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公孙无知政变涉及的七个问题

鲁庄公八年冬，齐襄公堂弟公孙无知发动政变，借助连称、管至父之手，杀害齐襄公于姑棼，也即今天山东省博兴县之南。公孙无知发动的这场政变，从现有《春秋》、《左传》的记载来看，并参照《史记》，就会发现许多疑点，且存在许多令人不解的问题。

比如第一个问题，就是政变的时间问题。按照《春秋》记载，齐襄公死于鲁庄公八年十一月癸未，即十一月六日。不过，《左传》记载却有所不同，把时间推后了一个月，即“冬十二月，齐侯游于姑棼”，从而遇害。而《公羊传》、《谷梁传》均因袭《春秋》记载时间，即鲁庄公八年十一月六日。这个时间，应该是齐国前来赴丧所提供的时间。《左传》成书晚于《春秋》，而且就是为了解说《春秋》而产生的著作，按道理应该因袭《春秋》记载的时间，然而《左传》更改却没有解释，造成了显而易见的矛盾。这种现象，如果不是《左传》在流传中出现誊录错误，就还会有另一种可能，即《春秋》在流传中出现错漏，将“二”字漏写成“一”了。按照古人历法推算，癸未之日，当在十二月为宜。因此，《左传》时间有可能是对的。

第二个问题，公孙无知、连称、管至父是否是现场杀害齐襄公的凶手？他们应如何分工？如果按照《左传》描述，杀害齐襄公的凶手在杀了孟阳之后，发现“非君也，不类。”并继续搜寻才找到齐襄公的描述说明，现场凶手是不认识齐襄公的。如果是公孙无知，甚至是连称、管至父这样的人在场，一定认识齐襄公，是不至于说出这等推测性质的话的。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弑君并追求篡立的公孙无知，这时最重要的任务不应该是亲自杀人，而应该是如何去占领临淄，并在公布齐襄公死讯之后，让齐国大夫们在齐国太庙拥立自己为齐国之君。

所以，这时的公孙无知，一定不会在姑棼参与杀人，而应该率领军队赶往临淄。而连称、管至父所处葵丘较姑棼为近，参与谋杀的可能性很高，但也不会在现场自己动手，而应该是围困姑棼的指挥者和联络者。比如，作为叛乱，首先应围困跟随齐襄公前来冬猎的一众官员，尤其应该迅速抓捕一同前来的齐襄公公子，甚至齐僖公的公子，即所有齐国君权更为合法的继承人，也只有这样的举动和安排，才能顺利实现政变目的，也才符合齐国出现了“乱做”的政变状态。

第三个问题，公孙无知的政变行动是否在第一时间实现了对临淄首都的占领？从《左传》的行文可知，连称、管至父是谋求拥立公孙无知的重要力量。此二人戍守葵丘，有可能带领一定数量的武装，且距离临淄很近，路程在一日之内。但是，连称、管至父在杀了齐襄公之后，一定不会直接前往临淄宣布死讯，并要求国中大夫表态拥立公孙无知，因为他们二人没有这样的资格，也没有这样的权威，而其他齐国大夫，尤其作为执政大夫的国、高二氏也不会听他们二人的摆布。有鉴于此，姑棼作为发生政变的第一地点，连称、管至父的任务应该是在姑棼，而不是赶往临淄。

所以，合理的推论应该是连称、管至父在杀齐襄公得手之后，要立即致信公孙无知，并等待与公孙无知合兵一处后再前往临淄。因此，公孙无知的叛乱武装不会在第一时间占领临淄。

第四个问题，公孙无知有没有可能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就成为齐国国君？如果仅凭《左传》上的只言片语，我们会以为连称、管至父合谋杀了齐襄公之后，就能轻而易举地让公孙无知继位。但实事求是地讲，这样的可能性非常低！首先，公孙无知既不是齐僖公的儿子，也不是齐襄公的儿子，不但不是合法的君位继承人，甚至距离君位继承权已经很远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齐国的大臣们是不会轻易让公孙无知即位的。其次，齐襄公死于外地，只有确认死讯，才能在齐国太庙举行新君即位之礼。如此一来，新君即位的难度就更大了。其三，齐襄公与公孙无知的矛盾早已公开化，对公孙无知的限制和贬黜早就开始，因此可以想像，在临淄城中，公孙无知之党应该不多。

所以，在临淄城中，不存在里应外合迎接公孙无知的可能性。如此之下，公孙无知要轻易进入临淄，并宣布自己成为齐国国君的难度非常大。此外，从进入春秋以来各国发生的谋逆行为来看，不论是否成功，都毫无例外是武力支撑下的火拼。如郑庄公之弟叔段，是武装割据下的公然叛乱，和公孙无知之乱更为相近，但叔段是弟，也是嫡子，加之其母支持，距离君位更近。其它如卫国卫州吁、陈国陈佗能够一度成功篡立，是因为本身就是公子出身，且手握兵权。而鲁国公子翬、宋国华督之乱，是国君身边重臣谋逆，虽然此二人也是公族出身，但毕竟血缘已远，所以不敢僭越，只能推举嫡出公子上位。由此可见，公孙无知如果不是武装叛乱，绝对不会有任何成功的可能。

