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江西找到毛主席“失散儿子”后来怎样了？蹊跷身亡死因成谜

主席一生前后共生有十个孩子，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里，不幸的是，先后夭折了两个，战场上牺牲一个，丢失了四个，而其中最有希望存活于世的，惟属五子毛岸红了。

主席经历的丧失子女的痛楚，非一般人所能想象和忍受，建国之后，国内环境趋于平稳，主席思儿心切，组织上派人前往全国各地寻找自己丢失的孩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两岁的毛毛被寄养，而后杳无音信

毛岸红是贺子珍同志和主席所生的第二个孩子，1932年出生于福建省长汀市的福音医院，由傅连璋接生，因其为男孩，所以主席在起名字时想到要和前妻杨开慧留下的三个儿子即毛岸龙，毛岸青和毛岸英同取其中一个“岸”字，就叫毛岸红。

主席和贺子珍

孩子刚出生的时候，贺子珍同志恰巧正身患疟疾，为了不影响孩子健康成长，主席便为孩子找了一个奶妈，这个奶妈原是江西人，在江西那边有一个说法，习惯性的将小孩子称为毛毛，因此，主席和贺子珍同志也经常称呼毛岸红为毛毛。

毛岸红是主席和贺子珍同志所生六个孩子中唯一一个在两人身边长大的孩子，因此主席对其特别宠爱，不管去哪儿都要带在自己的身边，生怕受到半点伤害，主席经常开毛毛的玩笑，说自己名字当中只有一个毛字，而毛毛有两个毛字，将来一定会比自己有出息。

毛毛长着一双浓眉大眼，笑起来特别像毛主席，主席每次忙完事情之后，都会抽点时间来到医院，从奶妈手中接过毛毛，然后是又亲又抱，哄着毛毛入睡，这位惯以雷厉风行的伟人，在日常生活中也不免流露出柔情似水，儿女情长的一面，而主席对毛毛的宠爱，不言而喻。

毛毛的奶妈和毛毛

然而主席身上肩负着大任，当时的局势并不乐观，毛毛出生前后正是主席政治生涯最黑暗的一个阶段，有时候家与国的重担并不能同时担起，有舍才有得，但有得就有舍，关键是看自己如何抉择，但不管作出怎样的选择，结果定是高下立判。

1934年10月，在王明路线的指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工农红军不得不退出赣闽根据地，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主席为此事经常是愁眉苦脸，而毛毛这个时候已经两岁，因其乖巧可爱，经常为主席充当开心果的作用。

红军长征开始后，许多将士为了革命不得不将自己的孩子留下来，因为拖家带口势必会对革命产生不利的影响。

红军长征线路

而主席和贺子珍同志也决定要将两岁的毛毛留下来，至于给谁抚养，考虑到以后为了方便接回自己的孩子，他们决定把毛毛交给坚持游击活动的弟弟毛泽覃和弟媳贺怡进行照顾。

毛泽覃

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在这样特殊的大背景下，面临着生死难料的离别，难免会有无限感伤和不舍，临行前，作为母亲的贺子珍从邻居那儿借来了一些棉花，把自己的灰布军大衣裁开，伴着煤油灯，给毛毛缝了一件小棉袄交给毛泽覃，正是因为这件毛衣，成为了后来贺子珍找到毛毛最有力的证据。

随后两人便跟着大部队离开了赣闽地区。

红军离开后不久，瑞金和中央苏区便落入了敌军之手，毛泽潭考虑到自己身份特殊担心会走漏消息，对毛毛不利，于是便把毛毛先安置在一户农家里，接着毛泽潭又命令自己的警卫员将孩子送到瑞金乡下老乡的家里隐蔽起来。

