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真的?媒婆还没来,你就自己登门提亲啦?"我抓着脑袋,看着面前的姑娘,一时竟不知该如何解释这突如其来的相遇。
一九九六年的春天,我从队里请了三天假,赶回老家参加战友张洪涛的婚礼。
那会儿刚分到县城一家国企,干的是车间操作工,月薪三百出头,在当时也算个体面活儿。
日子虽说不富裕,却也稳当,每月能寄一百多块钱回老家给爹娘。
单位分的宿舍是六人间,铁架子床,推开窗就能看见对面车间的大烟囱,黑烟直往天上冒。
婚礼那天,张洪涛穿着簇新的西装,红花别在胸前,笑得见牙不见眼。
他家院子里挂满了红灯笼,大红的"喜"字贴在门上,喇叭里放着《今天是个好日子》,震得耳朵嗡嗡响。
宴席摆了二十多桌,都是村里人,七大姑八大姨的,热闹得很。
张洪涛拉着我坐主桌,"老三,这次多亏你请了假回来,要不我这哥们没人陪着喝酒,多没面子!"
酒过三巡,张洪涛的几个亲戚轮番来敬酒,我替他挡了一圈又一圈,直到胃里翻江倒海,脸烧得通红。
"哥们儿,够义气!"张洪涛拍着我的肩膀,醉醺醺地指着不远处的伴娘,"瞅见没,那是我媳妇儿表妹,叫李巧云,城里师范毕业的,分配到镇小学教书。
脾气倔了点,但心眼实在。
二十三了还没处对象,你要感兴趣,哥们儿给你牵线搭桥!"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一个穿着淡蓝色连衣裙的姑娘正低头和老人们说着什么,她的侧脸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柔和。
当时没觉得什么,只当是酒桌上的一句玩笑话,摆摆手笑骂道:"净瞎说,人家姑娘哪看得上咱这穷小子。"
张洪涛不依不饶,"咱老三人踏实,工作稳定,啥叫穷?现在不就是'干部农民化,农民知识化,工人老爷化'嘛!你是正经国企工人,多吃香啊!"
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心想这哥们喝多了,胡言乱语。
婚宴结束后,已是下午四点多,天色渐暗。
我和几个战友被安排在新郎家的一个房间里打地铺。
那房间里堆满了嫁妆,一台29寸的彩电,一台双缸洗衣机,还有崭新的席梦思床垫,都是当时的新潮玩意儿。
半夜醒来发现胃疼得厉害,刚吃了老姜片也不管用,只好踉踉跄跄地往外走想找点热水喝。
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远处传来几声狗叫。
月亮挂在树梢,清冷的光洒在门前的水泥地上。
在厨房门口,我碰见了那个叫李巧云的伴娘,她正帮着张洪涛妈妈收拾残局。
灶台上的煤油灯发出微弱的光,照在她专注的侧脸上。
"哟,你咋了?脸色这么难看。"她一见我就问,声音里带着关切。
"胃疼,喝多了,顶不住了。"我捂着肚子靠在门框上,冷汗直冒。
她放下手里的活计,转身从橱柜里翻出一包胃药,又烧了壶热水,"先吃点药吧,别硬撑着,男人啊,就爱逞能。"
药片下肚,我的胃舒服了些,靠在灶台边的小凳子上。
屋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气氛有些尴尬。
我想起什么,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皱巴巴的手帕,递给她,"这是你的吧?昨天在院子里捡的。"
她接过手帕,愣了一下,嘴角微微上扬,"谢谢,我还以为找不回来了。"
那是一块绣着蓝色小花的手帕,角落里绣着"巧"字。
"你自己绣的?"我随口问道。
她点点头,"上学时学的,闲着没事就绣几针。"
不知怎的,我突然来了话头,"我有个妹妹,也爱绣花,就是老抱怨针扎手。"
"那是手笨,多练练就好了。"她笑着说,露出两个小酒窝。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来,从天气聊到工作,从小时候的趣事聊到现在的生活。
"你是县里哪个厂的?"她问我。
"华峰机械厂,就是原来的县属308厂。"我回答。
"那挺好的嘛,铁饭碗。"她的眼睛亮了一下。
"也就那样,整天和机器打交道,累是累点,但踏实。"我老实回答。
聊着聊着,我发现她挺爱笑的,说起工作时眼睛里有光。
她告诉我,在小学教语文,最喜欢看孩子们认字的样子。
不知不觉东方已经泛白,鸡叫声此起彼伏。
我们都有些惊讶,原来两个陌生人之间也能聊得这么投机。
"瞧,天亮了。"她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服,"我得回去了,老师傅说今天一早就回镇上。"
我点点头,"我送你吧。"
"不用了,就在村口等班车。"她摆摆手,却又犹豫了一下,"要不...你把电话号码给我吧,有空可以聊聊。"
我一愣,随即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发了皱的名片(那是单位刚发的,印着厂名和宿舍电话),递给了她。
她小心地折好放进口袋,冲我笑了笑,转身离开了。
回去的路上,我脑海里一直浮现着她的笑容,还有那双明亮的眼睛。
我不是个感情用事的人,但那天晚上的偶遇,却在我心里留下了一道温暖的印记。
回到厂里,日子又恢复了往常的样子。
车间里的机器轰鸣,食堂里的大锅菜,宿舍里的蚊香味,一切都那么熟悉。
可我心不在焉地工作了几天,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平日里的满足感不见了,连厂里分的新宿舍也没让我高兴起来。
"老三,魂丢了?"车间主任拍了拍我的肩膀,"这批零件都错了,返工!"
