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如磐 眼光如炬 品格如松——纪念黄克诚大将诞辰120周年

黄克诚大将，他的诞辰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日，是同一天——10月1日。

信念如磐 眼光如炬 品格如松

——重读《黄克诚自述》纪念黄克诚诞辰120周年

赵连军 高素琴

1985年9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给黄克诚同志发出致敬信，信中说：“您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是我们党和军队的卓越的领导人。您的历史功绩，将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您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不盲从，不苟同，坚持真理，刚直不阿，不论身居高位还是身陷逆境，都一心为公，无私无畏。您的崇高品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次年12月28日，黄克诚大将与世长辞。

黄克诚大将曾经于全民族抗战时期战斗生活在苏北地区五年之久，先后任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中共苏北区委书记等职，足迹遍布泗洪、泗阳、沭阳等地，他曾在回忆录《黄克诚自述》中专门著有“苏北抗战”一章。今天，在纪念黄克诚大将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重温《黄克诚自述》，再次深深感受到了黄克诚大将的共产主义信念之坚定，战略眼光之深邃，思想品德之高尚。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第二版）封面

一

黄克诚大将对于共产主义信念的确立，有一个过程。

从《黄克诚自述》，我们可以看出，黄克诚出生于一个“风气闭塞”“很不开通”（以下引言除单独说明外，全部引自《黄克诚自述》第二版——编注）的湘南偏僻山乡，18岁前，他在族人的资助下先后就读私塾和小学。这时，他的思想很单纯，他说：“我受古书的影响，眼界不宽，思想狭窄，只想独善其身，做一个淡泊正直的人，随遇而安，知足常乐。”1922年夏，黄克诚考入了衡阳第三师范。这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在这里，黄克诚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并最终确立了为共产主义终生奋斗的信念。

黄克诚“自传”手迹

初入学校，20岁的黄克诚“情绪很高”，如饥似渴读书学习。但随着环境的改变，接触面的扩大，特别是读了一些进步报刊之后，“脑子里开始考虑许多问题：社会的弊端，国家的前途，个人的出路等等，使我无法安静下来”。情绪日渐低沉，学习的积极性没有了。进入第二学期后，三师在共产党和共青团的领导影响下闹起学潮，黄克诚虽然没有参加学潮，但是已经受到了震动。学潮结束后，“整个学校处于一片沉寂之中”。这时，他对学业已毫无兴趣，全神贯注地阅读所能接触到的各种书刊报章，深入地探索国家、民族、社会、阶级等政治问题。随着阅读的深入，“国内的各种政治思潮一齐进入我的视野，我从中发现了许多过去不知道的问题。”黄克诚说，“我看到，不光是我一个人苦于无出路，整个中华民族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既然国家、民族、社会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问题，个人出路还从何谈起？这样，我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跳出了个人的小圈子，不再考虑个人的出路问题了，由过去为个人寻找出路变为立志要为国家、民族、社会寻找出路。”

1940年 8月31日，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黄克诚与第三支队军政领导干部于江苏泗洪朱圩合影。左起一排：张政、韦国清；二排：张爱萍、黄克诚、孙朝旭、谢锡玉、李浩然、王景坤、杨志雅、翁叙文；三排：韩振纪、石光、耿道明、顾寒星、邱士长、徐忻、杨勋；四排：刘瑞龙（站立）、石青、廖卓之、赵汇川、吴长泰、张震球、孙象涵；五排：张震寰、赵易亚。

