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29日07:05:10 历史 1889

胤禛制造文字狱的手段，并非一味地杀杀杀，而是不断变换花样。

工部主事陆楠生，因胤禛召见他时，觉得他态度不恭，后来又在奏折中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等言，胤禛疑为讽刺他老人家，遂将陆楠生革职，遣往新疆阿尔泰军前效力。陆楠生是文人，到阿尔泰后仍不忘著述，写下《通鉴论》17篇，结果被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奏劾，称其文中“抗抗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通鉴论》也随奏本缴上。胤禛看罢此书，竟不辞辛苦，亲自写下一篇雄文，对陆楠生的“狂悖”论点逐一进行批驳，晓谕内阁。胤禛身为一朝天子，居然如此小题大做，撰文批判一个充军戴罪之人，心胸之狭隘，由此可见一斑。胤禛觉得已将陆楠生批倒批臭之后，遂下令将“罪大恶极，情无可逭”的陆楠生就地正法。

另一位充军阿尔泰的谢济世，著有《古本大学注》一书，也被锡保奏劾。此书中“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语，令胤禛切齿愤恨，又严厉批判道：“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为朕躬进谏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谏？所饰者何非？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朝臣看了皇帝老爷这番杀气腾腾、言辞咄咄的逼问，都以为谢济世必死无疑，哪知胤禛又玩了个把戏，密令锡保在处死陆楠生时，将谢济世绑赴刑场陪斩，让他饱受惊吓之后，宣布免其一死。

在处置陆楠生、谢济世案的同一年，胤禛处置了吕留良、曾静一案。由于方式空前奇特，胤禛十分得意地自称其为“出奇料理”。

吕留良是浙江崇德（今浙江省桐乡县西南）人，清初学者，早年曾参加过抗清斗争，后抛弃科举，拒不出仕，隐居著述。他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在著作中宣扬“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认为元灭宋、清灭明，是华夏历史上的大灾难。仇恨满清的情绪在他的著作中时有表露，“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是他仇满思明的名句。他的著述广为流传，对江南士子影响很大，时称“东海夫子”。吕留良死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死后家乡人为他立祠祭祀。湖南永兴人曾静，是吕留良的信徒，受其思想影响，进行反清复明活动。雍正六年（1728年），曾静听人传说川陕总督岳钟琪曾上书指责胤禛，认为他对皇帝不满，便物色他为策反对象。他给岳钟琪写了一封策反信，信中列举胤禛谋害其父、逼母殉死、弑兄杀弟、诛忠用奸、耽酒好色等十大罪。又称岳钟琪是岳飞后代，鼓动他仿岳飞抗金事迹，起兵反清，派徒弟张熙到西安投书，结果案发。

胤禛看了张熙的“逆书”大为震惊，命岳钟琪严查此案。案情很快查清，胤禛传谕浙江总督李卫逮捕吕留良的亲族、门生，又遣使到湖南会同地方官逮捕曾静和他的同谋以及各家亲属。吕留良与曾静等人著作一并搜缴。两地共逮捕数十名要犯，并查获吕留良及其弟子与曾静等人的所有著作，包括日记、讲义、语录、诗文集等。曾静的《知几录》、《知新录》等被视为“大逆之书”。翌年，两地在押人犯解到京师，胤禛向宠臣透露了他处理此案的计划：“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倾耳以听可也。”随后，一系列奇招相继出台。

胤禛首先宣布将投书策反清廷重臣岳钟琪的曾静、张熙免罪释放，并宣称：以后对他们的子孙也不得加诛。胤禛留他们一条活命的目的，是利用他们到各地现身说法，做反面教员。随后，胤禛下令汇编他两年中对此案的批谕，附以曾静的口供及其悔罪颂圣的《归仁录》，合编成《大义觉迷录》一书，作为大批判教材刊发全国学校，命各地教官督促学人士子认真阅读，敷衍者治罪，展开了一场全国性的批判反满复明思想的运动。又令朝臣分别带着曾静、张熙到各地宣讲此书，为官方颂发的大批判教材增强说服力，同时又显示自己光明正大，事事英明正确，不怕反对派的诽谤。

对于已经死去的吕留良，胤禛的处置却十分严酷。曾静被捕后，胤禛曾派刑部侍郎杭奕禄到长沙对曾静等人进行审讯，并展开攻心战，向其宣讲大清前朝皇帝的“深仁厚泽”，以及胤禛的“天地之量，尧舜之仁”。曾静终于在威逼恫吓和攻心战术的双重压力下低头认罪，并奉命写下《归仁录》，痛悔己罪，颂扬胤禛龙椅得来之正和勤政爱民的丰功伟绩。

