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抗疫之战注定了2020年春节的不平凡。
有人道德失范，为了满足猎奇心理和口腹之欲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有人行为失矩，执意不加防护，肆意聚会游玩，最终被病毒俘获；有人心态失衡，对武汉人横加指责，避之不及，同中世纪黑死病爆发时人们将犹太人当作替罪羊的态度别无二致；有人情绪失控，对医护人员大打出手......
作为临床心理学工作者，我想说：伤害多源自无知，慈悲则因为懂得。
1.因为懂得口欲期固结的不健康性，所以能对动物慈悲。
口欲期（oral stage）亦称口唇期或口腔期，由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特·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提出，属于（广义的）性心理发展理论的第一阶段（约1岁以前）。口欲期本能根源于口腔，对象是食物，目的是结合，个体的兴奋投注于口腔，婴儿靠吮吸、咀嚼、吞咬等口腔活动来获得身心满足。
精神分析学研究发现，假如婴儿在口欲期的发展不顺利，其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严重缺失或被过分满足，那么，带有过度缺失感或过度依赖感的心理能量便会固着/固结（fixation）在这一时期，这个人就会在潜意识里始终保持1岁以下的幼儿心态，会把“吃”当作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并因此将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下意识地视为广义的、象征性的“吃”，诸如贪财、贪权、贪色、贪物等，从而影响其心理发展、人格特点、行为模式乃至人生脚本。这一心理现象叫“口欲期固着”或“口欲期固结”。
固结不仅是一种心理能量滞留于后来生活的现象，还可以是一种满足身心需要的方式。存在口欲期固结的个体，既可以表现为“贪吃”行为，成人后可能形成口腔施虐（如咬人、咬东西、吃不该吃的东西）、口腔依赖（如吸烟、饮酒）、口腔成瘾（如烟瘾、酒瘾、毒瘾）等不良行为或性格，也可能表现为象征性的“哭”“叫”“咬”“吃”。比如，遇事叫苦连天是象征性的“哭”；公众场合无理取闹、动不动就嚷着“我要找你们领导”，此为象征性的“叫”；说话尖酸刻薄、喜欢批判嘲讽、善于斗嘴谩骂，是象征性的“咬”；各式各样的“贪”，则为象征性的“吃”。仅以心理分析为视角，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口欲期固结者。
吃，固然没错，且为生存之道。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是人！我们活着不仅仅是为了吃，更不可什么都吃，尤其是对动物。我们要活得有尊严、有底线、有边界，有更多更高更美的追求。
2. 因为懂得受害者谴责心理的不健康性，所以能对“始作俑者”慈悲。
人们常常将事情的结果，归因于更高的道德层面的“公平”。换言之，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会给他/她带来公正的结果；做好事就有好报，做坏事就有坏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就是人类的“公正世界假设”/“公正世界谬误”（Just-world Hypothesis/ Just-world Fallacy）。
最早研究这一现象的社会心理学家Melvin Lerner指出，正常人在生活中需要维持一个良好的自我感觉，可是正常人经常会遇到身边的人、报纸上的人、各种各样的人遭受各种不幸。这种事情频繁发生，人们虽未陷入恐慌，却忍不住将其解释为：一定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什么。譬如，“那个女孩儿之所以被强奸，是因为她长得太漂亮，穿得太暴露，大晚上还在外面瞎逛……”于是，谴责受害者的行为或现象时有发生。
这次疫情也不例外。当人们痛斥并人肉搜索吃蝙蝠的“始作俑者”时，也许忘记了：在病毒面前，他们也是受害者。诚然，他们是无知的受害者。我相信，如果他们懂得相关的知识，如果他们知道一旦发病，会波及身边最亲近的人、波及社会、乃至世界，他们一定会有所不同；除非他们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患者，毫无人类所共有的道德感与罪恶感。但就目前资料显示，他们不是。
受害者谴责心理是认知失调的一种表现，是一种认知偏差，是人类自行构筑的一种心理陷阱。这种想法或归因方式很可能是偏颇的、非理性的、非人道的，甚至非正义的，却因其能够起到安慰的心理作用，也能够提供一部分的原因解释，而存留至今。但是，我们需要站在科学和理性的视角澄清一点：受害者谴责心理的倾向未必是健康的。就“抗疫”本身而言，我们关注的焦点以及各个领域工作的重点均应为“解决问题”。
3.因为懂得死亡恐惧是人类共同的恐惧，所以能对生命慈悲。
宇宙间自有人类以来，已有850亿人先后死在这个星球上。迄今为止，这件事不可逆转。于是，死亡恐惧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深层恐惧。这就是为什么，当查士丁尼用大把的金子去诱惑掘墓工人更卖力地干活时，工人们丝毫不为其所动。这也是为什么，东汉末年，伤寒所致的死亡数量达到“填塞道路”的惨烈程度，仅医者张仲景一家就有一百多人病逝，“伤寒十居其七”，故其愤而著医典《伤寒论》，以图悬壶济世。
对于死亡恐惧，较为健康的态度是，既敬畏大自然，接受生命有终结的自然规律，珍惜每一个当下和每一个生命，又不被动散漫，随意过活，更不试图突破这份恐惧而胡作非为。
享有盛誉的存在—分析学说领袖、著名临床心理学家维克多·埃米尔·弗兰克尔（Viktor Emil Frankl M.D.，1905-1997）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提出，人的主要动机是理解生存的目的与意义，揭示自己生存的秘密。他把这种动机称作“探求意义的意愿”。动物知道寻求快乐与征服，却不懂生存的意义；而人的本性在于寻求意义。
为此，他提供了获得生命意义的几个重要途径：一是创造和工作，不断开发潜能，实现生命价值；二是体验意义的价值，尤其可以通过爱来实现生命的意义；三是对不可避免的苦难所采取的态度，即使面对无法抗拒的情境或苦难，仍然可以选择自己的态度和立场，通过实现态度性价值而改变自己看待事物的视角，从而获得新的觉知。
4.因为懂得最好的爱国行动是改造自己，所以能够体现对国家对社会的慈悲。
“民族”一词绝非抽象。民族是由一个个人、一代代人组成的。我们每个人的性格都是民族性格的一个部分，我们每个人的心理品质也都是民族心理品质的一个组成。认同了中华民族的人，也便成了爱国的人。
对于所有的爱国者以及有志于改善中国民族性的个体而言，最真诚、最直接、最切实的方法就是愿意追求心灵成长——不断深入地探索自我、觉知自我，学会调节自己的不健康心理，学会重建自己的心理底线与心理边界，学会有效修正自己的不良行为，努力改善自己的人格品质。
我相信，当口欲期固结的人越来越少，当敬畏自然敬畏生命的人越来越多，当遇到不适情境聚焦问题解决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民族必定越来越美好。
此生多珍重，长养慈悲心。
天道酬慈悲，吾辈当自知。
处世当自醒，为人须自持。
作者简介：苑媛，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家首批二级心理咨询师。师从著名心理学家朱建军教授。意象对话心理学研究中心常务理事（主管学术研究）；“四月天”少女性伤害心理援助公益热线督导、培训师；“5·12” 汶川地震首位致电中国红十字会申请前往灾区的心理咨询师，并作为中青部首批督导专家赶赴灾区，被团中央中青部评为“优秀志愿者”。迄今为止个案咨询约2000例；团体咨询约1000例；心理危机干预约500例。
文章转载自中财应用心理微信公众号，作者：苑媛；仅作分享之用，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