当时，黄克诚面对的现实是，国内的救国论调多得很，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佛教救国，基督教救国……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但究竟什么才是拯救国家、民族和社会的正确道路，自己该何去何从，他一时找不出满意的答案。于是，他开始广泛地接触和了解社会，积极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像抵制日货运动、援助工人罢工运动、反基督教运动等等。到了1924年春，第四学期开学以后，黄克诚认真地阅读了《向导》《新青年》等革命刊物以及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孙中山的一些著作，开始明白了一条道理：“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中国才会有出路；要救中国，必须进行革命；而要革命，就须有革命党，即由立志革命者加入革命政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当时，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他认为国民党一大的“宣言不错”，于是在1924年冬或者是1925年春节前加入了国民党组织。也就在1924年的下半年，黄克诚发起组织了永兴县旅衡学友互助社，大家凑钱买了一批书籍，由他担任图书管理员。在这些书籍中，引起他最大兴趣并认真阅读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并引发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发生了兴趣。他说：“为了进一步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我又找了《新青年》丛书中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书来阅读。”“通过认真阅读这些书籍，在我的思想上又引起了新的变化，开始接受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并认识到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思想是不彻底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诸问题。从而，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人类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即实行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于是，我最后选定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道路，并决心去寻找中国共产党。”

1941年，黄克诚在苏北。

1922年至1925年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这段时期，是黄克诚人生的转折点。在三师经过三年的摸索、探求，他先是在国内的各种救国方案之中，选择了孙中山的国民革命的道路，进而又在国际的各种思潮之中，选定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他说：“我的这个决心不是轻易下定的，而是认真、郑重的，经过长期考虑的，因而是不可动摇的。”决心已定，黄克诚便想方设法去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10月，他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说：“我终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并加入了党的组织，兴奋的心情使我好像换了一个人。”“我再不是盲目地参加各种活动，而是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为着一个伟大的理想去斗争，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人生！从此，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再也没有消极过。实现共产主义，成了我终生不渝的追求目标，不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此志不移。”

1941年，黄克诚（左）和刘少奇在苏北抗日根据地。

对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的追求，“终生不渝”，“此志不移”。黄克诚大将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学习黄克诚大将的自述，我们可以发现自参加革命后，他和“右”字发生过不少“联系”，并为此受到多次错误处置和处分。1927年马日事变后，他曾因和党失去联系而“急切地盼望这时能得到党组织的指示”，“望眼欲穿”。当年底找到党组织，准备湘南暴动时，黄克诚客观分析形势，“主张先做群众工作，积聚革命力量，为举行暴动准备条件，待机而动”，却被领导人指责为“胆小怕死，是右倾机会主义”，不让他参加县委。这是黄克诚第一次被斥为“右倾”。湘南暴动后，他反对执行“左”倾盲动路线，坚决反对大烧大杀，再次被严厉地指责为右倾。湘南暴动后，他曾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和党失去联系，为此赴南京、上海找党，期间“尝尽了厚着脸皮求人告助的难堪滋味”，“依然是走投无路”，但最终仍然找到了党，参加了红军。在革命队伍中，他又几次因为“右倾”，遭到降职处分。长征途中，他深为红军的安危担心，对一位领导同志说：“老根据地已被敌人摧残殆尽，主力红军又受到重大挫折，剩下来的部队已经不多了。当前保存革命力量十分重要，应该尽量避免与敌人打硬仗，因为红军再也经受不起消耗了。”这被领导怀疑他缺乏信心，认为他不适宜继续担任领导工作了，把他调离部队到军团司令部赋闲。“我这个人不愿意闲着没事于，就又恳求领导分配我做点工作。不久，任命我为军团司令部侦科长。由于我的视力太差，又没了眼镜，搞侦察工作困难太大，曾几次遇到险情，差一点被敌人打死，但还是克服各种困难坚持干下去”。后来，黄克诚被任命为军事裁判所所长，又因不肯执行审判处理掉队者的指令，一位领导曾毫不客气地说：“像黄克诚、吴溉之这样的人，年龄大了，干不了什么工作了，连当个红军战士也不够格。”听到这个评语，他虽然“生怕掉队而遭到处理”，仍然“小心翼翼地跟着部队行军”，坚决不离开革命队伍。

