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15岁与周恩来相识，母亲劝她等一等，她没有丝毫犹豫

1919年，中国大地风起云涌，京、津等地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

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读书的邓颖超也是这场运动的弄潮儿，这年她才刚刚15岁。

这时，有一个男青年刚从日本留学归来，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他才华横溢，针砭时弊，在天津很快声名鹊起。

1918年周恩来留学日本

他就是21岁的男青年周恩来。

在这里，两个男女青年不期而遇，演绎了一段50余年的传奇爱情。

杨振德，1876年出生，祖籍长沙，祖父是富商，到了父亲这一代家道中落，父亲带着妻女到广西南宁谋生。

14岁那年，父母相继离世，杨振德凭着自学的中医技术行医谋生，独自讨生活。

转眼到了1901年，25岁的杨振德，经媒妁之言，续弦嫁给了广西镇台大人邓忠庭。

在那个时代，这算是大龄女青年了。

1904年，杨振德生下一个女孩，取名玉爱，她就是邓颖超。

不料，邓忠庭一看是女孩，非常不满，对母女漠不关心。更严重的是，玉爱刚刚满月，邓忠庭就想将女儿送人。好在杨振德拼命反抗，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拿着菜刀:“你要把女儿送人，先把我杀了！”

一向温顺的夫人，突然和他拼命，邓忠庭虽然性情暴躁，但也为之一惊，选择了妥协。

但即便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也好景不长。

不久，邓忠庭工作出现了变故，被以欺君之罪，发配新疆流放3年，3年后可官复原职。因女儿还小，杨振德不能随行，她变卖家产，为丈夫凑齐了路费。

丈夫走后，杨振德本可以靠行医，维持母女俩的生活。但因是“犯官家属”，不能在广西境内行医。无奈，小小年纪的邓颖超跟随母亲辗转广州、上海、天津等，漂泊大半个中国，只为解决生计问题，但仍经常处于困顿中。

1910年，在天津，母亲在邓忠庭老乡的帮助下谋得一份校医的工作，一个月有10元钱收入，管食宿。这个收入本足够母女俩生活，但由于要接济邓忠庭与前妻的儿子，才7岁的邓颖超不得已去编织厂干活，每天可以赚到7个铜板。

这样的年纪是本该上学的。

还好，母亲后来谋得一份工资更高的工作，邓颖超不用再去工作了。母亲有文化底子，她抽空专心教女儿学习知识。

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邓忠庭在新疆流放的期限满了，眼看着一家人就可以团聚了。正准备回家，却突然病故。

自此，邓颖超彻底和母亲相依为命了。

邓颖超与母亲杨振德

但人只要活着，生活还得往前走。

1913年，无论对于母亲杨振德，还是邓颖超都是及其重要的一年。

同盟会会员张星华介绍杨振德去社会党办的北京一所平民学校教书，9岁的邓颖超也得以在该学校上学。虽然在这里上班只管食宿，没有工资，但却接触到了一些朴素的革命思想。

但仅半年，社会党遭袁世凯镇压，负责人被杀害，学校被取缔。母亲失业，邓颖超失学，只好又返回了天津。

这次经历虽然短暂，但邓颖超母女二人似乎看到了另一种活法。物质上的困顿虽然依旧，但内心却变得更加丰盈。

为了给邓颖超创造读书机会，母亲一天干着四份兼职工作。

经过母亲的悉心教导，这年秋，邓颖超虚报两岁，考上了直隶第一女子师范附属小学，食宿、学费全免。

邓颖超1916年读书时

两年后，邓颖超考入了直隶第一女子师范预科，一年后进入本科学习。

1919年，邓颖超投身五四运动，被推举为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队队长，同为运动中的佼佼者，她与周恩来相识，共同创办觉悟社，还出版了不定期的刊物《觉悟》，宣传爱国思想。当然，主笔是周恩来。

但那时，他们仅仅是两个志趣相投的爱国青年，没有一见钟情，也没有互生好感。在他们的思想里除了爱国还是爱国，除了革命还是革命，不敢有任何“非非之想”。

更何况那个年代也是不允许的。学校都是男女分开，称之为女校，男女混合的学校听起来都是新鲜事。

但是，在1920年，事情出现了转机。

这年夏，邓颖超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随即被京师国立高等师范（即现在的北师大）附属小学聘为教师。按惯例，当时女教师只能去女校任职，邓颖超却能去男校任职，当属特例。

