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用鸦片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而他在与西方的较量中闭关自守

2022年09月25日18:09:17 历史 1702

帝王档案

姓名：爱新觉罗·颙琰

年号：嘉庆

在位：1796~1820

享年：61岁

庙号：仁宗

谥号：受天兴运敷化绥猷崇文经武孝恭勤俭端敏英哲睿皇帝

陵寝：昌陵（清西陵）

子女：5子，9女

皇后：喜塔拉氏

继位人：旻宁（道光）

青史语录

“迨躬莅万几，锄奸登善。削平逋寇，捕治海盗，力握要枢，崇俭勤事，辟地移民，皆为治之大原也。”——《清史稿·高宗本纪》

嘉庆帝在当政的20多年中，除了着力于内政的整饬和全力扑灭农民起义而外，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东侵，他也不得不处理棘手的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嘉庆十六年十二月，嘉庆帝颁布了《御制守成论》，中称：“后世子孙，当谨循法则，诚求守成至理，以祖宗之心为心，以祖宗之政为政，率由旧章。”嘉庆帝谨守他父亲的闭关自守政策，虽然有利于封建专制主义的维护和巩固，但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影响了中国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与发达的科学技术，致使中国“在世界前进的行列中逐渐落伍，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嘉庆二十一年，英国以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来华，因为没有向他三拜九跪就把人家撵走了，还写信给英王说，不懂礼仪就不要再派使团来，他不稀罕奇巧礼物。嘉庆帝在位时期正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时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进行几十年了，但嘉庆帝对此一无所知，继续严守先君之制，重本抑末，闭关自守，压制各地工矿业，清朝只能沿着衰微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加强海防，提高防范i

嘉庆十年（1805），英国有4只护货兵船来到了广州，同时还给大清皇帝带来一封英王书信，信中表示英国愿意出兵帮助大清剿除起义军。嘉庆帝对英国的这个举措表现了高度的警惕，对英王文书中的出兵意向，他明智地加以拒绝，表示：“海洋地面，番舶往来，原应内地官兵实力查缉，焉有借助外藩消除奸匪之理？”同时，嘉庆还谕令粤督倭什布严密防范：“护货兵船向来必有湾泊处所，总当循照旧规，勿令任意越进为要。”然后又对即将到任的粤督那彦成，“修明武备，整顿营伍……以外夷而靖海疆”。

嘉庆十三年九月，英国又借口帮助澳门葡人抵御法国，将带有炮械火药的兵船4只停泊在香山县属鸡颈洋面。随后这些兵船的300名英国士兵，公然在澳门登陆，占领了澳门东西炮台。后来，英舰见广州毫无准备，竟将兵船驶进澳门，停在黄埔，有一些士兵驾坐着三板船至省城外，总兵黄飞鹏一看有外国士兵乘船靠近，便向那几条船开炮示紫，我镜英兵1名，伤3名，英军被迫陆续撤退。嘉庆帝接到澳门传来的奏报十分重视。

为此，他严正声明，葡人与法人互相争杀，是他们之间的事，只要不妨碍我大清国，我们并不过问。但是，无论是中国与外藩都各自有一定疆界，我大清的兵船可从来没远涉外洋，到你们那屯兵驻扎。而你们英国兵船竟敢驶进澳门登岸居住，未免太冒昧了！他还一针见血地说：帮护葡人也好，效力“天朝”也好，统统不过是他们的借口，究其真实动机不过是找机会霸占澳门。他严正警告英国侵略者：“即速撒兵开帆”，“若再有延挨，不遵法度，则不但目前停止开舱，一而即当封禁进澳水路”，“并当调集大兵前来围捕”。

同时，他又以五百里特急谕令，命令粤督吴熊光：“边疆重地，外夷竟敢心存觊觎，饰词尝试，不可稍示以弱。”“当密速调派得力将升，统领水陆官兵，整顿像备，一有不遵，竟当统兵则办，不可畏葱姑息，此事于边务夷情，大有关系。”然而粤督吴熊光、粤抚孙玉庭只顾惦记着税收一事，并没把边防重视起来。嘉庆非常生气，传谕申斥粤督吴熊光、粤抚孙玉庭“懦弱不知大体”。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边防重地“任令外夷带兵阑入，占据炮台，视为无关紧要，不知有何事大于此事者？”嘉庆帝将严重失职的吴熊光革职，并于十四年三月将其遣戍伊犁，孙玉庭革职罢归。英国侵略者面对戒备森严的广东海防，只好“开帆远去”。