第五个问题，公子纠作为“宜为君者”为什么会“乱做”而奔鲁？如果公子纠是“宜为君者”，最大的可能就是拥有齐襄公太子的身份。但是，公子纠如果作为太子，在齐襄公遇害时就有两种可能，其一是随从齐襄公前往姑棼一同田猎，但与齐襄公分居不同地方，因此躲过了这场谋杀，或者说杀手的任务只是杀害齐襄公而未涉及公子纠。如果真是这样，说明连称一伙真是雇凶杀人，由于情急失策，让公子纠逃脱了。其二是公子纠没有随同外出田猎，齐襄公遇难时他人还在临淄国中，但听到公孙无知叛乱后，摄于公孙无知势大，只好逃难入鲁。考虑管仲随同公子纠同行，如此作为，实不敢置信。

一般而言，古代国君四时田猎，乃国之大事，而国君出行，太子随同，也是应有之义。所以第一种可能性为大，即公子纠在姑棼随同田猎，但事发突然，故在惊慌忙乱之中，甚至在追杀之下，连忙逃难入鲁，这是一种应急反应。虽然身边有管仲为辅，大概也只能如此。

第六个问题，公孙无知发动政变的大本营应在哪儿？前文曾经论证，公孙无知是夷仲年的儿子，夷仲年有可能在活着的时候被封于夷地。夷国被齐所灭，地理位置在今山东即墨县西，公孙无知有可能就在这里培植了个人武装，并伺机发动政变。但是，即墨距离临淄较远，有二百公里，古代信使往来，一去半月，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故此，公孙无知从这里开始发兵前往临淄夺取政权的可能性较大。由于能否成功杀害齐襄公并非十分把握，所以公孙无知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其封地等待连称、管至父的“好消息”。

即墨：古夷国之地

作为推断，公孙无知在等来“好消息”之后，大致应该是得意忘形了！于是连忙出动兵马，并在路上宣布了齐襄公的死讯，同时散布齐襄公是如何的昏庸无道，如何的荒淫无耻，而自己又是要如何的“替天行道”，这明摆着就是要沿途齐国城邑归降自己，并号召一同参与叛乱。这样的叛乱剧本，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一直照抄不辍的剧本，也是最方便，最合理的剧本。公孙无知不会真的无知到不如此去做。

但是剧情并不会随着公孙无知的意愿一路发展下去。当公孙无知的兵马到了雍廪的时候，这场闹剧就结束了。

第七个问题，为什么公孙无知之乱会结束于雍廪？按照《左传》鲁庄公八年的说法，“初，公孙无知虐于雍廪”。接着在鲁庄公九年，《左传》写到“九年春，雍廪杀无知”。关于雍廪，历史上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史记》为代表的说法，把《左传》上的雍廪二字改写成了雍林，雍林成了地名，而公孙无知在游玩雍林时，被雍林这个地方的人给灭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公孙无知早先与雍林这地方的人存在旧仇。第二种是以贾逵为代表的说法，把雍廪当作一个人，说成是齐国大夫了。

无知死于百姓报仇

司马迁把雍廪改写成雍林，是意识到古人一般不会起名叫雍廪。如果雍廪作为齐国大夫，干了这么一桩大事，就很不简单，《左传》在记载上也会加以褒扬，是不会直呼其名的，而应该用字。而“廪”字绝不会是某人之字。即使用名直书，也应该前面冠以官职才对。

如果雍廪是地名会是哪儿？这在《左传》上也有答案。《左传》鲁昭公十一年记载，申无宇在回答楚王之问时说到：“…齐渠丘实杀无知”。据历史记载，渠丘就是今天山东的安丘市，这个地方，应该是从即墨发兵去临淄的路途之中。

如果雍廪是个地名，而且按照《左传》记载，这个地方的老百姓曾经遭受过公孙无知的祸害，那么完全有可能，这个地方的人会联合起来，并在公孙无知得意忘形的时候，借机杀了他，从而结束了公孙无知之乱。

这样的情景，形同齐国地方武装在听闻齐襄公遇害之后的勤王举动，是对公孙无知叛乱的阻击和反抗，这与雍廪作为一个齐国地方官员，独立杀害公孙无知的可能性相比，似乎更具可能性。

但是，也不会如《史记》所说，公孙无知篡位后去雍林游玩。游玩这种可能性应该极低，也不符合常理。公孙无知如果真的篡位成功，他要做的事情很多，怎么会去一个自己曾经虐待过的地方游玩？

因此，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公孙无知的私人武装在路过雍廪时，也就是途径渠丘时，公孙无知意外被当地老百姓作为“报仇”对象给干掉了，这也顺便为齐襄公报了仇，雪了恨，并由此结束了公孙无知之乱。

如此，正是由于公孙无知之乱需要信息往返，更需要出兵过境，因此从十二月份就一拖再拖，拖到了春天，从而出现了“九年春，雍廪杀无知”的意外局面。

公孙无知死了，随之公孙无知引发的叛乱也告一段落，但齐国真正的乱局却正要开始上演。且容后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