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从元朝手中接过了青藏高原，是用什么方法管理的？

如果将中国历代疆域图放在一起浏览，由元至明会出现一场令人想忽视都不太可能的“大瘦身”。因而有人批评明朝，认为汉人虽重新夺回了对中原的控制权，但失去了重要的青藏高原一带——但，事实真就如此吗？

一、西藏与明的初识

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称帝，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宣告正式成立。但其实早在南宋嘉熙四年（1240），西藏就已正式成为蒙古大汗的附属之地。在西藏有着无可撼动之地位的藏传佛教亦为蒙古贵族所熟知......因而当朝代更迭，成为天下新主人的朱元璋理所应当地认为西藏也应该向自己归顺。

但大明是大明，终究不同于大元。作为汉人皇帝，朱元璋一开始并不清楚西藏的社会，尤其不了解藏传佛教在西藏的特殊地位。他先是派出大将徐达打通中原至西藏的道路，旋即直接派遣使者要求吐蕃归顺——结果自然是吐蕃“未即归命”。

无论是出于现实考量，还是考虑到朱元璋的威严，大明同西藏的关系自然不能就这么继续没个定论：洪武三年（1370）六月，朱元璋派遣僧人克新前往西藏招抚，且“命图其所过山川地形以归”；同年七月，更熟悉西部民情的陕西行省员外郎许允德出使甘青藏区多地，成功招降数个藏族部族，并打通大明同西藏核心地区乌思藏的沟通渠道......

从征伐到诏谕，朱元璋本人对西藏的认识其实算不得加深了多少。至少同曾经的蒙古贵族相比，他和西藏的统治阶级于彼此而言依旧是“陌生人”。但中原毕竟有着“怀柔羁縻”之对外传统。在朱元璋之后，明成祖朱棣迅速掌握了与西藏相处的秘诀，并将这片神奇的雪域高原真正纳入大明的版图。

二、阐化王与三大法王的册立

元代，西藏地区最强劲的宗教势力是萨迦派藏传佛教。且依靠元朝廷的支持，萨迦派逐渐强化自身统治，以至于在元末走入纵欲无度、戒律崩坏的困境。

萨迦派的衰亡无疑为其他派系提供了发展机遇：其中帕竹政权最为成功，甚至一度取代萨迦派，成为元朝廷认可的西藏统治力量。乃至待朱棣继位后，帕竹政权依旧控制着西藏的大片土地——明成祖这便动了“擒贼先擒王”的念头——册封帕竹政权的执政扎巴坚赞为“灌顶国师阐化王”。

在朱棣之前，朱元璋其实已经为拉拢扎巴坚赞而尊其为“灌顶国师”。但这一封号仅承认了其在佛门的地位。从帕竹政权接下来的选择来看，朱棣新增的“阐化王”才是大明正确认识西藏宗教与政治合一的现实，并真正将西藏纳入统一治理的见证。

在永乐元年（1403）册封扎巴坚赞后，朱棣即向噶玛噶举派五世活佛得银协巴发出邀请，希望对方能前往南京与自己会面。经过谨慎权衡与数月跋涉，得银协巴最终前往大明国都拜见朱棣。朱棣则给予其本由元朝皇帝赐给萨迦派八思巴的称号“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即大宝法王。

在大宝法王之后，属于萨迦派的昆泽思巴和新崛起的格鲁派的释迦也失分别获封“大乘法王”和“大慈法王”。西藏教派领袖的政治地位得到明王朝的彻底认可与支持。中原与西藏的交流也在这些上层人物的沟通下顺利推进。

三、贡赐贸易的影响

因为西藏的宗教领袖纷纷接受中原皇帝的册封，西藏与内地的交往便出现了重要且独特的一面——贡赐贸易极为兴盛，且影响深远。

正如字面意思所言，贡赐贸易即是西藏使者向明朝廷朝贡，明朝廷按照一定标准回赐西藏所需的物产，以及一些内地特产。而纵观明代历史，西藏同内地的贡赐贸易之所以兴盛，除了因为两地原本的经济差距大、物产差别大，还因为中央一直对西藏十分慷慨——据西藏方面的史料记载，运送一次中央赏赐之物的队伍甚至可以高达七八万人。

在贡赐数量悬殊的贸易之中，西藏不仅获得大量实物，还从内地习得发展亟需的先进农业、建筑、制革、金银加工等技术。西藏境内的第一个瓷窑“普布瓷窑”在这样的贸易背景下出现；高僧汤东杰布在世时，其所组织修建的近六十座铁索桥也是内地与西藏工匠合作的产物……

同时，西藏传入内地的物产虽相比之下不算多，但贵在多精品。且因为西藏社会与藏传佛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藏传佛教也借由建筑、工艺美术品等进入更多内地人的视野。甚至在内地的佛寺中，还出现过汉传佛教僧侣与藏传佛教僧侣同住一寺，共修佛法的奇妙景象。

其实，如今依旧屹立在雪域高原的甘丹寺、哲蚌寺和色拉寺，以及北京的五塔寺、五台山的圆照寺等都是曾经西藏与大明王朝交往的产物和见证。虽然阐化王与法王们早已圆寂，明政权也成为过去式，但他们交往的印记却依然留存于我们的文化之中——这种联系并不会为他人的三言两语所割裂，恰如西藏是中国的固有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