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陈锡联回忆1976年组织唐山、丰南抗震救灾

组织唐山、丰南抗震救灾

1976年7月27日晚，我在京西宾馆参加政治局的一个会议。会议一直开到28日凌晨1点多钟才结束。我和警卫参谋马玉长、司机梁德远一起在京西宾馆吃了夜餐。

我对小马说:李巴夫秘书还在办公室里饿肚子呢，你给他带几根油条回去。我们到家已是凌晨两点多钟了。我盥洗后服了安眠药，便睡下。正在熟睡中，一阵剧烈地摇晃把我惊醒。我住的是个老房子，年久失修，屋顶上的土和墙上的白灰皮喇喇地往下掉，房子咯吱吱地作响。

由于房子的框架扭曲，门框变了形，怎么也打不开门。后来警卫员用脚使劲把门踹开，我和家人才跑到院子里。

全院的人都从屋里跑了出来。我想到是地震了，但震中在哪里?震级有多高?有没有伤亡?这些情况都不知道，于是我驱车直奔中南海。

在国务院会议室，先念同志及其他几位副总理都不约而同赶来了，大家焦急地互相询问。天亮以后，在唐山市工会工作的李玉林等4位同志在找不到组织，也找不到市委、地委的情况下，不顾家庭的安危，冒着生命危险，直接来到北京，找到中南海，向中央报告了唐山发生强烈地震的情况。听了李玉林等同志流着眼泪的汇报，我的心里非常着急，非常难受，心想唐山人民遭大难了。时间就是生命。先念同志吩咐工作人员赶紧给他们弄饭吃，找衣服给他们换上，我们在京的政治局委员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成员有我、纪登奎、吴德、陈永贵、吴桂贤等，由我牵个头，调动部队，组织抗震救灾。同时在唐山设立前线指挥部，由河北省革委会主任刘子厚同志负责。

根据李玉林等4位同志提供的消息和国家地震部门的判定，这场波及北京的强烈地震，震中在河北唐山、丰南一带。这场大地震，是我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一场自然灾难。地震发生的确切时间为7月28日3时42分，震中在唐山市路南区，震源距离地面14公里，震级为 7.8级，极震区裂度为11度，震中地面可见断层达9公里，断层两侧大地水平错动1.2至1.5米，垂直错动0.3至0.4米。

同日18时42分，又发生7.1级强烈余震。唐山市周围370平方公里内地面建筑几乎全部倒塌，铁路、公路、桥梁，遭到严重破坏，水、电、通信全部中断。由于发生在凌晨，人们都在熟睡中，因此人员伤亡惨重。当时，经群众和当地驻军自救、互救出来的人员，遍体鳞伤，衣、食、住、医无着，压在废墟内的群众更是函待救援，危重伤员巫待救治，加上湾河大堤、陡河水库大坝遭到破坏，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新的威胁，灾区群众处于十分困苦危急之中。

这个时候，毛主席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但他还是以惊人的毅力圈阅了《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记得第一次报主席病危，我们去看他，主席睁开眼睛，和我拉手，说:“你是锡联?”我说我是锡联，主席你要好好保重。当时确定了几个摊子，华国锋、汪东兴他们几个招呼主席那里，李先念、余秋里他们几个管经济的在国务院负责日常工作，我们几个就在人民大会堂负责抗震救灾。

“四人帮”那些人，别看平时骄横拔息，其实胆小的很，怕死的很。我们在大会堂开会，正赶上强烈的余震，柱子摇晃了几下，江青、张春桥这几个人吓得不敢在椅子上坐，都跑到小屋里。我们都在那里坐着不动.指挥部成立后，我们办公、吃、住都在台湾厅，一进去就是50多天。开始一段时间，工作异常繁忙，了解灾情，调动部队，转运伤员，筹措物资.....…大家都在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地工作。好在我的身体还可以，几天几夜很少合眼，还能够顶得住。纪登奎同志身体不大好，有时累得支持不住，就躺在地毯上布置工作。

在抗震救灾中，部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地震发生之后，我就想到这样大的灾情，不用部队恐怕不行，就向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打招呼，要他们有所准备。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了调动部队抗震救灾的报告后，一声令下，两个战区的两个军部、5个军前指、5个军级特种兵前指、15个师(其中10个整师、5个师的大部)和2个基建支队、125个医疗队共10万余人，于地震当日11时至29日即大部到达唐山及周围10个县迅速展开抢险救灾。另有铁道兵2个师I万4千人赴灾区抢修铁路恢复交通。