后来毛泽覃在一次战斗中不慎牺牲，而警卫员也跟着中弹阵亡，老乡为躲避战祸带着一家人东躲西藏，知情人已不在，毛毛从此下落不明，是生是死，确实没有半点消息。

朱道来逐渐浮出水面，希望之火重新被点燃

解放前夕，毛泽覃夫人贺怡为了实现自己丈夫的遗愿，同时也为了满足主席和贺子珍对儿子的思念之情，只身前往江西地带寻找毛毛，在寻访多日之后，她似乎打听到了消息。

那个时候主席才进北京城没多久，就住在香山地区，有一天，贺怡匆匆忙忙来到了主席住所双清别墅，她告诉主席，之前在江西丢失的毛毛现在已经找到了。

贺子珍和贺怡

主席听到后非常高兴，连忙向贺怡进一步打探更多细节，可当贺怡将孩子的具体情况及更多细节向主席陈述之后，主席又变得眉毛紧锁，原来，贺怡描绘的这个孩子其年龄，样貌和时间同主席心中认定的有很大的出入。

主席随后对贺怡说：

“小毛毛在两岁的时候，我们没有能力保证孩子的安全成长，在战乱中，人家老百姓为了照顾小毛毛不知吃了多少苦，现在条件好了，又要把孩子要回来，我们对不起人家啊，我的建议是，你还是不要再去找毛毛了。”

但贺怡心有不甘，于是她又重新回到江西地区，来到吉安一带，继续为寻找毛毛而奔波，但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因遭遇车祸而不幸遇难，主席听到这个消息心中非常难过，满怀歉意，而他寻找孩子的欲望也在不断降低，后来他说：

“不要再找了，就让孩子留在民间吧，至少他还有自己的养父母，虽然我很想自己的孩子，但我不希望有更多人为此而做出牺牲。”

可尽管如此，作为母亲的贺子珍仍不愿放弃寻找孩子的希望，新中国成立后，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在其担任福建省副省长的时候也在通过多种渠道寻找毛毛，虽然能够听到一些传言，但一直得不到确切的消息。

贺子珍

1953年，在上海休养的贺子珍给当时的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寄了一封信，信上写到：

自己在瑞金时生了一个小孩叫毛毛，1934年长征出发时交由毛泽覃夫妇照顾，后下落不明，现思儿心切，烦请帮忙寻找。

看到主席夫人写来的信，江西省省长邵式平不得不重视，他立马派省优抚处部长王家珍组成专门小组下到江西各地，从红军留下的孩子中打探毛毛的消息。

起初没有眉目，王家珍也不敢确定孩子是否还在瑞金，但一次偶然的行为让王家珍得到了线索，当时王家珍在档案馆查询资料的时候看到《瑞金县志》，在1934年这一栏记载了有关于毛毛的信息，但只有一句话，即“共党魁首毛泽东， 生有一子寄留瑞邑。”

这句话虽然起不到多大的线索作用，但至少让王家珍意识到孩子确实是在瑞金。

遍地寻访后，王家珍终于从一个年过六旬的老人口中打听到，有个叫朱盛苔的农民曾在1934年时收养了一个红军“大佬”留下来的孩子，后来取名朱道来，时间上和毛泽覃托付的时间基本吻合，而且其相貌和主席年轻的时候非常相像。

王家珍来到朱盛苔家里，朱盛苔夫妇当时已经50多岁了，他们在听完王家珍的发问之后，都异口同声的点头回答，说自己当时确实收留了一个红军送来的孩子，朱盛苔将当时发生的事情向王家珍又复述了一遍。

1934年10月，红军大部队已经陆陆续续离开了瑞金这个地方，红军一走，当地百姓就意识到，如果国军打过来，自己就要开始遭殃了，于是他们都准备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朱盛苔夫妇也是如此，可就在她们准备吃完饭逃命的时候，一个姓朱的干部和两个红军快步闯了进来，看来非常急，一个红军手里抱着一个孩子，另一个红军则提着一个包袱。

抱孩子的红军对朱盛苔说道：“老乡，这是一个红军的孩子，大部队走了，我们也要去打游击，烦请两位帮忙照顾一下。”

