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礼上的陌生人
那天,继父的骨灰盒前站着一位陌生老人。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手里握着一顶带着油渍的老式工人帽,眼睛湿润地望着遗像。
我心里一阵困惑,这人是谁?
为何在这最后时刻出现?
我站在灵堂一角,手握白花,心如止水。
十年了,我与继父之间的话语像是被东北的寒风冻住,结成了厚厚的冰层。
那是九二年,我高考落榜,他沉着脸,手指在餐桌上敲出不耐烦的节奏:"不争气的孩子,将来有什么出息?这点困难就趴下了,连你妈都瞧不起你!"
这话如同一把刀,刺痛了我十七岁倔强的心。
当晚,我把自己反锁在屋里,把他送的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狠狠摔在地上。
从此,我与继父之间筑起了一堵无形的墙,隔着客厅相遇也只是目光交错一瞬,便各自错开。
继父姓吴,是本地北方机械厂的一名高级工程师。
八十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全国,厂里效益不好,很多人下海经商,包括我那些叔叔阿姨们,都纷纷辞职出去"杀猪宰羊"。
唯独继父,这个倔强的老东北人,像一棵扎根厂区的老松,固执地留在厂里。
"死脑筋",这是母亲常挂在嘴边的评价。
"老古董",这是我心中对他的固执印象。
我只记得他的苛责和严厉,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从不曾抚摸过我的头,那张总是绷紧的脸仿佛永远带着不满和挑剔。
"不许这样"、"不许那样",仿佛他的字典里只有禁令和规矩。
"小张同志,你就是吴师傅的闺女吧?"陌生老人突然开口,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带着些许沙哑。
"我姓张,是他的继女。"我纠正道,声音冷硬如铁,下意识地强调那个"继"字。
二十年来,我从未认可过这个父亲的身份。
老人愣了愣,眼中闪过一丝诧异,随后长长地叹了口气:"吴师傅命苦啊,一辈子默默无闻,可他救了我孙女的命,这份恩情我们全家都记着哩。"
什么?
继父救过人?
我从未听他提起过这件事,家里人也没有谁说起过。
老人看着我困惑的表情,眼中流露出难以置信:"他真没跟你说过?这么大的事儿,他居然一个字都没提?"
我摇摇头,心中泛起一丝波澜。
老人抹了抹眼角,缓缓讲述起那段往事。
那是一九九一年夏天,北方难得的一场暴雨,江水漫过堤坝,工厂围墙倒塌,洪水涌入宿舍区。
继父当时值夜班,听到呼救声后二话不说跳入齐腰深的洪水中,将被卷入下水道的老人六岁孙女救了出来。
"水那个凶啊,跟活了似的,我孙女差点就没了,是吴师傅冒着生命危险把她拽上来的。"老人声音哽咽,"他救人那会儿,手都被下水道口的铁栏杆划破了,血染红了一片水。"
我恍然想起,那年夏天,继父的右手掌有道深深的伤疤,包了很久的纱布。
他说是工作时不小心划的。
"他回去后,我去感谢他,他却说:'看到你孙女就想到自己家闺女,咱们工人哪能见死不救?都是自家人,别放在心上。'"老人摇着头,泪水顺着皱纹滑落,"这么好的人,老天爷怎么就这么早把他接走了呢?"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喉咙发紧。
继父从未对我提及这事,就像他从未提及他爱我一样。
葬礼上,我看着那些前来吊唁的工友们,他们的眼中都闪烁着真诚的悲痛和敬意。
我突然意识到,或许我根本不了解这个与我生活了二十年的男人。
我凝视着那张黑白照片,那是继父四十岁时拍的工作照,眉头微蹙,目光坚定,嘴角紧抿——我从小就害怕的表情。
可如今再看,那分明是一种责任和坚韧,而非我想象中的苛刻。
葬礼结束后,我帮母亲收拾继父的遗物。
母亲从衣柜最底层取出一个布包,上面绣着几朵腊梅,针脚细密,是七十年代的手艺。
"这是你继父的工资本和日记,他一直放在枕头底下,让我等他走了再给你。"母亲声音微颤,"他是个倔脾气,说不出口的话,都写在这里了。"
我接过布包,掂量着,里面沉甸甸的,像是装着千斤重的往事。
回到自己租住的小屋,我打开那个布包。
里面是一摞发黄的工资本和一本褪色的笔记本,还有一枚铁制的"北方机械厂劳动模范"徽章,已经有些锈迹。
翻开工资本,我发现每月都有一笔标注着"张岚学费"的支出,从我大学到研究生,一分不差。
九七年,我考上大学,学费一千六百元,几乎是他当时三个月的工资。