我这才回过神来,赶紧调整机器参数,心里暗骂自己不争气。
周末,趁着休息,我鼓起勇气给张洪涛打了个电话,装作不经意地问起李巧云的事。
"嚯,这才几天啊,老三你动心了?"他在电话那头大笑,声音透过话筒传来,格外刺耳。
"瞎说啥呢,就是...就是问问。"我支支吾吾地解释。
"行了行了,别装了,"张洪涛笑得更欢了,"我亲眼看见你俩大半夜在厨房里聊到天亮,眉来眼去的,还装啥装!"
我脸一热,心想这小子半夜不睡觉,偷看什么呢。
"她是个好姑娘,"张洪涛突然正经起来,"要不是你,我这次婚礼非得趴下不可。
你要是真有意思,我给你介绍介绍,她家就在县城西边那个小镇上,离你们厂也就四十来里地。"
我支支吾吾地挂了电话,心里却像有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三天后,我下定决心,请了假,揣着从工友小刘那借来的一块上海牌手表,坐了四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回到县城,又转了一个小时的班车来到李巧云所在的镇上。
车站就一个小亭子,门口蹲着几个拉客的三轮车。
我问了路,沿着一条土路往镇小学走去。
路两边是成片的稻田,偶尔有农民挑着担子从田埂上走过,背影在夕阳下拉得老长。
那是个初夏的下午,蝉鸣声此起彼伏。
我站在小学校门口,手心都是汗。
校门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风格,红砖砌的门楼,顶上挂着一块褪了色的校牌。
下课铃响起,孩子们像一群欢快的小鸟冲出教室,有的互相追逐,有的围在一起玩弹珠。
我一眼就看见了李巧云,她走在最后,手里抱着一摞作业本,穿着一件浅绿色的短袖衬衫,扎着马尾辫,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小几岁。
"你...你怎么来了?"她看见我,惊讶地瞪大了眼睛,脚步顿了一下。
"路过。"我嘴里蹦出这两个字,随即觉得特别蠢,赶紧补充道,"刚好有事到镇上,想来看看你...不,是看看这儿的学校。"
"哦,这样啊。"她笑了,眼睛弯成了月牙,"路过就路过到我们这小地方了?县城到这儿可不顺路喔。"
我被她一语道破,只好不好意思地挠挠头,"那个...你吃饭了吗?"
"还没呢,正要回宿舍做饭。"她歪着头看着我,"你呢?"
"我也没...要不一起?我请客。"我壮着胆子提议。
晚饭是在学校附近的小饭馆吃的,一家叫"小王饭店"的地方,门口挂着褪了色的招牌。
店里只有几张木桌子,墙上贴着几张明星海报,电视里正播着《西游记》重播。
老板娘见我们进来,笑呵呵地迎上来,"哟,李老师今天带对象来了?"
