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潘,南京可是龙潭虎穴!”1943年4月深夜的淮南根据地,警卫员攥着刚译出的电报追到村口。潘汉年接过密电就着月光扫了两眼,将烟头狠狠踩进泥里:“汪伪最近动作蹊跷,必须摸清他们的底牌。”这幕发生在日伪军即将“扫荡”前的对话,拉开了隐蔽战线最扑朔迷离事件的序幕。四十多年后重提这桩公案,仍有人追问:这位潜伏王者为何因十二年前的南京之行毁掉半生?
要说潘汉年,那可是我党情报史上的传奇。1931年特科重组时,24岁的他已是中央情报科长,比后来名震上海滩的“龙潭三杰”资历还老。抗战期间他更是一手构建了覆盖华东的“潘系统”,连日军参谋部机密文件都能搞到手。这样的人物,却在1955年全国党代会上突然交代“1943年在南京见过汪精卫”,把在场的老战友全惊得目瞪口呆。
当年南京之行的前因后果,至今仍像谍战片般惊心动魄。潘汉年原本是要去上海找李士群——这个76号魔窟的头子,私下早和中共暗通款曲。可到了上海扑个空,追到苏州又扑空,最后被李的副手胡均鹤连哄带骗架上开往南京的专列。等进了汪伪政府招待所,潘汉年才惊觉自己中了套:李士群竟安排他与汪精卫直接会面。
要说汪精卫当时什么身份?那可是国人皆曰可杀的头号汉奸。潘汉年事后回忆,汪精卫开口就是“贵党在敌后发展不易”,摆明想套近乎。但据在场伪政府官员战后交代,双方谈话不过二十分钟,连茶水都没喝完。有意思的是,这次会面在日伪档案里压根没记录,倒像是汪精卫临时起意搞的“政治表演”。
问题就出在潘汉年回来后的选择。整风运动正如火如荼,饶漱石正盯着新四军抓“特务”。潘汉年思前想后,愣是把南京之行瞒得滴水不漏。要说怕,他这样刀尖上跳舞的人会怕?或许更担心牵连整个情报系统。他亲手发展的胡均鹤当时已暗中投共,若暴露南京会面,这条埋了四年的暗线怕是要全盘报废。
这层顾虑在七大期间体现得最明显。1945年延安窑洞里,潘汉年几次走到毛主席院门口又折返。知情者透露,他怀里揣着检讨书,可看到社会部正在审查干部,终究没敢交出去。不得不说,这个决定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十二年后旧事重提,性质就从“工作失误”变成了“蓄意隐瞒”。
1955年那个春夜,当陈毅将潘汉年的自白书送进菊香书屋,主席拍案而起的响动惊动了值班卫士。据机要秘书回忆,主席当时连说三遍“没想到”。这种震怒不难理解:情报首长私自接触头号汉奸,十二年后才坦白,换成哪个执政党能容忍?更关键的是,潘汉年经手过太多绝密情报,谁也不敢赌他是否还藏着其他秘密。
有人替潘汉年喊冤:不就是见了个汉奸吗?又没出卖同志。这话外行了。隐蔽战线有铁的纪律——事无巨细必须汇报。举个实例:1941年潘汉年手下有情报员被日军逮捕,只因晚汇报两小时就被暂停工作审查半年。他自己定的规矩,自己反倒破了例,这让组织如何信他?
从现有史料看,毛主席的处理其实留了余地。潘案最初按“包庇特务”定性,若真查实叛变,十个潘汉年也枪毙了。后来安排他在秦城监狱译书,未尝不是种保护。特殊年代里,多少老战友想替他说话,可白纸黑字的纪律摆着,谁敢开这个口子?
潘汉年晚年跟探监的老部下吐过真言:“当年总想着多搞点情报将功补过,哪晓得越拖越糟。”这话听着心酸,却道破要害。情报工作容不得半点侥幸,他以为自己能掌控局面,殊不知从隐瞒那刻起,信任的裂痕就已无法弥合。1982年平反文件里那句“长期埋藏心底的顾虑”,算是给这位情报之王最后的体面。
回头再看那场改变命运的会面,有个细节鲜少被提及:汪精卫当时已病入膏肓,会见潘汉年不过两个月后就赴日治疗。试想如果潘汉年当时据实汇报,或许能挖出汪伪政权内部分崩离析的关键情报。可惜历史没有如果,一念之差,半生蹉跎,这大概就是隐蔽战线最残酷的生存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