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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国公益研究所发布了去年的中国捐赠百杰榜单，人们赫然发现，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再次上榜，从2013年到2014年个人累计捐赠四千万元。
从领导岗位退休后，朱镕基便一直在写书，他的《朱镕基答记者问》、《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等书一经发售便大获好评，出版不过短短数月便卖出了上百万套。
他捐赠的这些善款，便是他累积起来的稿费。
而他捐赠的对象，则是那些大山里没学可上的贫困孩子，这些善款的用途则是改善他们的学习环境和生活条件。
这一消息在网上发布后，网友们对于朱镕基基本上都是好评如潮，像“人民的好总理”、“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等评价布满屏幕。
那么，朱镕基总理在任期间又做过哪些事情呢？
出生革命年代
1928年，朱镕基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的和平村，他出生的时候世道并不太平，在他出生前，国民党在长沙于1927年5月21日发动了“马日事变”。
国民党军官许克祥调集独立三十三团，向省农民协会等机关发起袭击，杀死革命群众和共产党员一千多人，整个长沙乃至湖南笼罩在白色恐怖中。
而在朱镕基出生不久后，红军方面曾经两次攻打长沙，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战果，在这之后毛主席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长沙一度成为了国共两党拉锯交锋的中心点。
朱家在和平村算得上标准的贫苦家庭，家中一直在温饱线上下徘徊，朱镕基刚出生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所以他自降生在这个世界时便未尝过父爱。
但即使这样朱镕基也并未怨天尤人，他在母亲的拉扯下努力成长，只可惜好景不长。在朱镕基九岁那年，他的母亲也因病逝世，
父母接连离去对于一个九岁的孩子而言无疑是天打雷劈般的不幸，但所幸有着同村老人朱学方等人的接济，年幼的朱镕基才得以在兵荒马乱的年代生存下去。
1938年11月，也就是朱镕基十岁那年，日军飞机轰炸长沙，长江下游各省相继被日军占领。
蒋介石电令防守长沙的国民党军官，如果长沙失陷，务必要烧毁全城，不给日军留一砖一瓦，希望他们做好准备。
11月12日深夜，担任放火任务的警备第二团的团长徐昆得到了错误的消息，误以为日军已经到了长沙新河，于是在长沙城各地预备好的放火队员迅速出动，提着煤油等易燃物品，喷洒在民宅商店中。
刹那间，烽烟四起，整个长沙成了一片人间炼狱，这场燃尽全城的大火持续了整整七十二个小时，连烧三天，伤亡人数达到了三千多人。
整个长沙城百分之八十的房屋被焚烧，后世将这场大火称之为“文夕大火”。
而当时的朱镕基还不知道离他只有几公里外的长沙城会发生如此惨绝人寰的惨案。
悲惨的身世并未让朱镕基一蹶不振，反而塑造了他少年早熟，努力奋斗，沉稳认真的性格。
1941年，朱镕基考上了长沙广益中学，这所私立学校在整个长沙也算得上是首屈一指的存在。
时至今日，在广益中学保存的档案中，还记载着当时朱镕基优异的成绩，在前五个学期中有三个学期名列第一。
1947年，朱镕基在从湘西的某所高中毕业后，以湖南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电机系，于194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党员。
由于成绩优异，平均成绩在80分以上，朱镕基一进学校便拿到了奖学金。在当时，机电系的功课是全清华最难的，但朱镕基却游刃有余，在班上是“业务尖子”之一。
在学习之余，朱镕基也爱好唱戏，他曾经在清华京剧队当过票友，并且在那里认识了他日后的妻子，清华机电系58届毕业的劳安。
在清华，朱镕基不仅仅收获了知识和爱情，在这里他也增强了自身能力、树立了信仰。
1999年，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访问中国，面对这位以“人权卫士”自居的美国人时，朱镕基对她说道：“我参加争取和保障人权运动的历史比你早的多。”
而朱镕基口中的运动，便发生在他上清华的时候。
向上青年
1948年4月，由于南京国民党政府发动了内战，导致了各地物价飞涨，民生凋敝。
面对这种情况，北平各校掀起了“反饥饿、反迫害”的“四月学运”风暴，清华等院校的师生员工为此举行了连续半个月的罢课。
在当时，为了保护清华的校园安全，学生们成立了“护校纠察队”，朱镕基便是当时的队员之一。他和郭道晖等人一起拿着棍棒，在夜间轮流值班，守护校园。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当时听闻消息后的朱镕基主动自愿报名参军，是当时电机系党支部里第一个报名的人。