这年11月7日，法国邮轮“波尔多斯”号由沪启航，在四等舱里坐着197名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周恩来便是其中之一。

这一批有志青年是要去法国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其中也包括一些觉悟社的社友，但毕竟赴法的名额也是有限的，大多数觉悟社社友像邓颖超一样留在了国内。

这样，邓颖超和周恩来经过短暂的相识，俩人便各奔东西了。

看似被千山万水阻隔，俩人联系似乎都要中断了，但恰恰却为俩人创造了鸿雁传书的机会。当然他们的交流仅限于“公事”，交换国内外革命情况，及他们的所思所想。

邓颖超把他们在国内组织“女权运动同盟”，成立“女星社”，出版《女星》旬刊，创办《妇女日报》等消息，写信告诉了周恩来。

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油印刊物《少年》、《赤光》也使邓颖超耳目一新。同时周恩来也将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及批判时事的文章寄给了邓颖超。

当然，周恩来在寄信的同时，周恩来寄了很多明信片，展示了他们在法国革命生活的一面。邓颖超收到的明信片最多，有一百多张。1983年，邓颖超还回忆起这一幕，她将这些明信片都保存在一个相册里。

没有甜言蜜语，在这一封封的信件中，在这一张张的明信片中，渐渐，两个志同道合的革命青年的心走得越来越近。

1922年，邓颖超回到天津，在达仁女校任教。

达仁女校教师合影

经过两三年的信件交流，1923年，远在欧洲勤工俭学的周恩来向邓颖超来信，表白了心迹。

无疑，两个年轻人相互欣赏，这是两情相悦的事情。邓颖超将此事也告诉了母亲杨振德，母亲虽然见过周恩来，也很欣赏这个年轻人，但毕竟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更何况自己已经有过一段很不幸的婚姻，对于女儿的婚姻，她是持谨慎态度的。

杨振德没有直接肯定，她劝邓颖超，一切等周恩来回国后再说。但年轻人心急，很快邓颖超就与周恩来确定了恋爱关系。

杨振德不愧是一名开明的母亲，她虽有保留意见，但也认可了二人的关系，还接待了周恩来的弟弟周同宇。

关于他们的这次恋爱的更多细节，后来在延安时，一次偶然的机会，周恩来无意中透露了一点信息。

在延安，领导、部属、群众都是亲密无间的，可以随便串门的。有一次，周恩来同陈毅、李富春三人结伴去散步，走到杨家岭的后沟，这里是统战部和妇委所在地。

邓颖超与陈赓等在延安

三位首长一到就被一群女孩子包围，其中有一位大胆的女孩子就问周恩来:“周副主席，延安的同志们都说您和小超大姐是模范夫妻，你们是怎样恋爱的？”

周恩来风趣的回答:“我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好多同志都配上对了。我啊，就扳了指头算，算啊算，算到了你们的小超大姐。”

1924年1月，邓颖超加入了共青团，后转为党员，担任中共天津妇女部长。

同年7月，周恩来从巴黎动身回国，9月份到达广州，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和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又在东征军中任职。

