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老同学吴国桢，到台湾后与蒋经国对干，晚年想回大陆未成行

1983年2月，原国民党天津市市长、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杜建时收到一封来自美国的信。来信之人以真切的情感，详细追忆了当年在南开与周总理交往的过程，字里行间流露出深切感人的怀国思乡之情。随信还附带一张为人少见的照片，那是写信者本人跟周总理在南开中学的合照。

周总理（左）、吴国桢（中）南开中学时期合照

信的末尾署名为吴国桢。对于这个名字，杜建时再熟悉不过了，自从中美关系解冻后，他就一直在想方设法跟这位南开中学的学长联系，但多次写信，要么石沉大海，要么就是得到寥寥数语的敷衍寒暄。时隔多年，收到这样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杜建时不敢怠慢，立马将信件及照片转呈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大姐。

吴国桢与周总理：曾经义结金兰，却走向截然对立

1914年，张伯苓创办天津南开中学，共设立甲乙丙丁戊己六个班级，每个班级差半年，规定四年毕业。周总理是丁班成绩最好的学生，吴国桢则是己班功课最好的，两人中间相差整一年。

吴国桢是真正的从小天资聪颖，考进南开中学时年仅11岁，比周总理小了5岁。两人当时都是住校，最初不过是相逢点头，互相知道对方姓名而已，说不上交好。某一日，周总理在学校墙报上出了一个别有心意的谜题，在同学中引起争论，也给吴国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过了几天，两人在校园相遇，周总理对吴国桢说：“你是全校最年轻的同学，在班上又是学习最好的学生，我很喜欢与你交朋友。”从此两人经常在一起谈论学习。周总理组织“敬业乐群会”，吸收吴国桢参加，后来在张伯苓校长的建议下，“敬业乐群会”效仿英美学校，招收15岁以下的学生组成童子军，周总理年纪超标，张伯苓建议由吴国桢担任了“南开童子军”首任队长。

吴国桢在与周总理的交往中，学习了不少为人处世之道，在任童子军队长后，又任敬业乐群会智育部部长，成为周总理的得力助手。

当时，还有一个名叫李福景的同学跟他们要好。吴国桢后来回忆：“至少大约在两年中，我们三人不仅共度了大部分的业余时光，还彼此交流内心深处的思想和青春抱负”，三人对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均能达成一致意见，以致旁人常将他们称之为“三剑客”，而他们也差一点模仿《三国演义》刘关张那样“桃园结义”。

在后来的回忆中，吴国桢说：“年轻的周恩来眉清目秀，说话声音略尖，演讲赛出口成章，给人极深的印象。”

周总理对吴国桢的评价也非常高，说吴“彼时吾一见，即许为异才。”

彼时的周总理跟吴国桢，可以说是英雄相惜。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周总理东渡日本，后转勤工俭学留法，吴国桢则考入清华，毕业后赴美国留学，两人从此各奔前程。

吴国桢考进清华那年14岁，官费保送赴美留学时尚不满18岁，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时，年仅23岁。在美期间，他与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郭泰祺之弟郭泰桢交谊笃厚，又与宋子文及宋美龄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为日后归国从政伏下契机。

1927年，吴国桢自美返国，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江苏交涉公署交际科科长等职。他很想念分别10年的周大哥，四处探询，得知周总理已经成为共产党的知名人物。一天，吴国桢乘电车去法租界，在途中碰见一个像周的人，走路、身段都很像，但此人却似乎并不认识自己，并且还有意避开。吴国桢走上前，喊了一声“翔宇兄”，那人有意无意瞟了一眼，然后匆匆下了电车，消失在人流之中。

当时，蒋介石已经暴露反革命的本质，周总理正在上海领导特科工作，国民党的特务们撒开大网要抓捕他。吴国桢很快也明白了周大哥为什么不认自己，进而又不由得为周大哥的安全担心。

让人遗憾的是，昔日志同道合的好友，却走上了截然对立的两条路。

吴国桢在国民党的仕途极为通达。在外交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就主动提出一份湖北改革计划，获得李宗仁的赏识，被委任为湖北省税务局局长，后又升任湖北省财政厅厅长，其行政能力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1932年，年仅28岁的吴国桢调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从此受到蒋介石的信任，仕途更为通达。没过多久，29岁的吴国桢回到湖北，成为独当一面的汉口市市长。

国共合作抗日后，周总理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同时也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自南京失守以后，武汉三镇成了抗日的重镇，作为汉口市长的吴国桢政务非常繁忙。一天他下班回家时，妻子黄卓群突然告诉他，周恩来来过了，并留下一张名片。吴国桢立即赶往八路军汉口办事处，于是有了他俩久别后的第一次团聚，两人紧紧握手，彼此间很有礼貌。

为了重述旧情和尽地主之谊，吴国桢决定举行晚宴招待周总理。至于怎样招待这位老友，吴国桢和妻子考虑了很长时间。他们认为周总理是个共产党人，可能不愿出席一个正式的宴会，于是就办了一桌十六元的三等晚宴，只请了少数几位在汉口的南开朋友作陪。