朱盛苔夫妇感到非常突然，一件这么大的事情就这么简单的发生了，两人没有反应过来，然而，这个时候也不好拒绝，所以朱盛苔夫妇只有答应这位红军干部，将孩子留下来。

而当时朱盛苔家里已经有了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家里非常贫困，每餐只能以红薯充饥，还有老母亲卧病在床，所以朱盛苔和黄月英能将这个孩子拉扯大，做出的牺牲取舍和艰难我们无法想象，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朱盛苔夫妇为了掩人耳目给孩子改名为朱道来，意思就是半路捡来的孩子，不过当时国军已经大概知道主席在瑞金这个地方留下了一个孩子，但至于在哪儿他们也不知道，于是1935年2月，国军在瑞金这个地方开始实行地毯式搜寻。

朱盛苔夫妇在熟睡中被村口起伏不断的狗吠声吵醒，惊醒之后的朱盛苔看到不远处火星点点，想必是国军已经到来。

他随意抓了一件衣服披在身上，将孩子裹在棉袄里，从后窗翻出，顺着小道迅速离开村子，躲在离村口三公里外的一家小破庙里，等国军离开之后才敢出来，当时正值2月份，虽然是南方，但天气也是异常的寒冷，衣着单薄的朱盛苔冻的随后得了一场大病。

整整19年的时间，朱盛苔和黄月英带着五个孩子含辛茹苦的度日子，而他们对待朱道来比自己的亲生孩子还要亲，送他读了小学又读中学……

听完朱盛苔夫妇的回忆之后，王家珍决定给孩子做一个医学鉴定，但朱盛苔夫妇说孩子已经在两个月前被一个南京的女子给接走了，不过也留下了照片，王家珍看完照片之后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便将这个消息告给了江西省省长邵式平。

朱道平

得到消息的江西省政府立马将这个消息又传达给了中组部，而中组部则将孩子的照片寄给了贺子珍，贺子珍看完材料之后从床上跳了起来，喜不自胜，几次断言这就是和自己失散的孩子。

贺子珍认子，但情况又有突转

从照片和相关材料上来看，这个叫朱道来的孩子确实和毛岸红很像，但为了进一步得到验证，贺子珍向组织申请，希望能邀请朱盛苔夫妇及王家珍带着孩子前往上海进行相认。

但孩子在南京女士的手里，王家珍通过打听知道这个女士叫做朱月倩，在得到朱月倩的理解和支持下，不久，朱盛苔夫妇就带着 朱道来来到了上海，贺子珍在仔细端详周道来的形象之后，泪流满面，声音颤抖着说：“这就是我的毛毛，就是我的毛毛！”

后来朱盛苔和黄月英将当初贺子珍亲手织给毛毛的棉衣拿了出来，这让贺子珍不禁想起了当时送别毛毛离开时的场景，她紧紧的搂着朱道来呼喊哭诉，生怕毛毛再次离开自己，在所有证据都能证明这是自己孩子的情况下，只等主席点头了。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谁知这时那位在南京的朱月倩女士不干了，她宣称这个孩子是自己和霍布青的儿子。

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当时的华东局也被搞得晕头转向，虽然贺子珍能拿出证据，但朱月倩也拿出了证据，而且两人都有特殊的背景，两人都为革命付出了一切，都是革命的功臣。

华东局顿感兹事体大，不可不察，处理起来也非常棘手，作为母亲，她们现在都只想拥有一个孩子的权利，其感情是非常炽烈的，如果处理不好或不妥，必然会影响一个家庭的幸福。

随后华东局决定深入调查，由办公厅主任赵尚志亲自坐镇，在这位精明的主任细致调查和走访后，关于此事的真相逐渐浮出了水面，而华东局对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有了点眉目，可仍旧不敢轻易下结论。

朱道来

而当时这个叫做朱道来的孩子已经被贺子珍接去了上海，没办法，赵尚志只有亲自前往上海对奶妈黄月英和朱盛苔两人进行询问，但不管怎么询问，黄月英都果断认为这就是主席的孩子，尽管赵尚志多次提及朱月倩提供的证据，但黄月英依旧不改其口。

