同志从1927年参军起，就安心于后勤工作和财务工作，没有个人打算，不讲价钱。当有些同志还在错误地轻视后勤工作时，杨立三同志即已认识到后勤工作和财务工作是我军建设中的重要部分，深刻地体会到后勤工作和财务工作在保障战争胜利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善施“催化剂”——一个方案的出台
抗日战争进入到1939年4月，时任八路军兵站部部长兼政委的杨立三奉命从延安到达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来到太行以后，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杨立三组建了后勤部，负责领导供给部、兵站部和卫生部的工作，他被任命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
当时，正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处境最为艰难的时期。
从1939年开始，日军将其主要兵力转向华北抗日根据地，对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大规模的“扫荡”，“扫荡”中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妄图摧毁抗日军民的生存基础；国民党反动派也加紧了反共活动，蒋介石调集70万大军，配合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更为致命的困难是，当时华北地区连续发生水、旱、虫灾，粮食大幅度减产。所有这一切，使得抗日根据地内的广大军民没有粮吃，没有衣穿，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和军民生活陷入了极其严重的困境。
滕代远
为了克服困难，巩固根据地，坚持抗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杨立三更是身先士卒，积极投入到了根据地的财政建设和军工生产工作中，保障了部队的军需供应和物资运输。
1943年9月，中央军委任命杨立三兼任八路军前方副参谋长，此时，他认真总结了领导大生产运动以来的主要经验和成果，与八路军总部参谋长滕代远一起研究制定了著名的《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
自开展大生产运动以来，杨立三领导的后勤部生产一直搞得很好，因此给养也比其他部门要好些。然而，有些人对此却产生了不同看法，说杨立三是本位主义，说后勤部有些同志在集体生产之余私人养鸡、养兔，搞小生产是搞资本主义。
彭德怀等总部首长听到这些议论后，明确表态，对杨立三的这种批评是不公正的，这是在军队机关中“犯了严重的平均主义”，“会阻碍集体与个人生产的发动”。彭德怀还明确指出：“要发动个人生产，从生产中得来的私人积蓄不仅不应反对，而且是允许的。某一单位生产好，吃得好，应当奖励，只有那些好吃懒做的平均分子，才应受到批评与指责。”
杨立三（左一）与毛泽东（左三）等人的合影
邓小平同志在一二九师召开的生产动员大会上也指出：“我们必须建立赏罚制度。在命令中要规定，对于个人生产模范、劳动英雄，要给予一百元到二百元的奖金。”他还说：“可能有些同志说，这是不是过高了？我说，不高！因为这是他们的劳动所得，又不是贪污，是应该的。”
这一系列正确思想，极大地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发展，1943年10月1日，一二九师机关人员提出，停发津贴费、菜金和办公费，由自己生产收入中解决。正是在总部首长的关怀和支持下，在大生产运动的深入开展并取得明显成效的形势下，《滕杨方案》才应运而生。
《滕杨方案》以毛泽东同志关于公私兼顾的重要指示为依据，认真总结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经验，批判了“一切归公”、“反对私有”、“个人积累劳动所得是富农思想”等“左”的观点，提出了“生产有分红，劳动有报酬，公私两利”的发展生产的方针，规定了集体与个人生产节约的奖励分红方案。
方案指出：“我们提倡劳动，奖励劳动，只要是劳动所得，自己就有权享受，你生产得越多，你所得的也越多。我们提倡节约，奖励节约，只要是合理的节约，你节约得越多，所得的也越多。我们提倡私人积蓄，只要是劳动所得的代价，你越积蓄得多就越好。”
在方案中还明确规定：集体劳动超产部分“二八分红”，即百分之八十归公家，百分之二十奖励个人；个人劳动超产部分“三七分红”，即百分之三十交公家，百分之七十归个人；私人养鸡、养兔、养蜂所得，全部归个人所有。
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
可以说，《滕杨方案》正确处理了生产和分配、集体与个人的关系，对进一步推动部队的生产节约运动，起了很大作用，方案提出以后，中共太行区党委、太行军区政治部联合发出了向《滕杨方案》生产大道上迈进的指示，太行《新华日报》也发表了《响应“滕杨方案”，检查生产运动》和《培养公私兼顾的群众骨干，加紧开展春耕运动》的社论。
正是由于《滕杨方案》的宣传和推广，太行区的群众性大生产运动的规模越搞越大，军民的生产积极性也越来越高，收效也越来越好。仅在1944年，太行八路军部队就平均每人开荒3亩多，共达88000多亩，占全区开荒总数的三分之一；太岳八路军部队开荒5万多亩，产粮达到25000余石。除此之外，各种军需物资和日用品的生产也越来越丰富。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滕杨方案》获得了普遍的丰收，不仅推动了军民的生产节约运动，保障了部队的物资供应，坚持了对敌斗争，增强了部队的劳动观点，培养了大公无私、先公后私的精神。同时，也澄清了一些同志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当成现实的平均主义思想。这个方案确实是一个政治经济双受益的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