周总理那天非常高兴，老朋友都在，他喝了一杯又一杯酒，令每个人都感到快慰。饭后，周总来对吴国桢说：“我得还礼，但我的住处不如这里舒适，可否借你的家，请今天这些人再来叙旧，由我定菜。”

二十年后的重逢，尽管表面上一切都高高兴兴，但彼此都避免谈论国家政事，以免伤及私人情谊。汉口行将沦陷时，周总理曾邀吴国桢同行去宜昌，但吴国桢推说自己事忙，还是分头而行为好。据吴国桢事后承认，他认为周总理当时很可能是试图对其实施统战。

吴国桢没有给周总理实施统战的机会，他在国民党的仕途还远远没到顶点。1939年，他出任陪都重庆市市长，1943年，出任外交部政务次长，1945年，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国民党还都南京后，吴国桢出任了上海市市长。

在吴国桢平步青云的同时，跟周总理的关系却渐渐疏远了。

国共和谈期间，周总理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奔走于延安、重庆、南京和上海之间，吴国桢则是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部长。尽管吴国桢没有直接参加和谈，但作为政府方面的主要新闻发言人，在中原之战、东北停战、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等问题上，斗鱼周总理展开了频繁的论战。两位昔日的挚友，为了本党的利益，借诸报端，常常指名道姓，唇枪舌战。彼此见面时，也时常充满着争论。

重庆谈判时期的吴国桢（后排右一）

据吴国桢回忆，“我刚到南京不久，他就拜访我。国民党军队刚占领了东北的长春，对用武力占领长春，他提出了强烈抗议。当然，我是站在我们政府一边，会谈一点也不和睦。”

1946年10月的一天，周总理到已担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办公室，抱怨说自己在上海外出活动时，总是被特务跟踪。吴国桢则辩解说，这是为了保护周总理。不久后，蒋介石彻底撕下伪装，发动全面内战，周总理也离开了上海，此后两人再也没见过面。

1948年底，新华社公布43名国民党战犯名单，吴国桢的名字赫然在列。在解放军即将发起渡江战役，攻克南京和上海前，周总理还安排了一次对吴国桢的策反。一个吴国桢的留美同学，受派前往转达，然而吴国桢却选择了坚定站在国民党一边，拒绝了策反提议。

随着蒋家王朝的崩塌，吴国桢也随之飘零到台湾一岛。具有丰富行政经验的吴国桢，在偏安的蒋家小王朝中当仁不让，成为“台湾省主席”。

在台湾：与蒋经国对干，反对蒋氏“家天下”，招来“天下第一大忌”

吴国桢在上海市长任上，就跟蒋经国结下了梁子。1948年，蒋大公子雄心勃勃到上海“打老虎”，试图用铁腕手段，打击投机商人。吴国桢从经济观点出发，认为高压的政治手段，无法解决经济问题，抵触蒋经国的“经济改革”。

吴国桢认为，当时国内通货膨胀，经济濒临崩溃，病根在于军费开支浩繁，财政出现赤字，于是不断印钞票，进入恶性循环。如果一定要改革有效，估计起码要有五亿银元做后盾。蒋经国却不管这些，他刚刚从东北“铩羽而归”，上海“打老虎”正是他东山再起的战场。

蒋经国上海“打虎”最终还是失败了，他“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豪言壮语，在碰到孔宋两大家族后支离破碎了。孔令侃的“扬子案”牵出了宋美龄，“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变成了“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但蒋经国却把这笔账记在了吴国桢头上，责怪“夫人派”的吴市长不肯合作。

到了台湾，登上“省主席”宝座的吴国桢，不久便与掌握政治大权的蒋经国发生冲突，且愈演愈烈。

蒋介石逃到台湾后，一切重心都开始为蒋经国接班作准备。大量昔日的军政要员被驱赶下台，蒋经国控制了特务系统，还要控制军队，还要搞各种各样的小组织，以培植自己的“太子系”势力。

蒋经国搞了一个“救国团”，风风火火地组织起一个又一个的政治活动。然而，活动需要经费，不够怎么办？蒋经国就到国民党伪政权管辖下的唯一一个完整省——“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处报销。吴国桢则表示党团的活动经费，不应由“国库”解决，以此卡了蒋经国的经费。

这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在蒋家父子眼中，从来都是家党国三位一体，“国库”的跟蒋家的还能有什么区别？其实，吴国桢也知道阻止不了“蒋太子”，无非就是给他出点难题，发泄一下心中的恶气而已。

吴国桢还指责蒋经国当特务头子。在蒋家父子的规划中，蒋经国就是从控制特务系统开始的。当蒋大公子又怎么能跟过去的戴笠、毛人凤之流相提并论呢？因此，虽然管的都是特务的事，但蒋经国贵为“太子”，又岂能称为“特务头子”呢？连孔乙己都知道，茴香豆的“茴”字是有四种写法的，吴国桢难道不知？