热恋中，一个在广州，一个在天津，回国近一年时间，周恩来竟抽不出时间看望邓颖超。

直到1925年7月，邓颖超遭到天津当局通缉，随在组织安排下南下广州，终于二人有了重逢的机会。

母女俩一直相依为命，但这次，杨振德留在天津，第一次和女儿分别，她心中不舍，但仍选择相信女儿，相信周恩来可以给儿女带来幸福，支持儿女南下。

辗转一个月，8月份，邓颖超才乘船到达广州，但周恩来忙于省港大罢工，竟然也抽不出时间去码头接人。后来委托了秘书陈赓去接人。

陈赓虽是个机灵鬼，但毕竟没见过人，仅凭照片，在熙熙攘攘的码头，他看花了眼，也没有接到邓颖超，只好回去给周恩来道歉。

自天津一别，邓颖超已经5年没见到周恩来了，她怀着兴奋的心情在码头人群中瞅来瞅去也没有看见周恩来的影子。只好按照地址自己找上了门。

不久，邓颖超与周恩来在广州一间极其简陋的小房子里完成了结婚大事。没有仪式，没有婚宴，没有新衣服，甚至都没有掌声，一切该有的都没有，但唯一有的是两颗滚烫的心。

10月，邓颖超发电报，让周同宇接杨振德来到广州。但此时，周恩来正在领导东征，并不在广州。

杨振德来到广州，看见女儿面色蜡黄，才分别几个月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一问才知道是私自打胎所致，母亲又心疼又生气。在母亲细心照顾之下，邓颖超的身体很快得到了恢复。

邓颖超身体恢复后，就任国民党广东党部妇女部长，杨振德不愿依靠女儿女婿，她自己到执信中学当校监。

这年，杨振德已经50岁了。

1926年底，周恩来从广州调到上海军委组织部工作，但邓颖超此时面临分娩。关键时刻，两人也不得不就此分别，但这一别却为周恩来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1927年3月，周恩来领导的第三次工人起义，成功占领上海。4月就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镇压共产党时，杨振德陪同邓颖超住进了德国教会妇产医院，但孩子不幸却难产了。

但谁也不知道，这个孩子竟是他们最后一个孩子。

很快，广州也开始屠杀共产党，邓颖超因为住进医院，反而躲过一劫。后在医生护士的掩护下，邓颖超母女乘船先到香港。

5月1日到达上海。

但上海这么大，周恩来到底在哪里，他们一无所知，只能先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了下来。

但凭着多年的地下党工作经验，他们要找人也不难。

第二天，杨振德在报纸上登出寻人启事:伍豪，你久已不要你的妻子，现在我带她到上海找你，见报后希望速到旅馆来。

周恩来其实天天注意着报纸上的消息，见到启示后，他便立即派人来接邓颖超母女，并将邓颖超送进了福民医院治疗。

这时，周恩来得到一个很不幸的消息:由于生孩子后过于紧张、疲劳，子宫没有收缩好，今后恐怕不能再怀孕。

这是一个令人难过的消息，但是此时正处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反共高潮期，周恩来也来不及考虑这些私事。他辗转武汉、广州、上海、江西等地，从事革命工作。

后又经历了顾顺章和向忠发叛变，周恩来随时都处于危险之中，邓颖超也时刻陪在他的身边。

1931年，周恩来去了中央苏区工作，不久，邓颖超也来到了苏区，后来把岳母也接了过来。三人终于团聚了，但为了不给女儿、女婿添麻烦，已经57岁的杨振德选择到红军医院工作。当然，她是一名出色的医生。

1934年9月，中央红军决定长征，但邓颖超却因为患有严重的肺病无法行走，组织决定用担架抬着她走。但周恩来岳母杨振德因为年龄太大，无法跟着队伍走，便留了下来。

后在南昌被捕，法官要她劝周恩来和邓颖超不要当共产党，杨振德义正言辞，说:“子女的事情我们父母管不了，即使蒋委员长也管不了自己的儿子。”

蒋经国当时正在苏联。

此后，杨振德被关押在九江反省院，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国共谈判中，提出释放政治犯，但国民党要求有人出保，才会被释放。

杨振德不愿连累别人，说:“我无亲无故，没人出保，你们要放就放，不放就算！”

后来，反省院关门了，杨振德最后一个被放了出来。

但1940年，杨振德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邓颖超、周恩来与毛岸英、毛岸青

这一年，周恩来和邓颖超从苏联治病回到重庆，周恩来将岳母接到了身边。可此时岳母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

自从1934年一别，他们已经有6年时间没有见面了。64岁的杨振德病倒了，这些年，她吃了很多苦，身体极度虚弱，高烧不退，又拉肚子。

邓颖超看着母亲，泪如雨下，母亲却平静的说:“小超、恩来，我要回老家去了，你们不要难过。”

几天之后，她走了，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是不重要的人，不要为我奔忙了！”

周恩来和邓颖超肩并肩，默立许久，他们没有说一句话。

杨振德一生命运坎坷，但坚韧不屈，对邓颖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她病逝后，新华社发布了讣告，高度肯定她的一生，周恩来也异常尊敬他的岳母。

