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在团场跟人学习维文，后来情况有变，我成了团中学一名老师

1970年，我从51团英买里分场四大队调到分场“一D三反”办公室工作。

原因有点可笑。我只上过初中，从1965年底时开始写日记，从不间断。大多是学毛选的体会。坚持数年，果有进益。日记是一气呵成，先要打好腹稿。

我逐渐养成了观察事物分析事物的习惯，养成动笔之前先周密思考的习惯。没想到分场党委王书记发现了我。说我“文笔流畅”，决定在工宣队几十人中选调我。

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我非千里马，也没长嘶于盐车之下，王祥书记却发现了我。

在英买力分场工作的半年是我收获最多的半年，我对维吾尔人、维吾尔文化有了更深刻的更理性的了解。这些知识深刻影响了我的一生。

分场场部与大队人文环境完全不同。大队里接触的大多是没有文化的“迪罕”（农民），而分场部的维吾尔族干部有几个精英人物。他们十分尊重汉族干部，尊重工宣队。对此，我常有“知识浅薄，愧对尊重”之感。

教导员衣沙克，瘦红脸，宽眼睛，性格急躁，处事果断，汉语流畅。民政干事库完肉孜，圆白脸，头发微黄，有点傲气。

武装干事伊敏，头发有点自然卷，性格活泼，聪明活泼。这三人都是转业干部，在部队是一个连队，衣沙克是指导员，那两位是排长。

这个少数民族连队参加过中印边界反击战，著名的战斗英雄司马义艾买提就出自这个连队。

在这荒僻偏远之地，竟然工作着全国战斗英雄的战友，使我顿感意外又大为崇敬。

与他们交谈，我深切感到这些少数民族干部是非常可靠的，能力很强。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众对他们非常崇拜，他们说话比我们灵得多。那才是“一句顶一万句。”

也许是我对维吾尔文化的强烈好奇心好学精神感动了他们，他们很高兴向我传授知识。

我开始下功夫学维吾尔文字。命运赐于我一个天才的老师。他叫宋赴前，中央民族学院维语系毕业。刚出校门就被发配到图木舒克接受“再教育”，分配给王祥书记当翻译。

他细条个儿，戴着眼镜，一幅文弱书生的样子。为人彬彬有礼，非常朴实。

他给我教维文时一脸老学究的严肃认真。

先从字母开始，28个字母，32个发音，一个个过关。有时一个舌弹音发音不准，他立即拉下脸来：“发音不准！重来！没事舌尖不停地舔门牙，卷舌吐音！”

幸亏我在夏巴扎背着王书记那个胖小子逛巴扎学了点维语，有点基础，很快过了发音、书写两道大关。

接着是语法。初中三年，我学了三年俄语而且成绩优秀。他教的维语语法名词变格、动词变位、三个时态等，我一听就懂。他十分高兴，加快了教学进度，很快由单句到了复句。严肃中也有活泼。

他讲了图木舒克翻译们的笑话：汉族干部下象棋，说“今天我们决一雌雄”。旁边的维吾尔族干部问翻译“啥叫决一雌雄？”翻译想了想说“决一雌雄”就是“分清是公的还是母的”。

又问“胸有成竹”啥意思？翻译有点为难，因为新疆没有竹子，灵机一动就翻成“肚子里一根芦苇。”那位干部听了心里想：“分清公母、肚子里有芦苇那不就成了牛羊啦！”

大笑之后，我的学习兴趣更浓了。维吾尔文化极其丰富，像大海一样宽阔雄浑，气象万千。

肉孜的妻子努尔古丽当过老师，任分场秘书，喜欢唱歌。她对我学维语很欣赏，送给我一本维文《革命歌曲大家唱》，教我唱歌。

我从小就有小小的文艺天才，粗通简谱，一学就会。当她听我用维文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红色娘子军连歌》《毛主席的恩情写不尽》等歌时，眼睛又大又亮，惊喜赞赏。

我细心观察维吾尔人的民俗民风，从中领悟了很多历史文化知识。我不耻下问，刨根问底，那些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常常被我感动，常给我讲维吾尔人的故事传说，民俗民风。

我得到了绝大多数汉族人没有得到的文化财富。

我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如饥似渴学习维吾尔文化。对自己的主要工作渐渐失去了兴趣，也不再尽心尽力了。

奇怪的是王祥书记从不批评我“工作怠慢”，反而尽量给我少安排工作，使我有更多时间学习维吾尔文化。

而衣沙克教导员那些维吾尔族干部们，流露出一种心理：在图木舒克“阶J敌人”越少越好，多了丢我们维吾尔族人的脸。他们民族自尊性很强。一切尽在不言中。

那天坐着马车从清真寺走过，见我眼睛里流露出新奇的神色，伊敏说：“我们维吾尔老百姓有这么一句话，阿訇的话可以听，人不能看；作家人可以看，话不能听。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我摇摇头。听了他的解释，又琢磨半天才弄明白这话的意思。

他说，阿訇的话来自《古兰经》，当然是好话，教人行善遵守教规等等，这话要听进去。但是，阿訇本人他自己做不到，比如他宣传教规不准喝酒，他自已就偷偷摸摸喝。

再说作家，知识分子西装革履，一表人才，人模人样，可是一看他写的“话”（文章），男女之间乌七八糟的事情，污染人心。所以只能看人，不能听他的话（文章）。

我心里赞叹，维吾尔人真是充满智慧的民族！

在维吾尔族知识分子面前，我为自己的知识浅薄而暗自惭愧。我贪婪地倾听、观察、思考，走近了这个民族。知识丰富了，良知才有价值。

事实是，支边青年可以“打回老家去”，“三块钢板”们可以内调，我们“九二五”起义的黄埔子弟往哪儿走？没有退路，只有与西域故土共存亡。

我必须学好维吾尔语，他们是这里的多数民族，而“少数民族”是我们留在这里的汉族。

我学维吾尔文字的劲头更足了，宋老师十分赞赏我的聪明好学，教得特别认真。

1970年10月，工宣队结束了在图木舒克的“支左”任务，接到通知返回42团。

我反思在这里近一年的经历，想了许多许多。

半年来，我的惟一收获是真正走近了维吾尔人，学了点维吾尔文，仅仅入门，这就足够我受用半生了！

我没有想到，我学的那一点点维吾尔文，在命运的关键时刻起了重要作用。

1974年底，团校学生们向贫下中农宣传队提出：英语是资产阶级语言，维语是贫下中农语言，要求学维语。

我于是脱颖而出，进了人人向往羡慕的团部中学，当了老师。我是惟一被抽往学校当老师的干部。我到学校教维吾尔文。

文/陈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