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末年的蔡州之战

严格意义上南宋方面一直有和金兵合作对抗蒙古的幻想。是在蒙古人压力下不得不出兵灭金的。

南宋联蒙灭金决议的形成:

窝阔台带大军北返以后，只留下为数不多的蒙古军继续攻金。速不台猛攻汴梁十六昼夜不克，只得暂时退军。八月，蒙军攻金中京洛阳，直到绍定六年（1233）年六月才攻下。绍定五年（1232）年四月蒙古军撤围后，汴梁粮尽，累招援兵又无人响应，金哀宗乃弃京出走，于绍定六年正月北渡黄河走河朔，被蒙古军拦击，于是又复渡河南走归德。当月，金汴梁西面元帅崔立叛乱，以汴梁降蒙古。六月，金哀宗又逃往蔡州。九月，窝阔台命都元帅塔察儿率诸军包围汴梁。

由于在此期间，窝阔台始终没有增派援军，经过连番苦战，蒙古军损失不小，且已经十分疲惫，塔察尔遂有了邀宋攻金的打算。在蒙古军刚打下归德，金哀宗还在河南逃窜，尚未躲进蔡州城时，蒙古就已派使臣至襄阳，“约共攻蔡，且求兵粮，请师期”，请南宋出兵助粮。此时的京湖帅史嵩之将此事凑报朝廷，结果引起一番争论。有人认为助蒙灭金正可复仇雪耻，有的却认为蒙古贪婪无度，宜防后患。由于此时金军主力已经被歼，潼关-黄河防线已破，以金屏宋已经没有任何实际价值，所以主张出兵的观点始终占据上风。史嵩之奉宋理宗之命，于六月派邹伸之，李复礼等六人“使北朝审实”，然后再作决定。

就在这当口，女真贵族再次向人们展示了他们与天下为敌的气魄（当然，这不是他们最后一次展示这种气魄，一百多年前的那位老太太比她的先辈们走得更远）。金哀宗在逃进蔡州以后，居然再次做起了取偿于宋的春秋大梦。其实，早在他逃离汴梁时，完颜仲德就劝其以秦、巩为基础，“进取兴元，径略巴蜀”。只是之后哀宗一路被蒙古人追杀，故而无暇顾及此事。栖蔡以后，他便开始实施这个入蜀避祸的计划，乃以蜡丸诏令秦州元帅粘哥完展，“期以天兴二年（即次年）九月集大军与上会与饶凤关，出宋不意取兴元”。从三峰山逃脱的武仙亦在河南西南部屯集兵马，“欲迎守绪（哀宗的名讳）入蜀”，“犯光化，锋剽甚”。

金人这次又一脚踢到了铁板上。由于辛卯之变中宋军惨败，给蒙古统治者以软弱可欺的印象，使得南宋担心蒙古“有轻我之心”。而如前所述，这正是南宋自蒙古崛起之初就极力避免的。所以，此时正急于重振军威的南宋根本不会给金人以可乘之机。南宋在得到边报以后，京西兵马铃辖孟珙奉命主动出击，先迫降了邓、申二州，七月大败武仙于马镫山，“降其众七万”，八月十三日攻克唐州，彻底切断了金哀宗西窜之路。

武仙败灭之后，金哀宗这才意识到自身严峻的处境。八月七日，他采纳了内族阿虎带的建议，诏令尚书省牒宋中书省借粮一百万石，遣阿虎带使宋争取宋援。行前，金哀宗面谕阿虎带，希望他以“唇亡齿寒”之理，说动南宋与金“连和”。但事与愿违，阿虎带使宋，为南宋所拒，因为此时南宋已经决定助蒙灭金。

促使南宋做出决定的，正是带兵破蔡的孟珙。由于对是否出兵助粮，庭议未决，史嵩之征求孟珙的意见，孟珙回答说：

“倘国家事力有余，则兵粮可勿与。其次当权以济事。不然，金灭，无厌，将及我矣。”

孟珙的这番话打动了史嵩之，后者又通过自己为史弥远兄子的身份，说动了暮年的权相，南宋遂决定出师。

金哀宗逃迁至蔡州以后，已难逃灭亡之命运，南宋若与之“连和”，既无利可言，反可能引火烧身，使蒙古因此而迁怒于宋。无论南宋出兵与否，金之灭亡都不可避免了，南宋顺应蒙古之请，出兵粮助蒙攻金，既可洗雪多年的仇耻，使南宋朝野被压抑了一百余年的精神为之一振；又可避免蒙古借机寻衅，在对蒙古的关系上争取主动；更何况由于金人入蜀避祸的企图，宋、金之间实际已经再次交锋，南宋在礼法上也无任何理亏之处。而“作观成败”只能使南宋陷于被动。就当时的南宋国力来说，避免或推迟宋蒙战争，对南宋是有利的。孟珙所言，即是在暗示南宋当时并不具备“固边自守，坐观成败”，对蒙古的威胁无所畏惧的国力，权且“出兵助粮”,以防蒙古寻衅，正是为了避免或推迟蒙古与宋的全面冲突。

南宋出兵助粮，固然有“执仇耻”的目的，但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和蒙”，“这是符合南宋利益的正确之举，是南宋唯一正确的抉择。”

绍定六年（1233）十月，孟珙、江海领兵两万，带军粮三十万石，正式踏上攻打蔡州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