曾静的供词有一万多字，其中引古证今，对自己的谋反之举多方回护和掩饰，但归结原因，乃是“误读吕书所致”。这又使大批判运动的开山老祖灵感大动，奇招之后又出奇招。他把吕留良戴上“教唆犯”的帽子，亲自连篇累牍地撰写大批判文章，对吕留良及其门徒严鸿逵等人的思想言论进行严厉批判，斥其为“丧心病狂，肆无忌惮”、“悍戾凶顽，好乱乐祸”。批吕留良，斥其“自作胸臆，造作妖妄”、“罪大恶极”，是“名教中之罪魁祸首”。这些词汇，为后世批判思想犯罪提供了运用的范例。他认为已将吕留良等人的反动思想批深批透之后，下令将“教唆犯”、“罪魁祸首”吕留良处以极刑。

清朝对死人处以极刑，就是按“大逆律”开棺戮尸并枭首示众。吕留良定罪后，胤禛并不急着下令执行，而是再出奇招，诏示全国“令各省学臣编行询问各学生监等，将应照大逆治罪之处，取具该生结状具奏，其有独抒己见者，令自行具呈，学臣为之转奏，不得阻挠。”并在上谕中强调指出：“朕思吕留良之罪，从前论旨甚明，在天理国法，万无可宽。然天下至广，读书之人至多，或者千万人中，尚有其人，谓吕留良之罪不至于极典者。朕慎重刑罚，诛奸锄叛，必合乎人心之大公，以昭与众弃之之至义。”（《康雍乾间文字之狱》）

胤禛这一招，可谓一举数得，一是做出听取天下公论的姿态，可以不花本钱地赚取至公至义，顺乎民心的美名；二是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再次进行恐吓宣传，制造凡反对满清者“国人皆曰可杀”的恐怖气氛，以震慑知识界，震慑全国臣民，让他们永远服服帖帖地受其统治；三是搞一次引蛇出洞的“阳谋”，将同情吕留良等人且怀有反满思想的人一网打尽。对于征求公意的结果，他成竹在胸，对于手握生杀大权的皇帝的旨意，想保住脑袋的人都会表示坚决拥护。

这次公示，基本收到了胤禛预想的效果，只是引蛇出洞的“阳谋”收效不大，全国只有福建人诸葛际盛与浙江人齐周华“独抒己见”，为吕留良鸣不平。这两位独抒己见者的下场是，一个被杀，一个被逮入监狱。从这两个人的命运可以推断，即使有成百上千的人为吕留良说话，其下场仍然是被杀或被关。

既然全国的读书人一致“拥护”将吕留良按“大逆律”治罪，也即“国人皆曰可杀”，胤禛便名正言顺地做出裁决：

吕留良与其已故之子吕葆中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留良之子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遣往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吕氏家产抄没，折银充本省工程费用。吕留良已故门生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遣往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门生沈在宽斩立决。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及其信徒20余人，或判监斩候，或流放、杖责。对于吕留良的著作，胤禛不同意朝臣禁毁的提议，而是将有朱轼等文臣逐条批驳的吕留良的《四书讲议》和《语录》等书，刊发全国学校，作为批判吕留良的辅助教材。

胤禛对吕留良、曾静案的“出奇料理”到此结束。凭借至高无上的威权任意强奸民意，杀人之前为自己找一个名正言顺的借口，是历代皇帝老爷惯用的流氓伎俩，而胤禛重惩思想犯、发起全国性的大批判运动、广泛印发批判材料、搞公众表决等等奇招，却为他的儿子弘历以及后世的皇帝、准皇帝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以上所述，只是几起有影响的大案，雍正一朝，因文字获罪者远不止此。另有一些朝臣官吏、文人学子，因一句诗、一段文字甚至一个词被视为“悖逆”而被杀或是下狱、贬官流放。道士贾士芳入宫为胤禛驱邪治病，因咒语中有“天地听我主持，鬼神归我驱使”一语，被砍了头；福建上杭县童生范时杰、太常寺卿邹汝鲁，因上表歌功颂德，表中有不当词句（当然都是皇帝老爷牵强附会）而被治罪。此处不再一一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