后来赵尚志决定从孩子入手，但孩子被送出去的时候才几岁，记忆非常模糊，对于赵尚志的不断提问，朱道来自然是一问三不知。

赵尚志见这件事情一时不能解决，于是便向江西省省长邵式平打了电话，希望邵式平协助自己进一步进行调查，而邵式平则派出当时负责调查的王家珍，将所有的证明材料寄去华东局，几乎所有的证明材料都在证明朱道来就是贺子珍的孩子。

可朱月倩的证明材料也依旧有效，这就难住赵尚志了，昔日精明的赵尚志在这件事情面前居然变得手足无措，不得已，他便将这件事情往上报，希望中组部能够站出来解决这件事情。

要知道，让中组部为了解决一个孩子的归属问题站出来难免小题大做，不过当时的中组部确实是这么做了，也说明当时中组部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视的。

中组部给贺子珍打去电话，要求贺子珍带朱道来以及黄月英前往北京，同时也让朱月倩来北京一起进行商讨，朱道来抵达北京之后引来了很多好奇人士的围观，他们都想亲眼目睹这个孩子，想看看他到底和主席长得像不像。

贺子珍和朱月倩因为孩子的事情在会议上吵得不可开交，两人互不相让，纵使贺子珍的证据和材料比朱月倩更加丰富也更加让人信服，但朱月倩的强硬态度表明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绝不退让，事情因此骤然变得复杂起来。

毛主席

主席在听完总理汇报之后，决定从大局的角度出发考虑和解决这个问题，看着自己的亲生骨肉马上就要回到自己的身边可又不得的情形，他心里也不好受，但主席也不想因此伤了两个母亲羸弱的心，更何况因为此事，朱道来已经耽误了近两个月的功课，为了不影响孩子的成长，他最终含泪作出决定：

“不管是谁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

据主席身边警卫人员邬吉成回忆道：

邬吉成

“主席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会让自己的悲伤情绪让别人看见，当时作出要将朱道来交给组织部的决定的时候，他虽然表现的很淡定，但是在晚上的时候，也会偷偷躲在房里流眼泪，没人能理解他心里到底有多痛苦。”

最终组织部决定，既不让孩子回到朱月倩身边，也不让孩子跟贺子珍回到上海，就让孩子留在北京，由组织部副部长帅孟奇负责照顾朱道来的日常生活（当时帅孟奇和邓颖超两人收留了不少英雄的遗孤和革命者的后代）。

朱道来和养母黄月英分别时，两人哭的不成样子，毕竟生母不如养母亲，黄月英照顾了朱道来20多年，在感情上早已是无比深厚，难分难舍的了。

留在北京的朱道来后来直接被安排在北京师大南二附中学习，在这里和他一同学习的还有很多革命者的后代，他们都是英雄的子女。

朱道来亦深知自己文化底子薄弱，便力争上游，发奋读书，期末考试时，每门课的成绩几乎都在80分以上，最终考上了北京名校，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国防科研部门工作。

蹊跷身亡，死因成谜

王家珍比朱道来小一岁，两人因此建立了深厚的兄弟友谊，王家珍和朱道来于1953年分开后，两人不断通过书信联系，关于朱道来被分配到国防科研部门工作之前的所有信息，王家珍都了如指掌，但此后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越来越少，以至于到1966年，两人书信全无。

失去联系之后，王家珍担心朱道来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毕竟当时比较特殊，可不管王加珍怎么打听朱道来的消息，得到的结果依旧是空白的，到1974年，王家珍突然想到当时已经70多岁的朱盛苔夫妇，跟向他们打探消息。

黄月英悲惨而又痛苦的向王家珍说：

“道来已经没了，他在南京已经被红卫兵给打死了，早知这样，说什么我都应该把道来留在我的身边，哪怕是跟着我和盛苔一起下地种田。”

说完，黄月英泣不成声，王家珍本来想开口说点什么，但满腔悲伤又无从说起，他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这个七旬老人。

但朱道来真是被人打死的吗？并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也有人说朱道来是患病去世的，就连具体的时间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朱道来去世不久，曾经的养父朱盛苔就于1973年病故，而养母黄月英也于1980年去世，朱道来在南京的死因，至今已是无人知晓，也无人去了解核实，留下了不详面目的谜团，渐渐沉入历史的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