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三国晋统一，魏蜀吴三分天下，后来却被司马家摘了桃子，完成了大一统，建立了晋朝。
晋朝又分为西晋和东晋两个时期，公元266年，司马懿之孙司马炎篡魏，定都河南洛阳，正式改国号为晋，是为西晋时期。西晋政权不足五十年，便经历了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
八王之乱是西晋时期司马家的皇族为了争夺中央皇权而引发的内乱，前后断断续续搞了16年。参与这场动乱的不止8个皇族，但其中的核心人物是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八王，所以被称为八王之乱。
一个国家内部纷争严重，那必定是国力空虚，民生凋敝，外部敌人势必趁此机会坐大。
于是西晋之外的众多游牧民族趁着八王之乱起势，以匈奴、鲜卑、羯、羌和氐的五个胡人大部落为主，建立起了数十个国家，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五胡乱华。
外部敌人多了，西晋占着这么大的地方战斗力却不行，自然就成了一块肥肉，人人都想抱着啃两口。
西晋怎么办？打不过还不能跑吗？这才有了后来晋元帝率中原汉族臣民从京师洛阳南渡，到建康（南京）定都，也就是后来的东晋。
东晋即便单拎出来看，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代，大伙儿所熟知的王羲之、陶渊明均出自这个时代。而东晋的建立牵扯到一个著名的酒局，史称“东晋新亭会”。
请注意，这里的新亭会可不是王羲之在会稽郡所举办的那场兰亭集会。新亭会大致在公元316-317年，此时的王羲之才十三四岁，所以虽然都是东晋，虽然都有亭，但完全不是一回事。
北方十之六七的士族都跟着迁到了南方，一时安定了下来，但人嘛，毕竟是情感动物，没有了性命之忧就容易泛起思乡之情。
思乡又能怎么办呢？
想打回洛阳又没那个能力，所以只能喝点儿，在酒醉朦胧间疏解一点思乡之情。喝酒这种事儿一个人就没意思了，非得是有一群人带着各自的情绪，那才有意思。
所以这些士人每逢闲暇就相约到城外长江边的新亭饮宴，故称为“新亭会”。这种饮宴集会也不是他们到了南方才有的习惯，而是早在洛阳就有了。
想当年他们在洛阳，高门士族会定期在洛水边上举办酒会，大家谈天说地，清谈阔论，快活极了。主家办酒会得了名声，宾客蹭吃蹭喝还能抒发自己的各种主张，可谓宾主尽欢，也就有了这样一个传统。
回首往昔再看今日，人或许还是那些人，家却已经不是那个家了。再加上喝了几杯，情绪一上来，大将军周顗（yǐ）不由得感叹：“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
风景跟往昔一样，放眼望去却是长江和洛水的区别，也就是说江山换了主人。后世咏叹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诗赋里经常出现的“风景殊异”“江河”等词的出处就是这里。
喝酒的时候，情绪是很容易传染的，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众人听了周顗（yǐ）的话，不由得悲从中来，感叹家国无望，更有甚至直接落泪。
一传十，十传百，原本应该在方方面面都享有一定声誉的名士们，竟然像一群孩子似的抱头痛哭了起来。这时为首的大名士王导终于看不过去了，一个个的没事儿吧？有完没完，哭是能把洛阳哭回来还是怎么着？
于是王导痛饮之后厉声喝道：“当共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应该齐心协力效忠王室，最终光复国家，怎么能像亡国奴一样互相哭泣呢？
王导这一骂直接把众人骂醒了，众皆惭愧，才知道这么下去不是事儿，应该振作起来才对。于是这帮子人才形成了一个以王导为核心的圈子，王导拥护晋元帝司马睿，司马睿重用王导，这才稳定住了东晋政权，才有了后来历史上的东晋。
后世对于新亭会的评价，主要就是王导打消了北方士人的消极情绪，同时进一步确立了王导的核心地位。
这次新亭会让我想起了《三国演义》里的一个酒局，即曹操借献七宝刀刺杀董卓之前，司徒王允举办的那次酒会。
当时王允想除掉董卓，却不知该如何做，就假托生辰之名，邀众文武到家中饮宴。酒过三巡，王允一把哭了出来，说今天根本不是自己生日，只是想把大家聚到一起，想到董卓欺主弄权，所以哭了。
王允这一哭，带着众大臣也都哭了起来，跟新亭会何其相似。就在这时，曹孟德吐出那句：“满朝公卿，夜哭到明，明哭到夜，还能哭死董卓否？”这句嘲讽和王导之言又是异曲同工。
正是这次酒局，才有了曹操和王允商议借七宝刀刺杀董卓之计。那么为什么这些大事，都是在酒局上定下来的呢？
我想至少有三个原因：
第一，酒局百搭，可以安各种各样的名头给真实目的打掩护。比如王允假托自己的生日，再比如我一哥们儿，只要我嫂子问他去哪儿了，就说跟我在一起喝酒，有一次我俩打游戏呢，他也说在喝酒，听得我头皮发麻，一个技能没放好，被对线单杀了……
第二，酒有强大的号召力，可以尽可能让大伙儿凑一块儿。比如你喊打球，这个没空，那个也不一定有空；你说打个游戏，人家说在忙；你说喝个酒，他们一般只回俩字——定位。
第三，坐上酒桌喝了几杯之后，情绪更容易带动。酒是情绪的催化剂，无论你是想打动一个人，还是想说服一个人，酒后可能都是最好的时机。
所以那些人老喜欢在酒桌上谈合同嘛，一个政权都能在酒局里谈，何况一份合同？
谢谢读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