蒋介石亲自召见吴国桢，希望他能跟蒋经国合作。吴国桢直接对蒋介石说：“经国兄，当然我是帮忙的，蒋先生叫他管特务，事情做得再好，天下人都是怨恨的，如果不做特务，我决心尽力协助。”蒋介石听得双手直摸脑袋，面露不快之色，表示“我今天头疼，改天再谈。”

吴国桢既然知道蒋经国是“特务头子”，就该清楚过去的中统、军统特务们是怎么“做事”的。1952年复活节，吴国桢和夫人由日月潭下山回台北，因为夫人胃病发作，中途到台中无锡饭店吃了个饭。在这个“意外”的停留中，司机发现汽车前轮的螺丝被人拧松了。吴国桢怀疑，有特务在暗中向他们下毒手。

各种迹象表明，吴国桢的“省主席”是干不下去了。1953年，吴国桢辞职，准备去美国却遭到蒋介石的阻挠。后来还是通过宋美龄及美国人的施加影响，吴国桢才得以顺利离开台湾去到美国。

在美国，吴国桢跟蒋介石父子及国民党政权大打笔墨官司，痛骂蒋氏“家天下”，揭蒋介石集团的老底。

1954年3月14日，吴国祯在伊利诺斯州埃文斯顿举行记者招待会，谴责台湾国民党政府“不民主”，“实施一党专政”等，宣布同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此一举动，颇为世人所瞩目。

蒋介石得知，斥责吴国核“负重要职责二十余年，乃出国甫及数月，即‘诬蔑政府’”。遂于3月17日下令，撤免其“行政院”政务委员一职。从此吴国祯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为了能使儿子离台来美及全家糊口度日，吴国祯与(芝加哥论坛报)签订了为期3年的合同，担任该报远东问题顾问。7月.他的儿子离台湾至美，全家团聚。他们在埃文斯顿居住了13年。

晚年的祖国情：读《邓选》盛赞新中国

在后来的悠悠岁月里，吴国桢一面在大学任教，一面著书立说。其英文史学著作《中国传统》、英文小说《永静巷》等，风行美国。

经历巨大创痛的吴国桢，在对往事深沉反思中密切关注国际风云变幻。新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益，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与日本关系正常化。历史和现实把吴国桢的思想和心态，逐渐推向同新中国人民政权接近。

1982年冬，吴国桢的长婿俞益元从大陆带回吴国桢与周恩来在南开中学结拜为兄弟时的照片。吴国桢见此照片百感交集，勾起他与亡友的情谊。1983年2月，吴国桢将照片、怀念周恩来的诗、情真意切的思乡信寄南开老同学、前天津市市长、全国政协委员杜建时。邓颖超、廖承志读罢杜建时转致的诗和信，热情邀请吴国桢夫妇回国观光。获此信息，感动不已的吴国桢派其长子吴修广夫妇赴大陆访问，为他回国成行作准备。

杜建时寄赠《邓小平文选》一套，吴国桢阅读后在致杜建时的信中写道：“小平先生想做之事，乃扭转乾坤之事……弟读文选完，已知其真先能见得到。再由个人向来做事精神推之，锲而不舍，百折不回，则何事难成之有！弟不禁为国家、为民族企望其早日成功也。”

1984年初，赴大陆讲学的吴修广夫妇受到政府热情接待。不久，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联名邀请吴国桢夫妇携子女回国观光。1984年2月23日吴国桢复信杜建时：“顷又得来函，示知邓颖超主席和杨静仁部长殷勤邀请回国观光。雅意深情，中心铭感”，“惟内子身体素弱，对于万里飞行，未免心怯。且近患骨脊炎及胃病，延医诊治，稍见效果，一时更不敢远离医生。”据此，杜建时建议：争取新中国国庆35周年庆典日前抵达北京。

吴国桢与杜建时为归国观光事书信往返期间接受江南采访时强调：“台湾是不可能独立的，独立没有前途。”他兴致勃勃地对江南说：“现在中共有一个空前难得的机会，为国家、为人民创造一个新的社会经济制度。这一点，我寄予厚望。”面对江南，吴国桢毫不掩饰内心深处对邓小平的敬佩。他说：“邓小平先生的《文选》，我看过三篇，并用红笔加批注圈点。邓先生我极钦佩!如果中国朝现在的方向走下去，再走15年，未来的世纪，将是中、美、日三国的天下。”

吴国祯因国家领导人的邀请而感动，只是由于夫人黄卓群女士的健康原因未能成行。于是，杜建时又给吴国祯去信，建议他带子女来华，于国庆节回国。

4月底，杜建时得悉他已定于9月底偕夫人双双返回，重履神州，一偿多年宿愿。孰不料吴国祯竟于6月6日在美国病故。宿愿未酬身先死，此恨绵绵无穷期！

参考资料

《国民党四十三位战犯的最后结局》，何明，中共党史出版社

《我所知道的吴国桢》，吴永平，建始文史资料

《吴国桢视野里的周恩来》，马军，二十一世纪双月刊

《浸润西方之风的吴国桢其人》，倪良端，纵横

《周恩来与吴国桢》，盛典，岚声，文史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