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鸦片战争,很多人有各种误解。
最常见的误解是,清军在战争中是用大刀长矛和英国人作战的。很多电影,比如《火烧圆明园》之类,通常都会表现清军骑着战马,挥舞着长矛,在英军的步枪射击下一片片倒地的场景。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中英双方虽然在武器装备上有差距,但是差距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大。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用大量材料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英军处于火器时代,而清军也大量使用火器,而且还是西洋火器。比如清军用的鸟枪,是根据葡萄牙火绳枪仿制的。清军使用的火炮,同样属于西方加农炮系列。虽然中国人对英军最强烈的印象是“船坚”,甚至排在“炮利”前头,但是那时双方的军舰其实都是木头制的帆船,靠风作动力。火轮船虽然已经发明,但是用于军舰的技术还不成熟,因此在鸦片战争中基本没有应用。
因此,中英双方武器的差距关键在于质量。也就是说,虽然大致属于同一类型,但是清军的质量太差。“清军使用的火器,主要是仿造明代的老式的‘洋枪洋炮’。与英军相比,整整落后了200余年。”事实上,清军早在与明军作战时,就从明军手中缴获了大量西式武器。后来又大量地进行仿制,因此“清军使用的鸟枪,原型可追溯至1548年(明嘉靖二十七年)的葡萄牙火绳枪”。但是清代并没有对武器进行持续研发和改进,一把鸟枪通常用个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茅海建说他见到的材料中,竟有使用166年尚未更换的鸟枪。
大炮也是这样,清军使用的火炮,虽然是仿照西方17~18世纪初的加农炮系列,但也都是已经用了上百年了,有的甚至是明朝的东西。换句话说,从明代末期到清代末期的200多年间,中国军事工业没有任何进步,甚至还有退步。比如明末清初,中国就引进了“开花炮弹”(一种爆破弹)的技术,非常有威力。然而到了清代,中国人忘记了自己曾经掌握了这门技术,在鸦片战争中看到英国使用这种炮弹很厉害,才在战争之后费了很大力气进行了“二次引进”。但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左宗棠征西的时候,在陕西发现了明朝末年的“开花炮弹”,才恍然大悟,原来此“利器之入中国三百余年矣”。
但是欧洲军事技术从明末到清末一直在持续进步。因此,到了清末,中国的武器与西洋武器的质量出现了巨大差距。与英军的步枪相比,清军的鸟枪射速慢、射程近,在威力上,一支英式步枪,可以顶4~10支中国鸟枪。
中英双方的大炮虽然原理相同,但是工业革命让英国的冶炼技术大大提高,英国的大炮铁质好,炮筒里面用车床进行了加工,非常光滑。而中国大炮铁质很差,很容易炸裂,而且铸件毛糙,炮筒里面是不光滑的,所以炮弹射出来后,弹道紊乱,精度很差。所以我们看整个战争中,清朝军队没能击沉一艘英军的军舰。
中国和英国军船的差别,也具体体现在英国军舰用的木料更结实、设计更合理、安装的大炮更多上,所以作战效率比中国强很多。
中国和英国的武器在明末大致处于同一水平,到了清末却有了这么大的差距。这很直观地体现出中世纪以后,欧洲历史是加速度发展,而中国在很多方面是停滞甚至倒退的。
二
关于鸦片战争的另一个误解,是鸦片战争中国只输在军事上。
其实,中国是整体性全方位的失败,绝不止于军事。
第一次鸦片战争花了多少钱呢?道光皇帝曾经下过一个上谕,说不完全统计的结果是花了2000万两白银。而据鸦片战争研究的权威茅海建根据第一手材料进行的统计,这次战争,中国最终是花了3000万两。
那么,英国人花了多少钱呢?茅海建在《英国议会文件》中看到了英国政府对下院质询时开出的一份对华战争支出的账单,421万镑,最终换算一下,相当于中国银两1263万两。也就是说,只相当于中国的40%。
这场仗是在中国打的,英国人是万里远征,理应中国有地利,为什么结果却是中国军费比英国多那么多呢?
这一是因为清代后勤体制落后,二是因为官员从中大量贪污,三是清朝财政体制、会计体制乃至税收体制有很多弊端。
各地的清军平时装备很差,根本不能打仗。出征的时候,很多东西都要重新制造。而且出征前,还要发放大量的行装费和路费。加到一起,和新建立一支军队所花的钱差不多了。
贪污数量也很巨大。比如处在浙江前线的军官们琢磨着发财手段,虚构了一支9000人的“南勇”,以这个为名义,骗了国家10万两军费。总兵郑国鸿之子郑鼎臣虚构了一支20000人的水军队伍,套取国家兵饷三四十万两。这类事件在鸦片战争中层出不穷,留下很多资料。各级官员贪污总数最高可达上千万两。也就是说,有1/3的军费,是直接被贪污掉了。
三
很多人指责中国统治者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抵抗意志不坚决。
说实在的,英国人并没有占领中国多少领土,也没打到中国首都,为什么不打下去呢?继续打啊,打到国家被占领一半,来个持久战,不行吗?英国毕竟是小国,我们是大国,可以消耗它啊。
还真不行。
论消耗的话,我们消耗不过英国。事实上,战争刚开打,中国就没钱了。
我们来看看鸦片战争的军费在中国和英国两国的财政中的占比。
清王朝每年的财政收入,大约在4000万两白银。具体到1840年,中国的财政收入是3904万两。鸦片战争的军费占中国全年财政收入的70%以上。
而英国那一年的财政收入是15540万两。也就是说,英国的财政收入是中国的整整4倍!对英国来说,这场战争,只花掉它全年收入的8%。
这样的战争,中国能打胜吗?再打下去,中国显然要破产,而英国毫无压力。
一个国家的财政能力最能代表它的国力。任何一项国家能力,包括军事力量,都离不开财力的支撑。“财政能力真正体现一个国家能在多大范围内动员其经济资源。”因此财政收入比GDP总量更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实力。
中国是大国,英国是小国。当时中国的人口是4.1亿。而英国是1500万。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口数是英国的27倍左右。然而英国的财政收入是中国的4倍,也就意味着,英国的人均财政收入是中国的109倍!