1947年3月，国民党对陕北和山东展开重点进攻，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仍留在陕北指挥西北及全国的解放战争。

这年中秋，当周恩来在陕北战斗时，邓颖超正在晋察冀边区搞土地改革。她和秘书陈楚平住在一个老乡家里，这时她收到了周恩来的一封来信，秘书开玩笑说:“大姐的情书来啦！”

邓颖超却诙谐的说:“什么情书，是形势报告。不信你看！”

的确，不管在任何时候，周恩来永远都会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所以他的来信绝不可能是什么情书。邓颖超早已经习惯。

但秘书仍然从这封信中仍然找出了“破绽”，她指着“今日中秋，对月怀人”

虽然寥寥数语，但思念之情仍然跃然纸上，他们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这么特别。

1950年，邓颖超与周恩来为革命事业已经操劳了大半生，却不曾为个人考虑过任何事。

一天，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兴匆匆的跑到周恩来的住处，脸上带着几分诡秘的神色。在中午时分，在她的鼓动下，卫士们将周恩来与邓颖超请了出来。孙维世宣布，给爸爸妈妈举行结婚纪念仪式。她把带来的两朵大红花分别戴在了他们的外衣上，然后簇拥着到院子里摄影留念。

这是他们结婚25年的纪念日，正好是银婚，也是唯一搞的一次纪念日。

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喜欢孩子，但他们一生却没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周恩来每当遇到同龄的孩子，都会想起他们的第二个难产的孩子，如果他当时在身边就好了。

每当这时，邓颖超也会内疚，她如果不打掉第一个孩子就好了。

但没有如果，他们为了革命，牺牲的太多了。虽然没有亲骨肉，但他们收养了很多孩子，大多都是革命后代。

孙维世便是周恩来老战友孙炳文的女儿，也是周恩来收养的众多革命后代中的一个。除此之外，他们还收养了李硕勋的儿子李鹏，蔡和森的儿子蔡博，钱壮飞的儿子钱江、钱一平等。

1954年，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期间，邓颖超正在国内，她看到庭院中的海棠花正盛开。

海棠花是周恩来最喜欢的花，她压了一枝，装在信中寄给了周恩来，并在信中写:“红叶一片，寄上想念。”

同样周恩来为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则托人带回了压制好的日内瓦名花芍药花。

一花一叶，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正是体现在这点点滴滴上的关怀之上，他们则把自己的一腔热血献给了革命事业。

周恩来为国计民生，日夜操劳，而且他的工作有个特点就是今日事今日毕，且凡事躬亲，因此每天都得熬到深夜，通宵达旦也是家常便饭。周恩来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不能坐，一坐下就会睡着。”

每当周恩来和工作人员午夜酣战之时，邓颖超总是派人送上几块点心或者一小盆素汤面，给大家增加一点能量。

由于两人的休息时间不一致，每逢邓颖超在休息时，周恩来进卧室总是蹑手蹑脚，生怕弄出声响。有时工作忙，见不到邓颖超，他也会派警卫员去告诉一声。

在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多年的光阴里，邓颖超除了做好他的本职工作外，将全身心的投入到支持和关怀周恩来的工作上。

至今还记得小学时学过的一篇课文《周总理的睡衣》，邓奶奶一针一线的在为周总理缝补睡衣。

1972年，周恩来患上了癌症，一直拖到1974年才住院。在周恩来最后一年半的时光里，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邓颖超每天都会去医院看望。如果做手术，她就会在外面等，无论凌晨还是深夜。

1976年1月8日，是一个举国沉痛，全球悼念的日子，一代伟人周恩来逝世了。

邓颖超的心快碎了。

她15岁与周恩来相识，如今已72岁高龄，风雨同舟57个年头，这几乎是一个人一生的光阴。

她献上最洁白的鲜花，并献上一个花圈:“战友——小超哀献”。

他们既是相濡以沫的夫妻，又是亲密无间的战友，但更多的却像是一对革命战友。因为他们一生没有私心，没有为个人考虑过，将所有的热血和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从相识到诀别，他们一直都在战斗，所以战友是多么贴切的一个称谓。

谨以此文记纪念周恩来与邓颖超伟大的爱情，及他们无私的奉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