李巧云红着脸解释,"别瞎说,这是我...我朋友。"
八块钱两个人,一荤一素一汤,比我想象中还丰盛。
盘子里的回锅肉油光闪亮,青椒土豆丝脆生生的,紫菜蛋花汤冒着热气。
我们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外是小镇的夜景,几盏昏黄的路灯照着土路,偶尔有自行车铃声响起。
"你专门来找我的?"她夹了一筷子回锅肉放在我碗里,眼睛却不看我。
"嗯。"我实话实说,"一直惦记着你。"
她低头笑了,脸颊微微泛红,"你这人,真实在。"
饭后,我送她回家,才知道她住在学校旁边的教师宿舍里,一栋两层的小楼,每间房住两个老师。
她和另一个年轻女老师合住,房间不大,但收拾得很整齐。
门口种着几盆牵牛花,沿着窗台一直爬到二楼。
"哪天没事,来我家坐坐吧,地址是恒山路17号。"她在告别时说道,眼睛亮晶晶的。
回去的路上,我脑子里全是她的地址,像是背课文一样反复念叨,生怕忘记了哪个字。
恒山路17号,恒山路17号...这几个字在我心里扎了根。
接下来的日子,我找各种借口往那个小镇跑。
有时候带着从县城买的水果,有时候带着从单位食堂偷偷装走的小零食。
车间里的师傅们都笑话我:"老三谈对象了,眼睛都放光。"
李巧云的同事们也都认识我了,见面就打趣说"李老师的对象又来了"。
每次她都红着脸解释我们只是朋友,而我则在一旁傻笑,心里却暗自高兴。
有一次,我帮她修理宿舍漏水的水龙头。
蹲在水池下面,手忙脚乱地拧螺丝,水珠滴在脸上,衣服都湿了一大片。
修好后,她煮了一锅面条,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还放了她自己腌的酸豆角。
那碗面条是我吃过的最香的一顿饭,不是因为多好吃,而是因为那是她亲手做的。
吃面的时候,她突然问我:"你家里情况咋样?"
我愣了一下,老实回答:"爹有风湿病,干不了重活;娘身体还行,在家种几亩地;还有个弟弟在上中学,妹妹刚念完初中,现在在镇上服装厂学缝纫。"
她点点头,没再多问。
我知道她在担心什么,却不知该如何解释。
那时候,像我这样的农村孩子能进国企已经很不错了,可要娶城里姑娘,家里条件还是差了点。
夏去秋来,我和李巧云之间的关系渐渐变得亲密起来。
国庆节那天,我特意请了假,带她去县城玩。
我们在人民公园坐了摩天轮,看了露天电影,还在百货大楼吃了肯德基——那可是刚开的,一个汉堡要十几块钱,几乎是我一天的工资。
晚上送她回宿舍时,我握住了她的手。
她没有挣脱,只是轻轻地回握了一下,然后迅速松开,小声说了句"早点回去",就跑进了宿舍楼。
八月的一天,我决定鼓起勇气正式提亲。
没有媒人,没有红包,只有我自己,揣着那块终于攒够钱买下来的手表(花了我整整两个月的工资),再次来到了李巧云家。
她家在镇上的一条小巷子里,是六十年代盖的红砖平房,门前种着几棵石榴树。
当我气喘吁吁地站在她家门口时,李巧云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你说真的?媒婆还没来,你就自己登门提亲啦?"李巧云站在门口,惊讶地看着我,嘴角却忍不住上扬。
"我怕等媒婆来了,你就被别人抢走了。"我憨厚地笑道,心里却忐忑不安。
李巧云的父母对我的突然造访感到诧异,但还是热情地招待了我。
李父是个瘦高个子的中年人,戴着老式眼镜,是镇供销社的会计;李母胖乎乎的,笑起来很和气,在食品站工作。
他们给我倒了茶,又端出了花生瓜子,摆在八仙桌上。
院子里的公鸡不时发出几声打鸣,邻居家的收音机传来京剧声。
当晚的谈话并不顺利,李父对我的工作和家庭情况提出了不少疑问。
"小伙子,你在华峰厂是吧?听说现在效益不咋样啊。"李父皱着眉头问道。
"还行。"我不想说谎,"厂里确实有点困难,不过我们车间订单多,还能按时发工资。"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李父又问。
"三百多,再加上加班费,有时候能到四百。"我老实回答。
李父点点头,没说话,但脸色不太好看。
"你家里有几口人?"李母插话道。
我老实地回答,没有隐瞒自己家里的困难:老父亲常年卧病在床,母亲一个人照顾着弟妹,我作为长子,每月要寄大部分工资回家。
