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接到命令，张宗逊不撤退，黄克诚使用最后决定权：一切责任我负

在红军时期，“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始终存在争议。粟裕直到晚年还对谭家桥战斗耿耿于怀，原因就是他和寻怀洲都没有足够的话语权，最后的决定需要由红七军团、红十军团政委乐少华下达。事情总有两面性，黄克诚在长征时也使用过这项“特权”，对象是红四师师长张宗逊。

黄克诚

湘江战役时，黄克诚担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委，与张宗逊搭档。当时红一军团在觉山铺至界首阻击湘军（湘江北岸），红三军团则在界首以南（湘江南岸）与桂军死战。从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是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五天，黄克诚就是在这个时期使用了“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

在红军将士的眼里，除中央军外的各地方部队，属桂军的战斗力强（粤军也不弱）。白崇禧的部队不从正面堵，也不在后面追，而是从侧面拦腰攻击。广西的道路狭窄，山高、沟深、林密，桂军士兵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频频从侧翼发起进攻。

在红三军团抵达湘江之前，已经与桂军交过手，损失不小。红四师师长洪超（张宗逊接任）、红五师参谋长胡浚、十四团团长黄冕昌相继阵亡。黄克诚和张宗逊率领红四师在湘江南岸激战两天后，十团团长沈述清牺牲。师参谋长杜中美接任十四团团长后不久，也牺牲在阵地上。

中间为张宗逊

巨大的伤亡让林总和彭老总心急如焚，林总一次次给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发电报轻装快行，两支队伍终于在12月1日全部渡过湘江。按理说部队可以撤退了，否则就有被“包饺子”的危险。但是，红四师仍然没有接到上级撤退的命令，张宗逊只能率部在原地继续坚守。

受当下影视剧的影响，我们后人总将“灵活应战”、“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等词句挂在嘴边，觉得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然而，像张宗逊这样有资历，也有战功的将领仍然没有违抗命令私自撤退，足以说明军纪的重要性。

眼看危险一点点来临，黄克诚急了，对张宗逊说：“你指挥部队迅速撤退，去追赶主力，一切由我负全部责任。”在红军的章程里，只要黄克诚说出这句话，张宗逊就不算违抗上级命令了。

在当时的环境下，如果其他政委使用最后决定权，或许是一种正常操作。但是，从黄克诚嘴里说出上述的那句话，“危险系数”就成几何级增加了。因为从他加入红三军团以来，时常被冠以“右倾”的名头。到湘江战役之前，黄克诚至少两次被降职。

第一次：1930年7月，红三军团攻打长沙。黄克诚直言红军没有占领大城市的能力，原本他即将被任命为纵队政委（师级），此事之后只能担任红八军四师三团政委。

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前后（1931年7月至9月），由于黄克诚拒绝执行肃反时的命令，从红三师政委降职到红三军团司令部秘书。

当黄克诚对张宗逊执行“政委最后决定权”后，最严重的后果不仅仅是降职，而是受到军法处分。很显然，相对于战士宝贵的生命，黄克诚认为即使自己受到处分，也不值一提。

从湘江战役之后至红军抵达陕北，黄克诚又从师政委降到司令部侦察科科长（原因与湘江撤退无关），再降到教导营政委，最后干脆去当了红军审判所所长。一向严肃的彭老总都忍不住劝他：“下一次，你少‘放炮’”。然而，黄克诚自始至终没有改变过。

黄克诚后来被人叫作“黄老”，连主席也这样称呼。这不仅是他三十多岁就被喊“老同志”，更重要的是对其人品的敬重。新中国成立后，黄克诚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副总参谋长，负责军委、总参的日常工作。1954年，他被任命为军委秘书长。当时中央军委委员共12人，除了主席和邓总设计师外，就是十大元帅，足见中央对他的信任。

尽管“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有一定的争议，可也有积极的一面。在湘江战役中，张宗逊没接到命令不撤退是军人的本分，黄克诚于危急时刻行使政委的“特权”，保住了部队，也尽了政委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