1944年，黄克诚（左）和张爱萍在苏北抗日根据地。

新中国成立后，黄克诚大将长期担任人民军队的高级领导。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因不肯对彭德怀“反戈一击”“落井下石”，他受到错误批判，最终“抱着一肚子冤枉，戴着‘右倾反党’的帽子回到北京”。他说，这时“真是没有面目见人了”，但是仍然丝毫没有动摇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在家闲住”期间，他写了一首《七律·自况》：“少无雄心老何求，摘掉纱帽更自由。蛰居矮屋看世界，漫步小园度白头。书报诗棋能消遣，吃喝穿住不发愁。但愿天公勿作恶，五湖四海庆丰收。”诗中表达了他关心“五湖四海”之情。1965年9月，中央决定黄克诚到山西省任副省长。赴山西前，他写了一首《七律·抒怀》：“京华荏苒十三年，半是辛劳半是闲。愧无建树对祖国，却有遗恨留史篇。回思往事皆成梦，纵观万物尽争妍。衔命西去无别念，愿尽余生效薄绵。”诗言志，再次体现了对党对共产主义的赤子之心。“文化大革命”中，黄克诚被错误关押，“住屋只有9平方米，除一张板床外，只有一个小桌、一只小凳；此外一无所有，再有也放不下。”他又写了一首《七律·纪实》：“无端入狱亦寻常，且把牢房作学房。日习楷书百余字，细研经典两三章。粗粮淡菜情偏好，板床薄褥睡也香。尚有闲情觅闲趣，斗居旋转乐洋洋。”身处逆境，他仍然充满了乐观主义的革命精神。黄克诚大将，无愧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二

黄克诚大将虽然高度近视，但却是具有高度战略眼光的杰出的军事家。学习《黄克诚自述》，我们深深地体味到了，黄克诚大将在长期的革命和新中国建设中，始终立足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在战略问题上做到了看远一步，看深一层，其战略思维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在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期间，黄克诚（左二）与抗日民主人士合影。

坚定“搞军事斗争”的信念。1928年初湘南暴动后不久，黄克诚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与毛泽东主席会师。五六月间，黄克诚等奉命率部分队伍回湘南打游击，结果遭到失败，被迫赴南京、上海等地找党。在上海期间，他反复考虑一个问题，就是看到从大革命的失败，到目前白区党组织到处遭受敌人的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血流成河的现实，认识到我们在军队中只抓政治工作，而不注重抓军权，以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个教训太深刻了”，他说，“我深深地感到，革命必须依靠武装斗争。没有革命武装作后盾，迟早会成为敌人的俎上肉，任人宰割。于是，我逐渐形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到游击区去，重回红军搞军事斗争”。随后，他便设法向中央军委报告，经过批准，于1930年上半年来到红三军团，重新开始了在红军中的战斗生涯。

“反对攻打中心城市”。1930年6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决议案，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这一计划传达到红三军团时，黄克诚“预感到情况不妙”。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意识到，夺取中心城市的计划，在当时是很不现实的。随后，他在红三军团前委、湖南省委、湘鄂赣特委在平江城里举行的联席会议上发表了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意见。他说：“现在提出夺取武汉的主张是不现实的，因为目前我们根本不具备夺取武汉的条件。”“长沙不是不可以打，但不是暴动夺取长沙，也不可能是先取长沙后取武汉，而只能是采取游击军事行动，设法将长沙守敌吸引到野外歼灭之。若打胜了，相机占领长沙，可以达到扩大政治影响和扩军筹款之目的。”结果，讲完上述意见之后，他立即受到与会同志的严厉批评，被指责为严重右倾机会主义，并被“撤销了原要我担任纵队政治委员的任命，决定我继续留在支队工作”。

1940年8月25日，黄克诚等在魏营子八路军第五纵队二支队司令部合影。前排左起：常玉清、（ ）、韩振纪、韦国清、黄克诚、刘瑞龙；后排左起：金明、（ ）、邓逸凡、张天云、田守尧、张爱萍、（ ）、李雪三。