由于震情突然，时间紧迫，部队缺乏城市抗震救灾经验，加上道路桥梁破坏，气候恶劣，环境艰苦，余震频繁，给部队的行动和抢险救灾造成很大困难。人民于弟兵牢记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充分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为了人民的利益赴汤蹈火，把生的希望留给人民，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克服了重重困难，义无返顾地投入到抢险救灾斗争中全部抢险工作大体上分4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是全力以赴抢救被埋压的群众，医治、转运伤员，抢运救灾物资。据统计，共抢救出被埋压的群众16400多人，抢救危重伤病员3万余人，向全国11个省市转运伤员9万余人。

第二个阶段，主要是扒挖和掩埋尸体，安排群众生活，恢复和建立各级组织。挖埋遗体的任务非常艰巨。因时值酷暑，尸体腐烂。干部战士不怕臭气熏，不怕尸水流满身，有的一天呕吐几次，有的氨中毒晕倒在尸体旁边，仍不下火线。在挖尸最紧张的几天，部队普遍吃不下饭，身体普遍消瘦，但没有一个人叫苦。灾区群众说:像这样的事情，世界上只有我们子弟兵才能干。

第三个阶段，主要是扒挖被理压的重要物资，如医药、食品、粮食、日用品等，帮助群众盖简易房，增强自救能力。

第四个阶段是继续帮助群众恢复生产，建设学校、商店、医院等公共设施，组织群众不误农时秋收秋种等。

抗震救灾期间，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灾区军民化悲痛为力量，以夺取抗震救灾胜利的实际行动来表达对毛主席的悼念之情。经过不到两个月的紧张战斗，唐山抗震救灾工作就取得了重大胜利伤员全部得到了妥善安置，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水、电、通信等很快恢复，街道通畅，群众住进了能过冬的简易房子，城市人民生活有了保障这样巨大的自然灾难，如果是发生在旧社会，不知要有多少人死于疫病、饥饿，不知要有多少人流离失所只有在我们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在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卜创造出了一个伟大的奇迹。抗震救灾的胜利表明:我们党不愧为伟大的党，我们的军队不愧为人民的子弟兵，我们的人民不愧为英雄的人民，我们的国家是经得起严峻考验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抗震救灾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受党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托，我于1976年10月4日赴唐山对抢险救灾部队进行慰间。参加慰问的还有总参谋部张才千、胡炜副总长，总政治部黄玉昆副主任，总后勤部张震副部长，国务院办公室吴庆彤主任，军委办公厅黄宗汉副主任，总参作战部李旭阁副部长等同志。4日下午到河北省委、沈阳军区各部队慰问。5日一大早到北京军区前指，军区肖选进副司令员，万海峰、迟浩田副政治委员一直在前指指挥部队抗震救灾。我看望了他们并听取了汇报。上午到上海市帮助建设的唐山东缸窑医院、唐山市委、开滦煤矿进行慰问，下午又到北京军区部队、空军某部进行了慰问。

讲一个插曲:在慰间过程中，一位同去的领导同志善意地提醒我说:你在慰问讲话中为什么不提“按既定方针办“?这位同志的用意我是理解的。我在慰问过程中，在讲话、谈话中，没有提”按既定方针办”。这不是疏忽。当时在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等舆论中，都在讲“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事实上，“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是被“四人帮”篡改了的，毛主席在1976年4月30日给华国锋同志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并在政治局会上传达过。“四人帮”篡改毛主席的指示，目的就是要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当时，我不便向这位同志透露中央内部的情况，只是解释说:我们是来慰问抗震救灾部队的。

就在当天下午3时许，华国锋从北京打来电话，要我赶快回京，说《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情况非常紧急，要我马上回去商量事情。放下电话，我意识到: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时刻到了。我问吴庆彤:出去慰问的人能不能马上找回来?吴庆彤说:都分散到各点去了，一时半会儿恐怕找不回来。我说:不等他们了，北京有事，我们马上回去。他们是从天上回去还是从地上回去，由他们自己定。说完我们就匆匆直奔机场，于5日下午3时45分乘飞机抵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