那时候北方机械厂已经濒临倒闭,工人们时常领不到全额工资。
我一直以为是母亲维持着家用和我的学费,没想到是这个我疏远了十年的男人,默默承担着一切。
打开那本暗褐色的笔记本,扉页上工整地写着"家事记"三个大字。
笔记本上,记录着他对我的点滴关注:"1992年10月15日,岚岚今天期中考试语文第一,没敢表扬,怕她骄傲。心里高兴,偷偷买了两个肉包子放她书桌上,就说是楼下王大娘送的。"
"1995年2月3日,看到岚岚熬夜读书备考,想送杯热牛奶,又怕她嫌烦。站在门口听了十分钟,确定她没睡着才回去。"
"1998年9月1日,今天是岚岚上大学的日子,在火车站远远看了她一眼,长大了,越来越像她亲爸了。希望她别像张明那样浪荡,要有出息。"
张明,是我的亲生父亲,一个在我五岁时因赌博负债离家出走的男人。
母亲后来告诉我,他在我七岁那年死于一场酒后斗殴。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继父的严厉背后是怎样的爱和担忧。
他怕我像亲生父亲那样玩世不恭,所以给我立下严格规矩;他不善言辞,却用实际行动支持我的每一步;他刻意保持距离,却在暗处守护着我的成长。
我翻到最后一页,上面写着一句话:"今年是我和岚岚十年没说话,希望手术成功后能有勇气和她道个歉。"
日期是两个月前,那时他已经确诊肝癌晚期。
眼泪夺眶而出,模糊了我的视线。
我想起那天在医院,他躺在病床上,望着窗外的杨树,轻声说:"岚岚,这次怕是不行了。"
我站在病床边,沉默不语。
他又说:"这些年,对你严厉了些。"
我只是点点头,没有回应。
如今想来,那是他在向我道歉,而我,错过了与他和解的最后机会。
第二天,我回到老家,母亲正在收拾继父的衣物。
"妈,爸他——"我犹豫了一下,"爸他生前最后一段时间是怎么过的?"
母亲愣了一下,似乎很惊讶我会叫他"爸"。
"还能怎么过?病恹恹的,可倔着不肯住院,说花那冤枉钱干啥,还不如攒着给你。"母亲擦了擦眼角,"直到前年厂里倒闭,他才同意去医院检查,可早就晚了。"
母亲从柜子里取出一个红木小盒子,打开来,里面是一枚闪亮的大学校徽——那是我大学的校徽。
"这是他从你包里偷偷拿的,说是想看看你念的学校啥样。"母亲苦笑着,"他连你大学校门都没进过一次,怕你在同学面前难为情。"
我接过校徽,发现背面刻着我的名字和入学年份,是那年新生入学时统一发的。
他居然一直珍藏着这个小小的金属片,像是握着我生命中的一个里程碑。
我突然想起高考那年,我落榜后,他不由分说拉我去工厂参观。
那时厂里的情况已经很差,机器轰鸣中,工人们满头大汗地劳作。
他指着那些工人说:"看见没?没文化就得受这份罪,你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就得像他们一样。"
当时我以为他是在羞辱我,转身就走。
如今想来,他是想让我明白知识的重要性,激励我不要放弃。
第二年,我重新高考,考上了省重点大学。
他没有表扬我,只是在饭桌上多给我夹了一块红烧肉,眼睛里闪着光。
"他其实一直很骄傲。"母亲递给我一张泛黄的报纸,"这是他收藏的,你看第三版。"
那是一份1999年的《厂报》,第三版有一篇报道,标题是《北方机械厂工程师吴德民的女儿考入省重点大学》。
文章下方附着一张我的照片,大概是他偷偷提供给厂报的。
报道的最后写道:"吴师傅说,女儿的成功是对他多年严格教育的最好回报,他希望厂里更多的工人子弟能够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我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顺着脸颊滑落。
原来,在我不知道的时候,他一直为我骄傲着。
下午,我去了厂区,那里已是一片萧条。
北方机械厂曾经是这座城市的骄傲,如今只剩下残垣断壁,杂草丛生。
我沿着记忆中的路线,来到了当年的车间。
屋顶已经塌陷,设备被搬空,只剩下墙上褪色的标语:"质量第一,效益为本"。
在车间角落,我发现了一块铭牌,上面写着:"先进操作法发明人:吴德民 1988年"。
那是继父年轻时的荣誉,已经被岁月和灰尘掩埋。
我用手擦去灰尘,金属铭牌在夕阳下泛着微光。
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从远处走来:"姑娘,你是来参观的?这厂子都倒闭好几年了。"
"我是来看看我父亲曾经工作的地方,他叫吴德民。"我轻声回答。
老人眼睛一亮:"老吴的闺女?你就是那个大学教师?"
