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清代川边地区“厅”的设立‖董嘉瑜

清代川边地区“厅”的设立

董嘉瑜

按今天我们说到“厅”,或指特定建筑空间,或指政府的组织机构。可是在清代,“厅”还是一种政区形态,更因级别不同而有直隶厅、散厅之分。被誉为“情歌故乡”的甘孜州康定市,最初的政区形态就是“厅”——打箭炉厅。此外,川边地区还先后设有杂谷厅、松潘厅、懋功厅3个直隶厅和雷波厅、越嶲厅、马边厅、峨边厅、里化厅、三坝厅、盐边厅7个散厅。“厅”这种清代独有的政区形态,既服务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地方治理需要,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长的见证者。

清代川边地区的“厅”

清代川边地区大体处于我国第一、二级地形阶梯的过渡地带,包括川西、川西北高原和川西南山地在内的广大区域。川边地区是由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山系、河流所构成的高山峡谷地区,费孝通先生将其称之为“藏彝走廊”。明代在川边地区形成了由土司和都司、卫所等所构成的复合型政区形态,清代则逐渐整合发展为以“厅”建制为主,即建立起自北向南以直隶厅、散厅为主体的新型政区架构。这一重大变迁,是川边地区国家治理不断推进和深化的结果,也是川边地区多民族历史文化融合发展的必然。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川边地区厅的分布

“政区厅”的产生

政区厅制度的出现,与清代地方治理中分防体系的确立密切相关。有清一代,地方行政的纵向层级大体可分为省、府、县三级。在高层政区中,由道员代表省级政府进行分防治理,又有守道与巡道之别。在基层政区中,自两千多年前推行“郡县制”后,县始终是地方行政治理最基本也是最稳定的区划单元。

统县政区作为省与县中间的一级地方行政区划,在清代则有府、直隶州、直隶厅等政区类型。清初,知府常派佐贰官员(同知、通判)分防府内各地,其驻各地的办事机构称“厅”。随着这些佐贰官员逐渐取得对所分防地区的“刑名钱谷”事务的管理权,且具有专辖之地后,则成为以政区形式出现的厅,这类厅又称“政区厅”或“抚民厅”。否则,便仍属于职官序列的同知、通判官员,这一类被冠以“事务厅”或“专业厅”。

如果“政区厅”所分防区域形势重要、治理不易,则直隶于省级政府管辖,称之为“直隶厅”。次之,则被纳入县级政区序列,隶属于“府”管辖,称之为“散厅”。

清代川边地区“厅”的设置

川边地区此前大多属于卫所或土司统辖的区域,清初卫所裁改与改土归流之后,选择何种政区形态便成为王朝与地方大员需要考量的问题。“厅”的出现,适应了改土归流、卫所裁改后地方新设政区的刚性需要。但为何选择“厅”,而不是“府”“州”等政区形态,则与地方分防治理下的“定额”理念有关。

清代整体官员数量并不多,这与清代财政治理整体趋于“定额”的理念一脉相承。在财政收入基本稳定的情况之下,地方官僚队伍的数量只能保持极其有限的扩张。由于府的佐贰官员本来便已存在,职官设置的行政成本与财政投入得以处于可控状态之下,于是卫所才改和改土归流之后,便因势利导地在这些地区设置了“厅”这种简单易行的地方行政区划。

清代在川边地区设置的第一个政区厅是雍正七年(1729年)所置打箭炉厅(今甘孜州康定市),为散厅,隶属于雅州府。乾隆年间,加大了对川边地区的开发和治理力度,先后设置杂谷厅(嘉庆年间改为理番厅,治所今阿坝州理县薛城镇)、松潘厅(今阿坝州松潘县)、懋功厅(今阿坝州小金县)三个直隶厅和雷波厅(隶属于叙州府)、越嶲厅(隶属于宁远府)和马边厅(隶属于叙州府)三个散厅。嘉庆十三年(1808年)设置峨边厅(隶属于嘉定府),为散厅。这些直隶厅、散厅,构成了清代前中期环四川盆地川边地区厅的半月形环布格局。