"小伙子,不是我看不起你。"李父皱着眉头说,"我们家巧云从小没吃过苦,你这条件...唉,你自己想想吧。"
我沉默了,心里像压了块大石头。
饭桌上的气氛尴尬极了,只有筷子碰碗的声音。
李巧云低着头吃饭,眼圈有点红。
吃完饭,李巧云送我出门时,眼圈有些发红,"别听我爸的,他就那脾气,其实心肠不坏。他就是担心我跟你吃苦。"
"我知道。"我点点头,"你爸说得对,我现在确实条件不好。但是巧云,你能给我点时间吗?我一定会让生活变得更好。"
她没说话,只是轻轻点了点头,眼睛里闪着泪光。
我转身离开,心里既失落又有了动力。
回到厂里,我加倍努力工作,主动申请加班,还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技术。
车间里的老师傅看我这么拼命,便手把手教我一些技巧,让我少走弯路。
厂里搞技术革新,我提出了几点改进生产工艺的建议,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很快被提拔为班组长,工资涨到了四百五十元。
每个月,我依然把大部分工资寄回家,但也开始慢慢存钱,为将来的婚事做准备。
那段时间,我和李巧云的联系少了一些,但每周总会通一次电话,说说近况。
电话里,她的声音总是轻快的,但我能感觉到她的犹豫和担忧。
十月初,我收到了李巧云的来信,信中说她父母渐渐对我有了改观,尤其是听说我被提拔后,态度明显软化了。
"我爸说,你这人靠得住,就是家里条件差了点。"她在信中写道,"我跟他们说了,咱们年轻人不怕吃苦,以后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信的最后,她问我什么时候再去看她。
我立刻请了假,买了些礼物再次登门拜访。
礼物不贵重,但都是精心挑选的:给李父的是一条钓鱼竿(听李巧云说他周末爱钓鱼),给李母的是一条羊毛围巾,还有一盒蛋糕是他们一家人一起吃的。
这一次,李父的态度果然好了许多,甚至主动问起了我的工作情况。
"听说你当班组长了?不错不错。"李父抽着烟,点点头。
"是啊,加了一百多块钱工资。"我高兴地回答。
"那你有什么打算?"李父问道,眼睛盯着我,似乎想从我的表情中看出些什么。
"我打算再学点技术,以后争取当技术员。"我认真地说,"再过两年,如果厂里效益好,可能还会分房子。"
李父点点头,眼神中的审视少了几分。
晚饭后,李父突然说道:"小张啊,你是个实在人,我看得出来。只是我担心巧云跟你受苦。现在都九十年代了,谁还希望孩子过苦日子啊。"
。我会尽全力让她幸福。"
李父沉默了一会儿,突然笑了,"行,你小子有骨气。这样吧,年底你再来,咱们把婚事定下来。不过你得答应我,一定要好好待我闺女。"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激动得一夜没睡。
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回厂里,继续加倍努力工作。
十二月底,我背着大包小包的礼物,再次来到李家。
这次不只有我,还有我的几个要好的战友,其中当然包括张洪涛。
我们按照当地习俗,带着糖果、酒水和一些象征性的礼品,正式向李家提亲。
李家院子里挤满了前来看热闹的邻居们。
老人们啧啧称赞:"这小伙子有出息,看那精神头,准是个好女婿。"
小孩子们围着我们转,盼着分到喜糖。
那天,李巧云穿着一件红色的毛衣,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当我在众人的见证下,将那枚朴素的戒指(是在县城百货大楼买的,花了我七百多块钱)戴在她手上时,心里满是感动和踏实。
李父咳嗽了一声,开口道:"咳,今天是个好日子。我闺女从小就听话懂事,念书也争气,我和她妈就这一个闺女,捧在手心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
今天把她交给你,你小子可得记住,一定要对她好,不能让她受半点委屈,懂吗?"
我用力点头,心里暗暗发誓一定不会辜负这份信任。
婚期定在了第二年的五月。
回去的路上,张洪涛使劲拍我的肩膀,"臭小子,当初要不是我婚礼上灌你那几杯酒,你哪有这福气啊!"