我点点头,有些诧异他怎么知道我的职业。
"你爸常在厂里提起你:'我闺女现在是大学老师了,可比我有出息多了。'"老人笑着说,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他说话不多,可一提起你就像变了个人似的,眉飞色舞的。"
我呆立在原地,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前年厂子关了,大伙儿都散了,就他还天天来这儿转悠,说是舍不得。"老人叹了口气,"真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走了,厂里的老同志们都很难过。"
我问老人:"您知道这次来参加葬礼的那位穿中山装的老人是谁吗?"
"哦,那是刘师傅,从哈尔滨专程赶来的。"老人回答,"听说是老吴救过他孙女,这份恩情一直记着呢。"
临走时,老人送给我一个旧工具箱:"这是你爸的,厂子倒闭那天,他就把这个留在值班室了,说是给有缘人。我想,最有缘的人应该是你。"
那是一个铁质工具箱,斑驳锈迹,沉甸甸的。
回到家,我打开工具箱,里面整齐地摆放着各种工具,每一件都擦拭得干干净净。
箱底垫着一张全家福,是我十岁生日时照的,我站在中间,母亲和继父分立两侧。
照片背面,工整地写着:"1990年8月15日,岚岚十岁生日,全家福。"
我盯着照片中继父的脸,那时他正值壮年,眉宇间透着坚毅和自信,嘴角微微上扬,是我很少见到的笑容。
这才是他真实的样子啊,不是我记忆中那个总是皱眉的严厉形象。
听到陌生老人的故事后,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泪如雨下。
那十年的沉默像是一堵墙,如今轰然倒塌,露出父爱的全部重量。
"对不起,爸,对不起。"我喃喃自语,泪水浸湿了那张全家福。
第二天,我去了墓园。
初冬的北风吹过,带着刺骨的凉意,几片枯黄的树叶打着旋儿落在继父的墓碑前。
我在墓前跪下,轻抚着冰冷的墓碑,上面刻着简单的文字:"吴德民(1950-2010)安息"。
没有任何华丽的辞藻,就像他一生那样质朴无华。
"爸,对不起,我来晚了。"我轻声说道,这是十年来,我第一次叫他"爸"。
我取出一本崭新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是在回来的路上特意买的,取代当年我摔碎的那本。
"还记得您送我的那本书吗?我现在明白您的良苦用心了。"我将书轻轻放在墓碑前,"您希望我像保尔那样坚强,有铁一般的意志。"
风吹乱了我的头发,我没有去整理,任凭泪水模糊视线。
"爸,您说得对,知识改变命运。"我哽咽着说,"我现在在大学教书,每当看到那些渴望知识的年轻人,就想起您当年对我的严格要求。"
远处,一群麻雀在光秃的树枝上跳跃,发出清脆的叫声。
"您知道吗?我把您的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告诉他们什么是真正的坚韧和责任。"我擦了擦眼泪,"他们都说,希望有一天能成为像您这样的人。"
我从包里取出那枚校徽,小心地放在墓碑前的石台上。
"这个还给您,它该陪着您。"我轻声说,"您没能亲眼看到我工作的大学,但我知道,您一直在注视着我的成长。"
坐在墓前,我开始讲述这十年来发生的一切:我如何完成学业,如何找到工作,如何在城市站稳脚跟。
仿佛他就坐在对面,耐心地听着,不时点头,眼中闪烁着欣慰的光芒。
天色渐暗,我站起身,最后看了一眼墓碑。
"爸,我要走了,下次来看您,我会带些您爱喝的老白干,"我微笑着说,擦干最后一滴泪,"我会好好活着,做一个像您那样默默奉献的人。"
我终于懂得,有些爱,深藏不露;有些情,无需多言。
北方的冬天来得早,回家的路上,天空飘起了小雪,如鹅毛般轻轻落在我的肩头。
那感觉,就像是父亲温柔的手,轻轻拍打着我的肩膀,无声地说:"闺女,好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