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度过“八月失败”的危机,毛泽东和朱德为何要率部离开井冈山?
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油画)
朱毛会师后,毛泽东在朱德的协助下,他琢磨出来的游击战“十六字方针”有了用武之地,首先拿来开刀的就是“江西两只羊”:杨如轩和杨池生。朱毛会师震惊了南京国民党政府,蒋介石电令,湖南、广东和江西三省政府,马上会剿朱毛,三省都各派出两个师的军队,江西就是杨如轩和杨池生。
毛泽东按一贯的原则,“柿子挑软的捏”,选中了“江西的两只羊”作为进攻重点,而对湘军和粤军采取了守势。杨如轩是云南人,在滇军中当过团长、旅长,时任第27师师长兼赣东警备司令。他率部扑向井冈山北边的永新县城,红军根据敌进我退的原则,让出永新县城。
杨如轩留下两个团,派出两个团出城追赶红军,结果越追越远。红军主力急行军,逼近永新县城。杨如轩以为这是从湖南败退的红军,派出一个团迎战。这么一来,城里只剩下一个团守着。有人报告说,西边的红军进攻县城,起初,杨如轩还没怎么在意。等他反应过来,已经晚了。
杨如轩发现已经有子弹打到他的师部屋脊的瓦片上,吓得赶紧逃命。他派出跟红军交战的一个团,很快就被消灭。杨如轩带着残兵败将去找杨池生,两人决定联手与红军再决胜负。红军再次敌进我退,放弃永新县城。这次战斗由朱德亲自指挥,且战且退,诱使敌军出城追击。
红军退到龙源口,利用有利地形反击,全歼敌军一个团、击溃两个团,再次夺回永新县城,杨池生在激战中身负重伤。“江西两只羊”被打惨了,杨如轩后来被调往南京,在参议院当参议;身负重伤的杨池生到吉安养伤,伤愈之后调往南京军事委员会当参事。打败“江西两只羊”,检验了毛泽东的游击战术是正确的。
“江西的两只羊”被打败了,把粤军和湘军也吓到了,他们望而生畏,不战而退,蒋介石嚷嚷着对井冈山的第一次“会剿”就这样灰溜溜的结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形势发展得红火一点,马上就遭到了新的挫折,这个挫折就是中央派下来的“钦差大臣”到井冈山来瞎指挥。
一个叫杜修经的21岁的年轻人,在永新县城里找到毛泽东,他奉中共湖南省委之命,以省巡视员的身份,带来省委给湘赣边界特委的指示信给毛泽东。湖南省委要毛泽东率军进入湘南,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一职交给和杜修经同来的杨开明。很显然,湖南省委的指示是脱离实际的。
因为当时“江西两只羊”被打败之后,敌人正准备发动第二轮“会剿”,这个时候要毛泽东带兵去湘南,无异于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拱手相让。1928年6月30日晚,毛泽东召集红四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永新县委的联席会议,传达了湖南省委的指示,但他明确表示这个指示不适宜。
毛泽东以联席会议的名义,否定了中共湖南省委的意见。并写了一封给湖南省委的密信,明确表示,红军如果离开井冈山去湘南,就会“虎落平阳被犬欺”。处理完这件事情,毛泽东就到永新县城五十里以外的田溪乡去做巩固根据地的工作。不久后,第二十八团、第二十九团竟然离开井冈山。
这两个团的目标是要进军湘南,毛泽东得到消息后,赶紧写了三页信劝阻,要江华立即送去。江华一天一夜跑了120里,把信送到了,要求他们返回宁冈,但是没人听他的,他只好回来向毛泽东报告。原来,第二十九团是由湘南宜章暴动的农民所组成,他们得知湖南省委的指示。
领导红四军时的朱德和毛泽东(油画)
就迫切想要回湘南,我这正迎合了杜修经的使命,他当然大力支持。第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和党代表龚楚又鼓动第二十八团一起去湘南。第二十八团和第二十九团联合召开干部会议讨论此事。大家头脑发热,最后贸然决定还是去湘南。杜修经曾请示过特委书记杨开明,杨开明表示支持。
结果,红军这两个团在湘南遭遇惨败,第二十九团只剩下100余人,并入了第二十八团。偏偏这时候第二十八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叛变投敌,致使该团兵力损失三分之一。红四军军参谋长兼第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听说袁崇全叛变,带了一个排去追,被袁崇全当场开枪打死。
这些糟糕的结果正如当初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虎落平阳遭犬欺”,这次失败又称为“八月失败”。朱毛会师后成立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本来下辖两个师九个团。改称为工农红军时,部队进行缩编,取消师的建制,缩编为四个团:第二十八团、第二十九团、第三十一团和第三十二团。
去一趟湘南,损失了第二十八团和第二十九团两个团。尤其让人心痛的是第二十八团的损失,因为这个团是朱德带来的南昌起义余部的正规军。听到湘南大败的消息,毛泽东气愤不已,不得不亲自率领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前往湘南,迎接遭受惨重损失的两个团的余部。
毛泽东带队伍一走,江西的敌军马上反扑,永新、莲花和宁冈三个县城都落入江西敌军之手,就连井冈山都岌岌可危。此时,守在井冈山的是第三十一团,江西和湖南两省敌军调了四个团,扑向井冈山。第三十一团第一营的两个连于8月29日急行军上山,负责守卫井冈山。
井冈山的五大哨口是黄洋界、八面山、双马石、朱砂冲和桐木岭,敌军四个团就直接在黄洋界哨口下面,第三十一团第一营的两个连负责守卫黄洋界,另外四个哨口就由王佐的部队负责把守。在哨口负责指挥的是第三十一团团长朱云卿和党代表何挺颖,红军弹药很少,打仗得用脑子。
他们先是用黄洋界盛产的竹子做成竹钉,撒满了黄洋界上山的二十里山路,作为第一道防线;把山上的树砍下来,堵在路口是第二道防线;在敌人必经之路上挖壕沟,构筑第三道防线。同时加固已有的工事,并动员男女老少到黄洋界做疑兵,在铁桶里放鞭炮冒充枪声,让敌人摸不清底细。
直到敌人进入射程范围,朱云卿才命令开打,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关键时候红军还把缴获的一门迫击炮扛上来,打的三发炮弹中只响了一发,但这一发炮弹刚好命中了敌军的指挥所。在敌人乱作一团的时候,红军冲杀下去,大获全胜。敌人吓得丢盔弃甲,连夜撤退。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总算是保住了,也就保住了大本营,不久后,毛泽东在桂东县城与朱德再度汇合,率部重返井冈山。9月13日,红军攻下遂川县城,击毙叛徒袁崇全。回过头来看,“八月失败”说到底,其实就是由杜修经这位钦差大臣惹来的祸患,差点就给朱毛红军带来灭顶之灾。
