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副部级，靠边站后生活费20元，遇困难后同事给600块渡过难关

1966年，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郭洪涛因身体不适，开始休养治疗，因为医疗条件有限，没有特效药治疗，更多是在家静卧休养。

几个月后的运动，让他有些不安，由于自己卧床养病，加上当时的形势，不能直言。

在运动中，经委的领导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他虽然休养，也没有例外，有人抓住他过去的一些问题不放，被扣上“叛徒”的帽子遭到批斗，因此家人也被牵连其中。

他的大儿子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高材生，本来分配到国防研究所，搞雷达研究工作，最后因为他的问题进不去。只能到东北一个小厂工作，不能把所学的东西发挥出来，对个人还少军队建设都是一个损失。他的另一个儿子当飞行员，结果被取消飞行资格，改做地勤修理工作。

除了两个大儿子，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年龄到了也被下放农村劳动，因为没有什么钱，生活上遇到很大困难，家里的一点积蓄也都花了，导致出现困难的情况。

当时的他也是副部级干部，因为被扣发工资，每月只给20元生活费。20块钱在当时来说够得上一个人一个月一日三餐，如果是普通人家省着花，20元也用不完。可是生活上要想过得去，达到过去在职的生活标准是远远不够的。

如果按照他的级别待遇，每个月也会有二三百块钱，再加上老伴的工资，实际上是花不完的，只可惜老伴也到甘肃去劳动了。

就在这时候，他的老同事国家经委副主任叶林，悄悄两次送600块钱给他，帮他解决生活上的难关。

叶林跟他在一起工作很多年，他在1957年调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干9年时间。随着大运动被调去清华大学工作组组长。实际上他的情况也不是很好，不过比郭洪涛要好一些。

到大运动结束后，他调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市经委主任、副市长等职。

1969年，郭洪涛被送到西华县五七干校劳动，每天到工作很繁重，一开始打扫旱厕，后改为养马，每天要负责13匹马，喂草、打水等劳动强度不小。在这里3年，到1972年被通知回京。他也将自己的问题写成信向上反映，最终恢复名誉，平反问题。

虽然帽子被摘掉，但一直没有分配工作，1976年担任国家计委顾问，1978年重返一线，担任新成立的国家经委副主任，开始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