十四年，贸易季节来临时，嘉庆帝指示新任粤督百龄：英吉利“素性强横诡诈”，“于本年该国货船到时，先期留心侦探，如再敢多带夷兵欲图进口，即行调集官兵相机堵剿。”以上情况表明，嘉庆帝对来自西方的侵略者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实行了坚定明确的抵御政策。这件事过后，英国护货兵船并没有把嘉庆的警告当回事，仍不遵定制，不仅不停泊外洋，有时甚至将兵船驶至虎门。

十九年二月，嘉庆帝令现任粤督蒋攸话：如果英船再违定制，就向他们开炮。同年，他批准了蒋廷话提出的防备方案，采取“坚壁清野”的措施，对中外贸易交往作了以下规定：严禁民人私为夷人服役；洋行不得搭盖夷式房屋；铺户不得用夷字店号；清查商欠不得滥保身家浅薄之人承充洋商；不准内地民人私往夷馆。在加强广东方面防备的同时，对居住京师的外国人也加强了管理。当时，在京师充当钦天监监正、监副，以及在内阁充当翻译的外国人计11人。十六年，嘉庆帝伤令其中4人回国，对仍居留京师的7人，采取措施对他们的行动加以限制。这些措施都是在英国兵船屡犯广东之后采取的，因而具有正当的防卫性质。

查禁鸦片有心无力

对于外敌入侵，嘉庆帝一直态度鲜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于从就隆朝以来已逐渐成为社会公害的西洋鸦片流，嘉庆帝更是主张严加禁止。他对将片流毒造成的危害有清醒的认识。嘉庆十五年(1810)，广宁门巡役查获身藏鸦片烟6盒人城的杨姓烟顺，嘉庆帝严渝指出：“鸦片烟性最酷烈，食比者能骤长精神，恣其所欲，久之遂致战贼躯命，大为风俗人心之害，本十例禁。该犯杨姓，胆敢携带进城，实属徽法，著即交刑部严审办理”，并要求各部门及粤海关严行稽查。他根据当时“嗜食者烦多，奸商牟利贩卖接踵而来”的严重情况，采取一系列严厉措施加以禁止。

嘉庆十五年三月，为严断鸦片流入京城，除令崇文门税务机构于所属口岸稽查外，他又令“步军统领五城御史于各门禁严密访查，一有缉获，即当按律惩治，并将其烟物毁弃”。为杜弊清源，他命闽、粤督抚“关差查禁”，“得视为具文，任其偷漏”。十六年三月，因湖北巡抚钱楷上疏力陈烟害，嘉庆帝再次指出：“鸦片烟一项，流毒无穷，无赖匪类沉迷癖嗜，刻不可离，至不惜以衣食之资恣为邪癖，非特自甘鸠毒，伐性戕生，而类聚朋从，其踪迹殆不可间，大为人心风俗之害。”并要求各海关严加禁遏，一旦案发，“失察卖放之监督及委员吏役人等一并惩办不贷”。十八年七月，他“申禁私贩鸦片烟，定官民服食者罪”。

二十年春天，两广总督蒋攸话和广东巡抚董教增联合建议制定《查禁鸦片烟条规》：西洋商船到港待检查确无鸦片后，始准卸货；减免官员以往失察的处分，以免瞻顾；该管官查获邻境兴贩首犯及鸦片烟应按量议叙，200斤纪录一次，1000斤加一级，5000斤以上准送部引见，军民人等查获100斤以上赏银10两，以次递加，赏银由失察地方官赔交；有徇情故纵者立即拿问，兵差诬拿者以诬良治罪。嘉庆批准了这一章程，并降谕旨指出：“鸦片烟流毒甚炽，当向该夷人等明白晓谕，断不准销售。嗣后夷船到澳，均须逐船查验，如一船带有鸦片，即将此一船货物全行驳回，不准贸易；若各船皆带有鸡片，亦必将各船货物全行驳回，俱不准其贸易，原船即逐回本国。”此后在禁烟杜源方面有较大的进展，粤省陆续查获一些烟案。

嘉庆帝对鸦片的严厉禁止，在当时对抑制鸦片的泛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道光朝的禁烟运动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惜的是，大批朝臣官员们在吸食鸦片中欺上瞒下，一边禁毒一边吸毒，禁烟运动就成为“贼喊捉贼”的官场游戏。

除禁烟外，嘉庆对外商偷运白银出洋问题亦高度重视。十九年，苏勒额奏称：洋商每年将内地足色银两私运出洋，复将低潮洋钱运进中国，任意欺蒙商贾，以致内地银两渐形短绌，请严加禁止白银出洋。嘉庆帝认识到，若将内地银两每年偷运出洋百数十万，岁积月累，于国计民生均有关系，命令粤督立即查明每年洋商偷运白银出洋的实数，订立章程，严密禁止。