那么,为什么中英两国财政能力差距如此之大呢?
一方面是中英两国国民收入不同,我们讲过,早在工业革命前,英国人均收入就要比中国人富裕很多。
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一方面,是税收体制背后的政治体制不同。
表面上看,英国的政治体制不利于税收。因为我们都知道英国人的“无代表不纳税”的理念。著名的光荣革命最主要的内容就是限制国王的权力,不经议会同意,国王不能收税。
而中国皇帝富有四海,皇权没有任何限制,中国还有一支人数巨大的官僚队伍,主要任务就是收税。因此皇帝要收多少税,似乎是一句话的事。
这样说起来,中国的收税能力应该比英国强很多。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光荣革命,英国的税收能力大大增强。而中国皇帝的税收能力其实一直很差。
这是为什么呢?
道理很简单。光荣革命强调了纳税人的合法财产权,或者说,强调了对产权的保护。国王不能再任意损害纳税人利益,更不能把收到的税款用于骄奢淫逸胡吃海喝,如同秦皇汉武那样宫殿一盖就是几十上百座。光荣革命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纳税体系不再归国王管,而是归议会管,每一笔钱怎么收怎么用,都要公开辩论,非常透明。
这样一来,精明的英国人就相信他的钱不会被中饱私囊,也不会被浪费,而是最终会花在自己身上,用来给公民提供“公共产品”。
事实证明英国纳税人的判断是正确的。虽然国力不断增长,收入不断增加,但是英国的财政收入大部分用于对外扩张,国内管理上用的金额基本不变,也就是说,文官队伍比较清廉,比较节俭,税收没有被腐败吞噬。“自十四、十五世纪以来,英国政府有偿提供公共产品的规模增长与效率提高就主要体现在国防或国外市场的扩张上,对内的协调职能长期以来几乎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其内政开支甚至保持了几百年如一日的稳定。”
在对外方面,英国政府虽然花费了当时世界上最高的税收,但也确实最有效地保护了国家的利益。在欧洲100多年的列强争霸时代,英国通过军事力量,不仅确保英伦三岛、北美殖民地、欧洲大陆市场的绝对安全,而且阻止了任何一个可能的竞争对手的出现。虽然战争连绵,但是不断获胜,可以获得赔偿。而且战争支出刺激了经济增长,促使英国经济更加繁荣,“国家支出的猛烈增长,特别是海军部订货造成的对生铁、木材、布匹和其他物资的巨大而持续的需求,造成一个‘反馈环’,促进了英国的工业生产,刺激了技术上一系列的突破”。大量的英国工厂、企业和商人都通过战争发了财。这进一步提高了英国人的纳税能力,形成了良性循环。
因此,英国纳税人认为他们对政府的投资是合算的。他们相信,交给国家一磅,国家回报给自己的远超过一磅,这使英国的征税阻力很小,征税成本相当低。
马德斌说,正是因为这样,世界上首先被制约和限制的权力,成为最有效、最强大的权力,英国的国家能力因此大大增强。
而中国皇帝呢,表面上税收能力很强,如前面我们所说,汉武帝时期,随心所欲地通过税收掠夺民间财富,导致上千万人成为奴隶。再比如明朝末年,随意加收三饷,并没有人能反对。然而事实上,古代中国的财政能力是很差的。
为什么呢?
第一,在普通民众看来,税收就是官府对人民的合法抢劫,纳税积极性不高,千方百计逃税。
第二,也是更为主要的,因为无法有效治理腐败,通过官僚体系征收的税款,真正送达中央的很少,有80%甚至90%的税费被各级官员中饱私囊,成为陋规的主要来源,成为官员们发财致富的主要手段。这就是所谓的“强政权与弱治理并存的矛盾体”。因此古代中国的国家能力很差,无法建立起公开透明的税收体系,无法提供一些基本的公共产品。
因此,鸦片战争后,中国有一位著名的保守派官员刘锡鸿,被派到英国当外交官后,通过亲眼观察,发了一通感慨。他说中国老百姓不愿意交税,英国老百姓却很积极,为什么呢?因为英国人征税,是老百姓选出的议员在议会上决定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当然是愿意了。而中国征税去干什么,谁都不知道,当然没有人愿意交了。当然,这话是他私底下偷偷说的,回国之后他是绝口不提。
(节选自张宏杰《简读中国史:世界史坐标下的中国》,标题为选者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