赞成毛泽东“诱敌深入”方针，“请毛泽东出来指挥”。1930年10月，红一军团占领吉安后，毛泽东判断蒋介石在解决冯玉祥、阎锡山之后，将要转移兵力大举进攻苏区，果断地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即红军主力尽快撤回到赣东最大的苏区集结，抓紧时机整训部队，待敌人大举进攻时，依托根据地同敌人周旋作战。“诱敌深入”方针与当时中央的方针是截然对立的，中央的方针当时也已被广泛接受和拥护。但是，身背“右倾”包袱的黄克诚却“非常赞成毛泽东的方针”。结果，至第五次反“围剿”时，由于背离了毛泽东的正确战略方针，红军遭受了巨大缺失。黄克诚回忆：“红三军团从福建沙县回师黎川时，我曾对彭德怀说：‘照这个样子打下去，红军要被搞垮的，一点儿出路也没有。你现在讲话还能起点作用，是不是你向中央提个建议，请毛泽东出来指挥，或许可以扭转危局。’”

敏锐感觉中央红军即将长征，避免了更多战友的牺牲。1934年9月底红三军团从前线撤回于都，博古来给团以上干部作报告时声称要转移阵地，动员部队准备突围。这时，《红色中华》发表了张闻天的署名文章《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对此，黄克诚立即敏锐地“觉察到临时中央已打算放弃中央苏区，有向外线转移的迹象”。于是，“我急忙赶到红三军团医院里，去动员伤病员立即出院，准备随部队转移。当时红三军团的伤病员约有一万余人，他们对部队马上准备向外线转移一无所知，绝大多数伤病员不想或不能出院，只有少数人当即出院归队。记得当时出院和我回前线的伤病员中，有张震、甘渭汉、钟伟等同志。那些没有跟部队转移走的伤病员，后来都损失掉了，大部分是被敌人杀害了”。

黄克诚师长在第三师反“扫荡”战斗动员大会上作报告

建议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全民族抗战开始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平型关大捷后，总政治部派黄克诚到第一一五师检查部队政治工作情况，他感到虽然部队改编时间不久，但由于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显著削弱，军阀习气开始滋长蔓延。“在同师部首长商量当中，我建议恢复我军政治委员制度，开展反军阀主义的斗争，以保持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师部首长很赞成我的想法。”于是，他返回后即向总政汇报，任弼时主任当即要他起草报告上报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很快批准在全军开展反军阀主义的斗争，下令恢复了我军原有的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使部队政治工作得到了加强。

“越过陇海路，向华中发展”。1940年上半年，黄克诚向中央提出了“将第二纵队分成两摊子”，“一部分越过陇海路，向华中发展”的建议。这时，也正是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部署发展华中的重要时刻。4月17日，中央即电示“新二旅及三四四旅共一万二千人，由太行出发，在冀鲁豫边界设法消灭石友三部后，准备随时调往陇海路南，配合彭雪枫部行动”。6月初，黄克诚奉命率第二纵队主力南下华中，“在中共华中局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开辟建设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在苏北地区战斗生活了长达五年的时间，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3年冬，黄克诚在泗沭县（今泗阳县）庄圩与参加整风学习的淮海区党政军干部合影。前排左起：张克辛、吴信泉、邵幼和、刘震、钟伟、李少元；二排左起：覃健、沈启贤、黄克诚、金明；三排左起：黄忠诚、杨纯、张彦、田养泉、冯志湘、刘述周、吕镇中、李一氓。

“建议中央及军委立即派大部队到东北去”。建议中央抢占东北，是黄克诚大将作为杰出的战略家，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对此，黄克诚回忆说：“1945年9月上旬，经中央批准，我率新四军第三师第七、第八旅自淮南津浦路西东返，回师苏北。于9月13日途经华中局驻地时，得知苏联红军已将日本关东军歼灭，占领了我国东北地区。同时，我军也有少量部队进入东北。而国民党军队主力尚在大后方，一时还来不及接管东北。我认为这是我军进军东北，开辟创建东北战略根据地的极好时机。于是，我就请当时任华中局书记的饶漱石给中央发电报，建议中央及军委立即派大部队到东北去，不管苏联红军同意与否，要下决心进军东北，不可错过时机。但饶漱石当时不同意发电报。我即以自己的名义起草了一封电报，向中央及军委提出了我对当前局势及军事方针的意见，并于14日用华中局的电台发出。”黄克诚建议：“东北既能派队伍进去，应尽量多派，至少应有五万人，能去十万人为最好，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造总根据地，支援关内斗争。”他的建议，和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不谋而合。9月17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提出了“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电报中特别提到黄克诚的建议。19日毛泽东回电，表示“完全同意”。9月20日，刘少奇以中央书记处名义亲自起草给华中局转黄克诚的复电：“你的提议中央同志都看过，并在原则上同意你的意见。中央关于目前战略部署电谅已收阅。望你以后多提意见。”