意在守成严行矿禁

中国自古东临太平洋，北接荒芜人烟的西伯利亚，西北是塔克拉玛于大沙漠，西南为喜马拉雅山，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之内生存，养成了国人含蓄内敛、保守中庸、消极忍耐的农耕性格。故历朝封建政府皆重农抑商，重伦理文采，轻科技实用，拒绝蓬勃的商业发展。

嘉庆自然也不例外。他对待开矿，一开始就摆出了极其严峻的态势，因为他害怕“滋生事端”。嘉庆亲政后第一次接触有关矿业问题是在嘉庆四年(1199)三月，两广总督吉庆针对民间私采生铜一事上奏疏称：“广东采挖黎地石碌铜斤，试办一年，额已短缺，且该处滨海临洋，多人前采，恐致滋生事端，似应亟行停止。其省局鼓铸，仍请运用滇铜。”他立即批复说：“所办甚妥，所见极是。

仍用滇铜，不必开采。”嘉庆批复的文字虽然不多，但观点鲜明，态度也很坚决。广东省在乾隆初年获得开发矿业的权利，原本来之不易，因为这是当时两广总督鄂弥达会同巡抚杨水斌，带头向顽固守旧的禁矿派发起了猛烈冲击的结果，这在我国矿业史上有“鄂氏三疏”之称，从而使广东成为继云南之后经廷议获准全面开发矿业的省份。可是嘉庆刚亲政，便将这一可喜的势头压下去了。自此以后，嘉庆便在矿业政策上不断倒退，变得愈来愈顽固和僵化。

嘉庆十四年八月，直求提督薛大烈等查获民人路成章私运大批生铜，据称系购自八沟那个地方，本来打算运到京城里去卖掉的。此事居然也惊动了日理万机的嘉庆，竟将此列为要案，亲自进行处理。他立即指示薛大烈即日赶进八沟，尽快查明该地是否确有铜矿，是有人违禁私挖，抑或是贩自别地。

薛大烈倒也聪明，他很快联想到嘉庆六年平泉州四道沟曾呈请开矿而未获准之事，随即查实这批私运生铜确实是从四道沟私挖之矿所得。薛大烈马上又跑到四道沟，将私采铜砂的徐振等人拿获归案。嘉庆听说薛大烈查明白了，竟像打了胜仗一样高兴，一面赞扬薛大烈“能于多年旧案记忆明确，办理不致费手，尚属能事”，命交部议叙，参与查缉有功的李学用等人，亦命优先升补：另一方面对缉获各犯”，命解赴热河，交军机大臣会同行在刑部审拟具奏，对在逃各犯，着热河道等严加审办。此案从发现至审结，嘉庆一抓到底，突出地体现了一个“严”字。

另外，嘉庆不仅对金、银、铜、铅等金属矿禁得很严，就连日常生活及鼓铸冶炼所必需的煤矿，也屡谕禁采，即使是小规模的开采，亦不予允准。嘉庆十一年(1806)十一月，科布多参赞大臣恒伯奏称：洪果尔托洛海山产煤甚旺，民人内有情愿前往挖取者，请旨限以30人前往开采。嘉庆则立即批驳说：“所奏非是。口外蒙古地方，向无开挖煤密之例。洪果尔托洛海山在扎哈沁牧界以北，伊等平日虽不在彼住牧，如准民人挖煤，相沿日久，民人积众，难免不滋生事端。所奏不准行，并著申饬。”对于旗人申请采煤，嘉庆从宽裕旗人生计出发，虽曾网开一面，有所宽容，但仍有诸多限制。嘉庆推行这种消极倒退的禁矿政策，在廷臣中并非无人反对，只不过是人数较少，又不敢与他正面冲突罢了。

禁止流民出关

嘉庆的关外垦荒政策，与他的禁矿政策一样消极和僵化。虽然他很重视农业，但他只许百姓在关内耕地，而禁止流民到关外垦荒。嘉庆十三年(1848)九月、为了进一步严格控制内地民人出关排垦，由盛京将军富俊负资制定了新的章程，规定关内民人出山海关至奉天所属各地，除得有原籍发给的关照一张，填注姓名及所往处所，到关验明放行外，还应有随身护票一张备查。若出山海关至威远堡法库边门外，则应有原籍关照两张，一照山海关存留，一照边门存留。经户部议复，准予施行。

至于章程规定，从嘉庆十四年(1809)正月开始，将各该处民人户口、地亩，读成通判、巡检、地保等分别立限详报，以防续有流民前往籍户诡添情弊。户部则认为是项规定尚不严密，应敕令该将军按每一季度派员清查一次，将有无增添之处，具结报部备查。嘉庆立即批准了户都议复的章程，同时指出：“盛京地方设立边门，原所以稽查出入，用昭候重，若听任流民纷纷出口，并不力为拦阻，殊非严密关禁之道。嗣后著照该部奏定章程，交该将军严伤守口员升，实力巡查，并出示晓谕各处无业贫民，毋得偷越出口私垦，致干例禁。”这在嘉庆一朝禁止流民出关诸章程中，属内容最为详尽、措施最为严密的一个。

