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4月30日，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他站在奔流不息的黄河岸边，凝视千里，黄河的不尽波涛，胸臆间激荡着滚滚风雷，一代伟人的宏大气概溢于言表，针对北方严重干旱缺水的状况，他以气势磅礴的口气向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询问:“北方水少，南方水多，如有可能借一点水来也是可以的吧？”
王化云对毛主席说:“可借长江水，长江是不可替代的。第一，长江水水量充足，有水可借，第二，长江支流汉江水也充足，也有水可借。第三，汉江的支流丹江，就在河南省境内，靠近北方，借水比较方便些。”
听了王化云的话，毛主席沉思了一下说:“你说的不是没道理，南方水虽多，能借点到北方的也只能是长江了，有道理，有道理。”
南阳淅川县渠首
1953年2月19日~21日，一个暖意融融的早春，毛泽东主席乘坐长江号军舰，由武汉去南京。途中，他让长江水利委员会（简称长江委）主任林一山来到军舰上，讲讲长江可不可以向北方借水的事，毛泽东在林一山带来的地图上，手拿红铅笔，笔尖稍稍悬空，指点着祖国万里江山，一开口就问林一山:“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从南方借点水给北方？”不等回答，他手中的铅笔一指在西北高原上，指向腊子口，指到白龙江，指到西汉水，并和蔼的问道:“从嘉陵江能不能往北引水？”林一山回答:“不行。”并陈述了理由，毛泽东又问道:“白龙江和西汉水行不行？”林一山当时认为也不行。
“为什么不行？”毛泽东问。林一山解释说，“因为秦岭以南的水由西北向东南流入四川盆地，越往下游水量越大，但地势低了，引水工程既不经济，且不可能。越往上游工程越小，但水量也小，引水价值不大。”
毛泽东沉思片刻，手中的铅笔突然飞跃巴山蜀水，指点着汉江，问道:“引汉水行不行？”林一山回答:“有可能。因为汉水与渭河、黄河平行，中间只有秦岭、伏牛山之隔。它自西向东，越到下游，地势越低，水量越大，这就有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来兴建引水工程，使汉水通过黄河引向华北。”
毛泽东听了回，欣慰地点了点头。然后手中的大笔又飞驰在地图上，沿着3000里汉江的蓝色曲线，迅疾移动，当笔尖移到汉江与丹江交汇处的丹江口一带时，毛泽东突然落下笔尖，接着就地画了一个圆圈，问道:“这个地方行不行？这个地方怎么样？”当林一山回答这个地方可能最好时，他立即说:“你赶快派人去勘察，一有资料就送给我看。”
南阳淅川县南水北调工程
就是在这次长江巡视中，毛泽东明确提出“南水北调”的设想，一个规模宏大，牵动几代中国人的宏伟蓝图，由此诞生了。
同年，长江委通过勘察，认为丹江口河段是引水华北的最理想河段，并写信告诉了毛泽东主席。
1954年12月中旬，在隆隆行进的汉口至广水的专列上，伴随着高亢激奋的汽笛声，共和国的三位领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一起同林一山就三峡工程兴建技术上的可能性进行交谈。林一山说:“如果不用苏联专家的帮助，我们自己也可以建成三峡工程，但需要在丹江口水利枢纽建成以后。因为丹江水利枢纽按坝上游正常高水位海拔170m方案建成，也算得上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大工程，我们有了这种工程的经验，就可以把技术水平提高到能够胜任三峡工程的设计水平。”毛泽东对此表示赞同。
又是一个微风送暖的早春，1958年2月27日，周恩来总理、李富春和李先念副总理视察长江三峡，长江委主任林一山在“江峡”轮上向周总理等汇报丹江口水利工程情况，周总理听了汇报，随即表示支持丹江口工程，3月6日，周总理在“积极兴建三峡枢纽”会议上再次谈到丹江口工程。周总理高兴地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本来是研究三峡问题的，却转到丹江口工程上了，丹江口工程是这次会议的附产物，由于准备充分，现在已经肯定列入第二个五年计划。”
1958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主席主持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会上做《关于三峡枢纽和长江流域的规划报告》。会议批准了长江流域的第一期工程～丹江口工程，认为应当争取在1959年作施工准备或正式施工，并将“南水北调”并列为丹江口的同期工程。毛泽东深知丹江口工程在“南水北调”中的重要作用，他在会上兴奋的说:“打开通天河、白龙江，借长江水济黄，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同北京联系起来。”毛泽东以领袖独有的宏大气魄和诗一般的语言，向人们描绘出一副“南水北调”的壮丽画卷。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强调指出:“全国范围较长远的水利规划，首先是以南水北调为主要目的”。这是“南水北调”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上，新中国“水之大治”的豪迈乐章，迸发出一个奇妙而响亮的音符，成为几代中国人为之不懈奋斗的宏伟目标。
南阳淅川县南水北调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