我笑而不语,心里却无比感谢那次醉酒。
"哥们儿,婚礼上我给你当伴郎,一定帮你挡酒!"张洪涛大笑着说。
"那我可就等着看你醉成啥样了。"我笑着回敬。
回到单位后,我向领导申请了婚假,还主动要求加班多攒些钱。
车间主任拍拍我的肩膀,"小张,结婚是大事,厂里会发两百块钱的结婚补助,算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我感激地道谢,心里盘算着怎么把婚礼办得既体面又不太铺张。
春节过后,我陪李巧云回了趟我家。
老家的土坯房在冬天显得更加破旧,院子里的柿子树光秃秃的。
母亲知道我要带对象回来,提前杀鸡宰鸭,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弟弟妹妹也穿上了最好的衣服等着见"嫂子"。
当李巧云走进我家那间低矮的堂屋时,我看见她眼里闪过一丝惊讶,但很快就被温柔取代。
她给父母带了礼物,还特意给弟弟妹妹买了学习用品。
母亲拉着她的手,眼圈都红了,"闺女,你别嫌弃我们家条件差。"
"阿姨,您说哪里话,我和小张在一起,就是因为他人好。"李巧云真诚地回答。
那晚上,我们挤在一间屋子里吃团圆饭,桌上的菜虽不多,但满是家的味道。
李巧云主动帮着母亲洗碗收拾,还陪着父亲看电视,很快就融入了这个家庭。
睡觉前,我送她去村里唯一的一家小旅馆住宿(那时农村都这样,未婚男女不能同住一个屋檐下)。
路上,她突然握住我的手,"小张,我不怕苦,跟你在一起,我愿意。"
我鼻子一酸,紧紧回握住她的手,"我会让你幸福的,一定会。"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与李巧云的爱情在那个物质并不丰富的年代里,却显得格外充实和温暖。
五月初,我们按照约定举行了婚礼。
那天阳光明媚,李巧云穿着一件租来的白色婚纱,头戴小花环,美得像仙女一般。
婚礼不算豪华,但办得热热闹闹。
张洪涛果然当了我的伴郎,替我挡了不少酒,到最后醉得人事不省,被他媳妇拖回家去了。
婚后,我们租了镇上的一间小平房,开始了两个人的生活。
房子不大,一间卧室一间客厅,还带个小厨房,月租六十元,几乎是我工资的六分之一。
家具都是二手的,有的还是李巧云从学校宿舍淘汰下来的。
但我们把小家收拾得干干净净,窗台上摆着李巧云亲手种的几盆小花,墙上贴着我们的合影。
每天早上,我骑自行车去车站坐班车去厂里上班,她步行去学校教书。
晚上回家,她已经做好了饭菜等我。
有时候加班回来晚了,饭菜已经凉了,她就重新热一遍,然后坐在对面看我吃,眼睛里满是关切。
日子虽然简单,但充满了幸福。
婚后第三年,厂里效益好转,我被调到技术科当了技术员,工资涨到了六百多元。
同年,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是个男孩,取名张鸿志,希望他能有大志向。
孩子出生那天,我抱着那个小小的生命,心里满是责任感和幸福感。
李巧云看着我们父子俩,眼里满是泪水,却是幸福的泪水。
日子在平淡中变得越来越好。
1999年,厂里分了房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一套六十平米的两居室。
虽然是老式楼房,没有电梯,但那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家,我们把它布置得温馨舒适。
2001年,我被提拔为车间副主任,工资涨到了八百多元。
李巧云也从普通教师升为了教导主任,每个月能拿到七百多元。
我常想,人生在世,遇到一个懂你、爱你的人,大概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而这份幸福,竟源于一场婚礼上的一次替人挡酒,谁又能说,这不是命中注定呢?
每当我回想起当初第一次登门时,李巧云惊讶的表情和那句"你说真的?媒婆还没来,你就自己登门提亲啦?"心里就涌起一阵暖流。
那时我不懂什么是爱情,只知道想和她在一起,想给她更好的生活。
如今回首往事,才明白,真正的爱情不在于轰轰烈烈,而在于平凡岁月里的相濡以沫,风雨同舟。
是她,让我这个普通的工人拥有了不普通的人生;是她,让我明白了责任和坚持的意义;也是她,让我相信只要两个人一条心,再难的日子也能走下去。
"你说真的?媒婆还没来,你就自己登门提亲啦?"这句话,成了我们之间最美的回忆。
每当我想起它,就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夏日的下午,阳光正好,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