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钦差大臣表示极大的愤慨,“希望你们派人来,但不要派不懂事的学生娃子,像杜修经这样的人来”。1928年9月26日,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军主力回到了井冈山。在此期间他写成了一份文件,让秘书抄了两份,秘密送给中共湖南省委和中央。
红军回湘南导致“八月失败”(油画)
这一份1928年11月25日写给中共中央的信,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文章标题就是《井冈山的斗争》。早在10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湘赣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的一篇名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报告,同样也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标题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这两篇文章在中共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毛泽东在井冈山一年来领导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和提炼。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目前在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样的机会: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因为中国存在买办豪绅阶级的不断分裂和战争。
毛泽东认为,中国具备存在红色政权的五个条件:一是有很好的群众,二是有很好的党,三是有相当力量的红军,四是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五是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毛泽东深刻总结,红军一年来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实行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
根据这一年来井冈山革命斗争的经验,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建议,要用大力气来做军事运动。他还认真分析总结了“八月失败”的原因: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省委派充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不顾实际情况,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逃避斗争想回家乡的情绪。
毛泽东还直言不讳地谈到了这种乱指挥、瞎指挥带来的严重危害:如果不听从就是违抗,如果听从又明知会招致失败。“八月失败”以惨痛的代价和教训,让人们清醒地认识到毛泽东当时的意见和主张是非常正确的。之前,他被中共中央开除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导致威信下降。
这次“八月失败”,毛泽东及时出手挽救了危局,使得他的威信在井冈山越来越高。1928年12月10日,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与红四军会师。彭德怀对毛泽东的大名早有耳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成为他心里的标杆和榜样,所以,他和滕代远在平江举行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
彭德怀认为朱毛红军是红军的旗帜,不仅有号召作用,而且在红军中成为统帅,使全军有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红火,让他对毛泽东产生了敬仰。平江起义后,国民党调集十多个团“会剿”红五军,彭德怀以打圈子的战术和敌军周旋两个多月,留下三个纵队在原地打游击,率八百多人南下与朱毛会师。
至此,井冈山汇集了五支队伍:秋收起义的队伍,南昌起义的队伍,广州起义的队伍,湘南暴动的队伍,平江起义的队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越来越红火。但由于地域所限,井冈山已经不能给发展壮大的红军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再加上1928年11月,国民党对朱毛红军发动了第三次“会剿”。
此次“会剿”,何键以湘赣军临时指挥官的身份率十五个团分五路合围井冈山,井冈山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局势。毛泽东提议留一部分人守山,另一部分人出击,把包围井冈山的敌人吸引过去,这叫围魏救赵。最后决定是,留下袁文才和王佐的部队,再加上有棉军装的红五军一起守卫井冈山,毛泽东和朱德则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人出击。
红五军一部分干部提出要打回平江老家去,跟那里的三个纵队汇合,以摆脱险境。彭德怀和滕代远顾全大局,说服了部下,挑起守卫井冈山的重任。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和朱德冒着刺骨的寒风,率领衣着单薄的红四军3600多人下了井冈山,向赣湘粤三省交界的大余县出发,实施“围魏救赵”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