人民网发表黄克诚《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文章截图

学习《黄克诚自述》，可以发现黄克诚大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许多重大问题上，眼光深邃，高瞻远瞩，同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主席保持了高度一致。而最能体现黄克诚杰出战略眼光，也是黄克诚大将一生中最大贡献的，我们认为是他对毛泽东主席的正确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黄克诚自述》中收录了他1980年11月下旬在中央纪委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他说，如果把建国以来我们党所曾犯的错误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有一个同志问我：‘不让毛主席一个人承担错误的责任，你承担不承担？’我说：‘我也要承担一些责任。但对搞“文化大革命”我不能承担责任，因为那时我已不参加中央的工作，没有发言权了。’我认为，凡是我有发言权的时候，我没有发表意见反对错误的决定，那么事后我就不能推卸对错误的责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丢掉毛泽东思想，造成党和人民的思想混乱，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可能变质，子孙后代就会受罪。不能不看到这个危险！”他旗帜鲜明地号召：“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一切真正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的共产党员，要同诋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主席形象的现象做斗争，以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不应苛求前人，只能通过我们后人的斗争实践弥补前人的不足，不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面光辉的旗帜上写下新的篇章。”黄克诚大将的这个讲话，对于正确评价毛泽东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思想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顺利出台起到了舆论导向的作用，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黄克诚大将在自述中说：“失败的教训往往比成功的经验给人以更深刻的教育。因为这些教训的取得，是用大量的流血牺牲换来的。从大革命失败以后，我学到了不少东西，不再像从前那样盲目了，自然而然地、更多地动脑筋思考各种问题。我认识到，作为一个革命者，自己应该有独立的思考和见解，不能够一味地盲从，人云亦云。这样才是真正对革命事业负责。”他回忆在上海找到党之后，曾集中精力学习组织送来的大批资料。他说：“我如饥似渴地读着，从中懂得了许多新的道理。”“这使我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认认识上提高了一大步。”这既是黄克诚大将的切身体会之言，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为什么会具有高度的战略眼光。

三

从《黄克诚自述》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黄克诚大将光明磊落、热爱人民、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高尚品德。

黄克诚大将以人格魅力赢得了广大指战员的拥戴。他回忆了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任政委的经历：“我刚到这支部队时间不久，由于关系不熟，开展工作困难很大，一些干部对我这个政治委员不大理会，不仅我讲话他们不怎么听，而且平时在生活上也有些故意为难的地方。尽管如此，我仍是耐心做工作，诚恳待人，相信日子久了，会把关系搞好的。关于打仗的事情，开始我一般不多说话。后来见部队在作战中常常吃亏，我就劝说大家研究新战法，避免打被动仗和阵地战。这些话也不大起作用。我也不着急，还是采取耐心做工作，逐渐说服的办法。后来，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我一直和这支部队同患难，共生死，结成了最亲密、最深厚的战斗情谊。”

阅读中的黄克诚（黄楠提供）

黄克诚大将时时处处想着人民群众的利益。他要求部队指战员说：“我们是共产党人，凡事要多为群众想想，要知道群众这个母亲的困难。我们搞一点粮食，领一件衣服，都要考虑到群众的负担。”他在领导苏北抗日根据地反“扫荡”和反击国民党顽军斗争的同时，领导了苏北海堤的修筑，“在中原局及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的支持下，我们采取发行修堤公债、以工代赈的办法，动员了上万民工，军民一齐上阵，终于在1941年7月底，将全长九十华里的海堤修成。新海堤竣工的第二天，又遭海啸袭击，且比前次的水位高出六寸。但新修筑起来的大堤屹然不动，保障了沿岸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黄克诚与长女黄楠在苏北

