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第27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结果正式揭晓，四川大学三星堆遗址考古队名列其中，荣获了“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称号，这也是四川省唯一荣获此奖的青年集体。
北京青年报记者从四川大学了解到，在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称号之前，四川大学三星堆遗址考古队已经在祭祀区的5、6、7号坑累计工作近30个月、7000多小时。出土数千件珍贵文物，其中不乏有金面具、龟背形网格状器等重大发现。
在三星堆遗址，考古队同三千年前辉煌而神秘的古蜀文明对话，也同现代文明对话，在国内外权威刊物发表论文超百篇，举办三星堆相关讲座50余场。
团队中90后占75%
在三星堆一线的挖掘现场，随处可见的都是朝气蓬勃的青春面孔。川大考古队中，参加挖掘工作的川大学生，多为硕、博在读学生，从带队老师到学生都有着90后的身影，团队中90后占比75%以上。
自进驻以来，“早八晚六，七天不休”是川大考古队的常态，时常要通过加班来“给文物争取时间”。每周也会组织多场例会及时调整工作进度、更新发掘方式。发掘工作无疑是辛苦的，不仅需要对重复的内容保持耐心细致，还需要忍得住酸痛、耐得住寂寞的定力。
“累！但是驻地门口那家兔头真好吃。”年轻的队员们也善于“苦中作乐”。哪怕是身着闷热的防护服，他们都能找到全新视角来自我安慰，“这次在工地上穿防护服也省去了洗衣服。”同样是考古文博学院研二学生的赵春玲笑言。与其他考古方向的同学不同，她的研究专业是文物与博物馆学，在真正来到现场后，她找寻到了热爱。
在发掘现场，年轻人的参与不仅带来了蓬勃朝气，还展现了对个性的追求与对生活的热爱。他们能够运用各种“黑科技”，亦能够打破传统，将欢声笑语融入艰辛的考古日程中。
科技助力考古发掘和研究
34岁的黎海超，是四川大学历史文化（考古文博）学院最年轻的教授，是四川大学三星堆遗址考古队的现场领队，被戏称为5、6、7号坑的“坑长”。对发掘工作的每一个细节，黎海超都了然于胸。
受聘川大后，黎海超推动成立了文物分析实验室，让科技助力考古，提供更多的研究资料和视角。他说：“我们有考古学科的背景，具有文科的‘根’，能够在这个基础上把科技当作工具来使用，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更贴切地解决考古学人所关心的问题。”
黎海超的团队主要负责的三座坑各具特点，其中5、6号坑遗物关系复杂、迹象特殊，现场难以获得良好的发掘效果。团队对两坑进行了整体切割，转移到室内更优的环境中，用更精细的方式进行清理。这样原本只能从一个视角进行发掘观察的遗迹，可以根据需要使用设备固定翻转180°进行反向清理，最大程度提高发掘水准。在室内还可以使用工业ct等大型设备进行扫描，预知文物的埋藏情况，从而制订更合理的发掘方案。
在人们的固有印象里，三星堆的铜器都产自本地。但考古队通过高科技手段进行溯源测试，分析铜器的铅同位素、微量元素等，发现产地非常复杂，不同区域的原料、技术、设计风格汇聚在三星堆，展示出三千年前超乎想象的密切交流网。
不仅如此，通过对各类文物系统的科技分析，团队尝试复原三星堆与周边其他区域文化之间资源、文化技术的联系，打破三星堆闭塞的刻板印象，展示区域间资源的往来流通，建立起以三星堆为中心的古代商贸与文化网络，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三星堆文化。
除了文物需要研究，文物的痕迹、状态也与历史真相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团队特别采用了全新的理念方法——实验考古进行研究。所谓实验考古，就是通过复制、模拟，来验证曾发生过的场景，在古今之间架起时空隧道。这一方法目前在国内尚未普及，但团队会依托三星堆进行一系列全新的深入研究。例如，为了了解6号坑木箱炭化的原因和过程，团队复制了相同尺寸的祭祀坑，还依据检测结果，复制出相同树种制作的木箱，通过焚烧实验来重现三千年前的场景，探寻火焰背后的真相。
此外，7号坑出土了大量的铜铃，这些形态各异的铜铃如何使用，有何意义？考古团队通过三维扫描、3d打印、翻模浇铸，制作大小、合金比例完全相同的铜铃，再进行测音工作，探索其功能。三座坑中出土的文物编号达数千个，庞大的数字背后，是巨大的数据整理、精细的清理修复和详细的分析研究等工作，这对团队来说是一个要耗费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工作。
考古是代代相传的事业 认为荣誉属于中国考古人
谈到获奖感受，黎海超说：“这份荣誉不仅属于川大，还属于共同奋战在三星堆遗址的兄弟单位，属于默默奉献的中国考古人。”
从校内到研究所，再到公众讲坛；从央视新闻到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从微博热搜到b站纪录片，这个以90后为主的团队关于三星堆的科普讲座已经在线上线下开设了数十场，三星堆博物馆超过400万人关注，网友自发仿制三星堆金杖出圈，考古专业报名人数大增。每一项成绩与改变，都是考古人努力的见证，黎海超说：“考古，要去发挥真正的社会价值，走向社会。”
黎海超来到三星堆前的一个月，刚刚做完手术出院，正是需要休养的他却坚持参与发掘工作。每天他至少在坑内连续工作八小时，趴伏在移动平台上清理文物，晚上继续整理资料。为了保护文物，团队同时间赛跑，挑灯夜战。
发掘与研究的辛苦与艰难不言而喻，但黎海超从未后悔过曾经的决定，甚至将今后二十年的研究规划都转向了三星堆。
7号坑龟背形网格状器的出土、象牙的完整挖掘与保护、溯源工作的突破，越来越多的好消息传来，似乎都在昭示着三星堆研究的光明未来。黎海超说：“我们把三星堆发掘和研究当成毕生的事业，现在我来负责，我这一辈子能做的事是有限的，但下一辈还要人接着去做，这是很长远的事儿。”
在他看来，某种意义上，考古与历史是文化自信、民族自信的源头，只有真正将古代具体发生的历史解释清楚，才能为大家呈现往日辉煌。考古，已经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最初的好奇心，更是一种需要承担的家国民族责任。
自1960年川大考古教研室成立开始，川大考古人躬耕田野一甲子，参与了三星堆、金沙、李家坝等一批巴蜀文化的重要发现。如今，川大考古人参与“考古中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课题，以新发现三星堆祭祀区5、6、7号坑为核心的一系列重要田野考古工作。在这些文物发现成就背后，是代代川大考古人点点滴滴的奉献和坚持，黎海超知道，现在的发掘只是冰山一角，需要一代代考古人继承、延续。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天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