只可惜，后来党组织并没有批准他参军的请求，在考虑到工作方面的需求后，于1951年推荐了朱镕基担任学生会主席。
当上主席后，朱镕基不但要指挥、开动庞大的“学生会机器”，还要随时在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为抗美援朝战争发表演讲。
他动员和组织同学积极参加各种游行活动，声援浴血奋战的志愿军战士，并且还牵线清华大学的校委与青年团，联合二者共同制定了“全校爱国公约”
多年后，在朱镕基担任上海市市委书记时，当有人夸赞他口才好、组织能力强时，朱镕基回忆道：“这些都是我在清华担任学生会主席时锻炼出来的。”
1951年，朱镕基以优异的成绩从清华毕业，毕业后他先是在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任职，然后又去了国家计委工作。
从1970年到1975年，朱镕基到国家计委农场参加劳动，在那里，他种过麦稻，棉花，小稻，养过猪也放过牛羊，甚至还当过炊事员。
1975年后，朱镕基回到了北京，后来又被分配到石化部的电力通信工程公司工作。
朱镕基在那里带了一支徒工队伍，从爬电线杆开始培训，一直成长到到能安装二十多万伏的高压线和十多万伏的变电站为止，这段经历给了朱镕基很大的感触，也让他积累了一点基层工作的经验。
1978年，在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朱镕基被恢复了党籍和职务，并且从1983年起担任了国家经委党组副书记。
1987年，朱镕基调任上海，在即将当选上海市市长时，他面对全市的人大代表，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如果我当选市长的话，我决心让下一届市政府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效率的、廉洁的政府。”
朱镕基与邓小平
当时正值中国经济改革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经济体制的转轨处于关键时期，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遇到的考验尤为艰巨和复杂，朱镕基面对的考验也是从政生涯以来最大的。
当时的上海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大城市，拥有着一千两百多万人口，但财政收入却不是逐年上升，而是每年都在往下降。
1985年的财政收入是一百八十一亿元，到了1986年便少了五亿元，而到了1987年则又少了十一亿元。
除此之外，当时的上海也发生了好几件大事，肝炎大流行、摆渡踩踏事件造成的重大人员伤亡。
而且当时的上海市市区还不像现在这样繁华，贫困潦倒、脏乱差是常有的现象，上海人手头也比较窘迫，经济水平比不上周围的无锡浙江温州也是事实。
上海市长
在《浦东史诗》一书中，其作者何建明就曾经讲述过这样一件事：
他说当时曾经听一位昆山人说过，上海的师傅喜欢吃阳澄湖的大闸蟹，于是他在招聘上海的师傅时便跟他们谈条件，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厂子里来干活，我就保证每个月给你发一份像样的工资，另外加二十只阳澄湖大闸蟹。
这种到星期天去乡下做外快的事让上海的师傅们高兴的不得了，因为他一个月只用出去干四天，外加拎回来二十只大闸蟹，但收入却是自己在厂子里干活的三倍左右，而像这样的师傅，在当时的上海也算得上是富人了。
但这些都只是表面上的情况，真正令上海人感到危机的，则是当时一向紧俏的上海品牌渐渐都成了滞销品，比如“大白兔”奶糖、“上海牌”手表，还有“蝴蝶牌”缝纫机，甚至是“光明牌”冰棍等等。
更要命的是，当时十分流行的上海服装也渐渐被香港、广州深圳等地的洋装所取代，这些洋装款式多样又便宜，既花哨又好看，而人们对上海货的评价是过气又难看、价格死贵死贵的。
上海货都没人要，人们都不买上海货,这是那个时候的上海人从未遇到过的尴尬事情。
就是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朱镕基成为了上海市的市长，他的身上肩负着复兴上海的重担。
走马上任后，朱镕基干的第一件事便是了解整个上海市的财政情况，上午从北京离开，下午便一个人单枪匹马的赶赴到财政局，跟局长面对面的“翻”着财政帐。
在了解过财政后，朱镕基提出的第一句话便是“提倡实干，办实事”。
他首先着手于民生百姓，当时的上海正流行甲型肝炎，物价飞涨，市民干部情绪低落，面对这种情况，朱镕基经过深入调查，提出了“菜篮子工程”，将让老百姓吃的好，吃的便宜作为当时工作的突破口。
为此，他专门派人去北京、天津等地勘查取经，制定了购销改革体制和生产副食品的整体方案，并且推动产供销一条路改革。
经过几年的努力，上海的“菜篮子”品种逐渐趋于丰富，价格也渐渐稳定下来。
除此之外，朱镕基也充分发挥了“新官上任三把火”的作风，他狠抓干部作风，强调要实施群众监督，并且先从局长开始抓起。
当时朱镕基管干部就是抓两头，上抓局级干部，下抓派出所、工商局、税务局等跟老百姓联系最密切的政府行政部门。
当时“走关系，送外烟”等风气十分严重，朱镕基面对这种现象的处理办法就是将机构的办事制度直接公开，并且接受群众的监督，将办事流程、该怎么办、干什么都光明正大的写出来。