清末,伴随西南边疆危机的加深与川边地区改土归流的大规模推进,“厅”迎来新一轮的设置与推广。一方面,打箭炉厅作为清初经略康藏的战略要冲,在川边地区的治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由散厅升为直隶厅,宣统三年再升格为康定府。另一方面,随着赵尔丰在川边地区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推行,宣统三年在川边地区新设里化厅(今甘孜州理塘县,隶属于康定府)、三坝厅(今分属甘孜州理塘县、巴塘县,隶属于康定府)、盐边厅(隶属于宁远府)3个散厅。至此,不含已升格的康定府,清末在川边地区共设置有3个直隶厅、7个散厅,占全省直隶厅、散厅的比例分别为75%、70%,足可见川边厅这一政区形态在全省行政治理中的重要性。

宣统三年(1911年)川边地区厅的分布图

清代川边地区“厅”的设置,在川西北以直隶厅为主,在川西、川西南地区则以散厅形式出现,其设置与推广过程,反映出“厅”这一级政区在边地治理中的灵活性与重要性,并与四川东部的政区结构形成鲜明对比。“厅”的设立改变了以往这些地区长久以来的间接治理模式,标志着清代对川边地区的治理逐渐走向深入。

从“厅”的治所看“厅”的类型

治所,亦即今天行政区划管理中的“政府驻地”,是设立“厅”的必备要素。川边地区高山峡谷密布,其地理环境相较于内地而言更为恶劣,加之处于地形阶梯与大陆板块的交叉过渡带,容易引发山洪、地震等自然灾害,对“厅”的治所选址要求自然更高。

从川边厅的治所来源来看,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由原来的土司驻地转化而来,如打箭炉厅、懋功直隶厅、里化厅;一类是由卫所驻地转化而来,如松潘直隶厅、越嶲厅、雷波厅即属此类;还有一类是由军事驻堡或巡检司驻地转化而来,马边厅、峨边厅、盐边厅即是典型。从厅城的治所形态来看,除越嶲厅相对规范外,其余各厅治在治所形态上皆非经制化的中国传统城池格局形态。当然,在西南山地地区,不仅是川边地区的厅治,就连四川其他地区的很多州县治所形态皆呈现不规则状。

康定治城图

川边地区厅的治所基本上是由卫所、土司、营汛与巡检司的驻地改置而来,据此亦可将清代川边地区的厅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因地域社会的开发或治理而由佐贰移驻过渡到清代的政区厅,马边、峨边、盐边即属此类。从政区名称亦可看出这一类型厅制的特点,马边即马湖之边,峨边乃峨眉之边,盐边则是盐源之边。这类厅的设置凸显出明清以来随着川西南边区的地域开发和民族关系的演变,王朝借用“厅”这一新的政区形式推动边地开发,加强边地控驭与治理的目的。

二是因改土归流或卫所裁改而安设佐贰官员而成为的政区厅。这也是川边地区的厅中最为常见的类型。其中,松潘直隶厅、越嶲厅系由卫所改置而来,杂谷、懋功二直隶厅因改土归流而设,雷波厅则同时兼具改土归流与卫所裁改双重属性,这也成为川边厅的来源中最为普遍的一种类型。

三是因地理位置具有全局战略意义而特地设置的政区厅。此类独以打箭炉厅最为特别,打箭炉厅作为清代很长时期内设置最西的一个厅,对清朝经略川边乃至康藏地区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厅治的打箭炉城,不但是川藏贸易的重要场所,而且通过稽察往来人口,对推动清代不同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与交融亦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凸显出打箭炉城“以孤城而控制诸地,以一隅而屏藩全藏”的重要战略地位。清末打箭炉厅由散厅升直隶厅并进而改府,政区变迁的背后皆与打箭炉所处的经略川藏中的重要战略地位相关。

治所作为行政区划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是该行政区设立的典型标志,对区域治理起着重要作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厅的治所是清代对川边地区施加政治影响的重要行政和地理节点。为此,清代在厅的城市建设上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并定期对其城池与城门进行修缮与加固工作,特别是在川边地区高山峡谷的地形地貌与多自然灾害的背景下,反映出厅制突破地形限制,将国家化的象征持续稳固地向边地推进的努力。

1913年,北洋政府颁行《划一现行各县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行政区划上的“厅”都被改为“县”,“厅”结束了作为一种政区形态的历史使命。透过川边地区厅制的变迁,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清代边缘地带行政治理这一问题的理解,深入推进内生于中国历史脉络的国家治理演进之路。

来源:四川民政发布

作者:董嘉瑜(历史学博士,四川省区划地名学会监事,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方志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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