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曾想剥夺姜维兵权，他为何要这么做？

公元263年（蜀汉景耀六年），魏国大将邓艾偷渡阴平成功，一路杀奔成都而来。

关键时刻，刘禅派出诸葛亮的长子诸葛瞻率部前往抵御。

但此前并无战争经验的诸葛瞻，并非久经沙场的邓艾的对手，最后战死于绵竹。

诸葛瞻之子诸葛尚，张飞的孙子张遵，黄权的儿子黄崇等蜀汉重要将领也一同战死。

这一战后，刘禅投降，蜀汉灭亡。

根据《元和郡县图志》（唐朝时编纂的一部地理学专著）中的记载，诸葛瞻在跟邓艾接战前，曾说过这么一句话：

吾内不除黄皓，外不制姜维，进不守江油，吾有三罪。

诸葛瞻在这句话中阐述了自己的三条罪过，其中的第二条让人深思，他把姜维当成了政敌。

众所周知，姜维是诸葛亮指定的接班人之一，就当时而言，这是蜀汉政权内部所有的荆州派都认可的。

姜维自掌蜀汉军权以来，其所作所为，也都是为了完成诸葛亮生前没能完成的愿望，即“北伐中原，复兴汉室”。

以此而论，蜀汉政权内部，最不应该敌视姜维的，就是诸葛亮的子孙。

在东晋史学家孙盛写的笔记中，还写有诸葛瞻曾想剥夺姜维兵权，以永安都督阎宇代之的想法。

《三国志·董厥传》（附于诸葛亮传之后，诸葛瞻传类同）之注引中记载：

孙盛异同记：瞻、厥等以维好战无功，国内疲弊，宜表后主，召还为益州刺史，夺其兵权；蜀长老犹有瞻表以阎宇代维故事。

和《元和郡县图志》中的记载两相一印证，大概能知道，诸葛瞻是真看不惯姜维，都已经有过把姜维打入冷宫的举动了。

诸葛亮的儿子敌视诸葛亮的接班人，这对于三国爱好者中喜爱蜀汉政权的粉丝们来说，是很难接受的。

诸葛瞻为何会反感始终坚持诸葛亮北伐理念的姜维？

根据记载，诸葛瞻试图剥夺姜维兵权的行为，发生在公元262年（蜀汉景耀五年）。

这个时候的诸葛瞻，已经慢慢地被提拔起来，位高权重，在此前一年，他开始跟董厥共掌朝政，《三国志·诸葛瞻传》中记载：

景耀四年，为行都护卫将军，与辅国大将军南乡侯董厥并平尚书事。

董厥（荆州人）是诸葛亮还活着时，就开始为蜀汉效力的老人，从年龄推断，差不多六十多岁了。

而诸葛瞻当时才三十多岁。

因此，诸葛瞻将会是未来蜀汉政权真正的主掌朝政之人，董厥只是发挥下余热，起到一个帮扶的作用。

仅以诸葛亮唯一的亲生儿子这个身份，诸葛瞻就走不了弯路，他在蜀汉民间的声望相当高，《三国志·诸葛瞻传》中记载：

蜀人追思亮，咸爱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虽非瞻所建倡，百姓皆传相告曰：“葛侯之所为也。”

同时，蜀汉政权中的荆州派会尽力推诸葛瞻上位。

刘禅也不会反对，他虽然不喜欢诸葛亮独揽大权，但他也清楚，他离不开荆州派。

对于刘禅来说，无非是起用黄皓这样的人来制衡，只要不是出现制约不了的权臣，他肯定是用荆州派主政的。

各方合力之下，诸葛瞻走上人生巅峰，只是时间问题。

此时的诸葛瞻，或许已经在为自己将来主政考虑了。他建议剥夺姜维的兵权，是因为他跟姜维的理念不同。

什么理念？姜维是北伐主战派，这是诸葛亮的心愿，可诸葛瞻偏偏不是主战派，他不赞同北伐。

在前文引用的诸葛瞻建议剥夺姜维兵权时，所用的理由是：“维好战无功，国内疲弊”。

这和廖化在当时反对姜维北伐时所讲的“'兵不戢，必自焚'，伯约之谓也......力少于寇”，是相同的道理。

诸葛瞻认为，姜维不顾一切的北伐耗尽了蜀汉的国力，加上廖化的反应，这在蜀汉政权内部，已经是相当强的共识了。

另外，诸葛瞻建议替代姜维的人选是阎宇（荆州人）。

从史书记载的阎宇个人经历看，他曾先后担任蜀汉庲降都督、永安都督。

这两个地方负责蜀汉在南中地区，以及对东吴方向的军事，是以防御为主。

因此，阎宇是个典型的防御型将领。

诸葛瞻想用阎宇换回在蜀、魏边界的姜维，其用意不言而明。

所以，诸葛瞻未来将实行的国策是防御型的，不搞什么北伐了。

或许，诸葛瞻心底深处还秉承着父亲诸葛亮的理念，可蜀汉的实际情况，不允许他跟诸葛亮一样。

姜维主战，诸葛瞻主停战，这就是诸葛瞻把姜维视为政敌的根本原因。

至于姜维跟诸葛瞻能否联手合作？我个人感觉不可能，姜维对于北伐的执念太深，除非诸葛瞻支持他。

可当时蜀汉政权内部，其实反对北伐的呼声，已经超过了主张北伐的呼声。

连廖化这样的元老都站出来反对了，诸葛瞻要想顺利主政，就不能一意孤行。

姜维无法改变，诸葛瞻无法支持，两人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诸葛瞻要主政，军权是不可能留给姜维这样难以制衡的将军的，肯定是需要自己能控制。

不过，诸葛瞻的一切想法及后手，全部来不及实施了，姜维也不需要头疼如何跟走上前台的诸葛亮的儿子处理好关系。

因为，在诸葛瞻建议剥夺姜维兵权的第二年，魏国大军就来了。

在这一刻，姜维和诸葛瞻都只能全力为蜀汉的生死存亡而战，直至两人都为此死亡。

参考文献：《三国志》、《元和郡县图志》等

备注：文中所引用的《元和郡县图志》中诸葛瞻自言三罪的记载，未见诸于更多史料，其书成书于唐朝的唐宪宗时期，距离三国时期有五百多年，是否真实，读者可自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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