限制对外通商

如果禁止开矿、禁止关外垦荒等政策只是嘉庆重农抑商或防止流民作乱的手段，那么限制货物出口和进口则是闭关自守政策的继续，它保护了封建经济，隔绝了人民与外界的往来和交流。但这种保守、消极的对外贸易政策，既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国力的增强。当然，这并非嘉庆的首创，而是乾隆以来所实行的“闭关政策”的延续，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就是这种保守政策的牢固基础。

嘉庆嗣位后，严守乾隆所定下的一口通商的僵硬政策，丝毫没有松动的余地。即使在广州港，也并非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除了由公行实行垄断外，还有诸多的清规戒律，一般是规定外国商船于每年五六月间抵粤，泊黄埔换货，限于当年九十月间回航返国，即使账目未清，亦须在澳门住冬结算。所以当时的广州港，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季节性的贸易市场而已。并且广州港的贸易对象，虽无明文规定，但实际上主要是对欧美商人开放，至于像北方的俄国等，则显然是被排除在外的。

嘉庆十年(1085)十月，俄罗斯两艘商船，经海道南航，先后驶抵广州港。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给粤海关及当地官员出了一道难题。当时即将卸任的粤海关监督延丰，虽然知道“该国向在恰克图地方通市”，但鉴于船货已到，而且俄国商人的意图只在“省费图利”。恰好当时即将卸任的两广总督那彦成，远在潮惠一带巡视，不在省城，而新任粤海关监督阿克当阿又已到任，即将进行交接，延丰为避“意存推诿”之嫌，遂在征得广东巡抚孙玉庭的同意后，特意给予通融，在委派员弃的弹压稽查下，准令俄商在黄埔卸货。延丰觉得自己这样处理是尽职尽责的，又是合情合理的，只是对于以后如何处理类似事件，心中还没有多大的把握，于是上折奏闻，恳请嘉庆给予训示。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嘉庆看到奏折后，大发雷霆，斥责延丰“专擅乖谬”，“所办粗率之至”，下令对此事严加追究。他认为“外夷通商，自有一定地界，不准逾越”，“此等交涉外夷之事，应当慎重办理”。甚至连俄国商船所载究系何项皮张，共带若干银两，欲转贩何项货物，该船经由几国，其导引者又系何国，该商货物是自办牟利、抑系该国王遭令贸易等等，嘉庆也谕令新任粤督吴熊光逐一查明，以递速四百里奏闻。没过几天，嘉庆又急谕吴熊光：“该商船如尚未卸货，即令停止纳税”，并晓该商，现率有大皇帝谕旨，通市贸易，本有一定地界，不可轻易旧章，着即将船只货物驶回本国，不许在广逗留，亦不许转往别处港口通市。可是吴作光和阿克当阿刚一出手，便同样犯了类似延丰的“错误”。

因其时俄国商船已卸货完毕，称该国“地处极比，若遇风汛，遂致阻滞一年，叩请早给牌放关开行”。吴熊光等见他们“情词极为恳切”，又念及“该商等远赴重洋贸易，海洋风爪靡常，若侯奉到谕旨方准放行，设至船只阻隔经年，既非体恤远夷之道，并恐该国心生疑畏，亦多来便”，便会同孙玉庭、阿克当阿“再四筹商”，一致认为“抚恤外夷，自应示之以信，既经准其卸货，似又未便久阻归期，致失怀柔远人之意”。于是在查明该船“所贩货物系茶叶、瓷器，并无违禁物件”后，准其开船离港返国。这自然免不了受到嘉庆的严厉申斥，此事最后处理的结果：延丰受到革职，吴熊光、孙玉庭、阿克当阿以“办理未协，不能无咎”，均交部议处。嘉庆还再次申伤嗣后遇有该国商船来广贸易者，惟当严行驳回，毋得擅准起卸货物，以昭定制。

这一事件若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延丰等人没有遵守制度的问题，但其实质却是反映了清政府对通商口岸规定过窄，限制太死，缺乏必要的灵活性。嘉庆所背的“处处防夷”的思想包袱极重，以至于疑神疑鬼，把一些在普通商业贸易中所出现的问题，也作为对外的政治问题去处理，致使君臣之间的处理意见严重脱节。因此，过错并不在于粤省地方官员，而在于嘉庆的指导思想过于保守。类似这样的事，在嘉庆一朝屡见不鲜。这足以说明嘉庆在死守“定制”方面，思想已趋于僵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