就这样，在全市人民的监督下，当时上海市的政府机构办事作风为之一变，一时间人人拍手叫好，工作效率也大大提升。
1988年，朱镕基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化上海，开发浦东地区”，并在五一节后参加了“开发浦东”的国际专题会议。
这次会议总共有一百四十多名中外专家参与，当时作为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坐在市委书记江泽民身旁，仔细认真的聆听着这些专家们的意见。
事后，他与“老上海”经叔平商定，推出了“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这一机制，这个“借脑”机制给日后浦东乃至上海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在朱镕基上任期间，他大力推进了以交通为中心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在面对资金建设等困难方面，他提出必须有舍有得，砍掉了一批不必要的楼堂馆项目，努力争取到了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一些其他发达国家的优惠贷款，让上海虹桥机场的改造、地铁一号线以及南浦大桥等工程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整个上海的交通状况也在他的推进下大有改观。
前文曾经提到过，上海市区的住屋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在大力推进住屋制度的改革后，朱镕基曾经多次深入到棚户区和旧城区参观，很多次目睹了几代人挤在一间屋子中的场景。
他明白，住屋困难其实是当前上海市民最棘手的民生问题之一。
面对这种情况，朱镕基下定决心要改变这种困难，他远赴香港、新加坡等地，经过实地考察后，提出了上海要走企业、个人和国家共同建设房屋的道路。
他在全国率先提出了住屋公积金的制度，并且制定了上海一年要完成五百万平方米的房屋建造目标。
朱镕基认为，旧城区的改造要跳出以往的老路子，不能一味的原地拆迁，要确立“挺进大别山，打到外线去”的意识思想。
朱镕基的改革思路，最终为上海的强化住屋保障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住屋商品化改革提供了充实的后备力量，更为全国的住屋制度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朱镕基主政上海的期间，顶住了当时“姓社姓资”的责难，依靠群众稳定了上海，大胆的推进了上海市的改革开放，打开了上海改革的新局面！
1991年，朱镕基离开了上海这个他曾经为之奋斗一千两百多天的地方，前往北京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
1993年6月，朱镕基兼任了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同时再次遇到了新的挑战。
当时，随着邓小平同志的南巡以及“市场经济”的出笼，全国各地的经济就犹如烧开的沸水一样。
在这一年，国务院的投资预算已经是空前的八千亿元，但实际上的投资数目则达到了11829亿元，在中央政府批准的119个经济开发区中，每天都有500家公司开业。
当时的货运列车短缺五万辆，燃料价格上涨了百分之六十九，粮价上涨了百分之四十三，通货膨胀问题岌岌可危。
面对这样一只随时会吹破的经济大气球，朱镕基首先提出了经济过热这一言论，并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他迅速主持拟定方案，在二十天内，联合国务院和中共中央颁布了震撼全国的整顿十六条。
在兼任银行行长后，朱镕基迅速展开行动，严令下属银行的负责人在40天内将所有的贷款和拆借资金收回，收不回来的严惩不贷，行长一律撤职。
在铁腕之下，货币龙头迅速关闭，重复建设的项目戛然而止，整个股市也被打了一剂“退烧药”
与此同时，在回收资金后，朱镕基面对粮价上涨的情况，果断在1993年到1994年期间两次放出400亿斤国家储备粮，硬生生的将粮价打了下来。
在银行回收贷款后，他又三次提高粮价，鼓励农民种粮。
从1993年到1996年，朱镕基经过三年的经济整顿治理，最终让经济过热的现象得到缓解，国民经济实现了“软着陆”。
事后，清华大学的教授袁钢眀曾经评价这次调控：
“尽管有粮食问题没有处理好，国企改革没跟上等局部问题，但整体上怎么高评价都不为过！”
2003年，74岁的中国总理朱镕基在第十届全国人大会议开幕式上作了最后一次工作报告，会后，外国记者询问他，最希望中国人民在离任后记得他的哪个方面。
面对这个问题，朱镕基笑着回应道：
“我只希望在我离任后，人民还能说一句，他是个清官，不是贪官，那我就很心满意足了，如果他们还能评价我干了点实事，那我就真的谢天谢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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