黄克诚大将终生保持了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作风。他在回忆中央决定他任山西省副省长时说：“于是立即准备动身，收拾东西，交出公物住屋等等。以前有人送我几幅字画，还有我保存的一点革命文物，如苏区的货币之类，这时都分别送给了有关的博物馆保存。这些年余下的一千多斤军用粮票，也都交给公家。”

黄克诚大将和夫人唐棣华与孩子们合影（黄楠提供）

最能体现黄克诚大将廉洁奉公品质的，是所谓的“黄金问题”。他在自述中比较详细地叙述了此事：“所谓‘黄金问题’，是指新四军三师奉令从苏北开到东北时所带的一部分经费。当时数万大军千里出动，当然不能不带钱。但当地的抗币只能在本地使用，一离开根据地就不能用了。三师在苏北根据地经营了好几年，经济情况较好，大军出动时，除换了些法币外，还设法换了些黄金，备紧急情况之用。由于用得节省，一直到东北根据地建立、部队改编时，师部所带的金子还有一些剩余。我取得组织同意，将这一部分经费，带到西满军区。东北解放后我出任天津市军管会主任及市委书记。那时这剩余的黄金，仍在负责保管它的翁徐文之手。翁问我怎么办？我当时已知将到湖南任省委书记。湖南的烈士很多，从前是老革命地区，现在又是新解放地区。我一向多考虑困难，怕有特殊需要，就让翁徐文请示并取得李富春批准，把这笔钱又带到湖南。到湖南后，开始还用过少许救济军属、烈属。但省的经济情况较快好转，问题均能解决，这笔钱就用不着了。于是我让翁徐文将这笔钱上交给湖南省财政部门。这笔款项由始至终，均由翁徐文经管。我虽有批用权，但从没有直接经手过。翁徐文为人十分老实，从不谋私，又十分谨慎。他为革命队伍经管这笔钱财，兢兢业业，手续、账目都很清楚完备。钱上交以后，他仍保存着账目收据，不敢销毁。当我调北京回军队时，他仍留湖南工作，曾为此问我，这些账目是否仍由他保存？我一向都是个谨慎的人，这一次却由于问心无愧，十分自信，信口回答他说：这是你经手的账，交给谁呢？要是你嫌它累赘，这陈年老账就销毁了它也可以。军委斗争会揭发了这个问题以后，我真担心起来了。我怕的是翁徐文年纪大了记不清来龙去脉，又怕他已经将账目销毁。而万一翁徐文死去，我就是百口难辩了。我尽管己经背上‘右倾反党’的罪过，但实在耻于‘贪污’的名声。为此，我写信给代替彭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要求迅速派人查清此案。为查清此事，听说罗瑞卿率领一批人员亲赴湖南，把当年曾担任过财会工作的人员均召到长沙去查对，把多年前的老账都翻出来，一天一天的查看追问。幸亏翁徐文比我还小心，事关钱财，怕有非议，账簿、单据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着，连富春批准的字据也在。（富春自己已忘了此事，人们问他，他说不记得了。)这样一直查了半年，什么问题也没查出来，最后不了了之，不再提这事了。我由此得以解脱被诬陷的罪名。这真得感谢翁徐文的谨慎作风。”黄克诚大将“感谢翁徐文的谨慎作风”，其实，我们觉得他更应该感谢自己“实在耻于‘贪污’的名声”啊。

在廉洁奉公方面，《黄克诚自述》中没有更多叙述，也许是他认为不值得述说，但在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中，却流传着黄克诚大将这方面的许多事迹，本文不再转述。最后，让我们以陈毅元帅的一首诗来纪念黄克诚大将诞辰120周年：“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