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木，这钱我不能要。＂四姨宣美云把那刚塞到她手里的五张十元钱又推了回来，眼圈红红的，＂真不成，你家更困难。＂
那是九二年的冬天，北方小城的天空灰蒙蒙的，像是被揉皱了的旧报纸。
雪花斜斜地飘落，在昏黄的路灯下打着旋儿，落在行人的肩头，落在坑洼不平的水泥路面上。
改革的风暴正席卷全国，这座曾经因国企而繁荣的小城，如今正经历着阵痛。
我家住在纺织厂的职工宿舍，一间不足二十平米的屋子，墙面因常年的潮湿已经泛黄，角落里的墙皮脱落，露出了斑驳的水痕。
父亲董国强在外地建筑工地打零工，一个月也回不了几次家，每次回来都带着一身的风尘和疲惫，还有厚厚的老茧。
母亲董李小木在厂里做纺织女工，每天要站十二个小时，回家还要洗衣做饭，打理家务。
那天晚上格外冷，我正对着初三数学作业发愁，屋里的小煤炉火苗微弱，噼里啪啦的响着，却驱不散冬日的寒意。
墙角结了一层薄冰，窗户上的冰花映着屋外昏暗的灯光，像是一幅幅神秘的画。
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宁静，声音里透着焦急。
＂谁啊？＂母亲放下手里的针线活，抬头看了看挂在墙上的钟，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
门一开，一股冷风夹着雪花涌进来，刺得人脸生疼。
四姨站在门口，头发和眉毛上都是雪粒，脸被冻得通红，鼻尖上还挂着一滴晶莹的水珠。
她比母亲小六岁，是母亲最亲的表妹，从小跟着母亲长大，两人感情深厚。
＂小木姐，我...我能不能借点钱急用？＂四姨搓着冻得通红的手，脸上挂着不安，声音很轻，生怕被别人听见似的，＂就五十块，下个月一发工资就还。＂
那时候五十块可不是小数目，差不多是普通工人大半个月的工资了，在物价飞涨的年代，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我看见母亲愣了一下，随即转身走向床铺，从枕头底下掏出一个用旧布条细心缝制的布包，上面还绣着一朵简单的小花。
她解开布包，里面是一沓散钱，有一元的，有五元的，也有十元的，都叠得整整齐齐，想来是她攒了好几个月的血汗钱。
＂拿去吧，够不够？＂母亲也没问用途，直接把五张十元的票子递过去，那钱被她攥得有些发皱。
四姨几乎是哭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小木姐，我真不好意思，可我实在没办法了...＂
＂别说这话，快拿着。＂母亲催促道，又从门后的衣架上拿下一条围巾，是去年冬天厂里发的福利，她自己舍不得用，＂外头冷，围上这个，早点回去吧。＂
四姨接过钱和围巾，眼里的泪水终于落了下来：＂姐，等我家熬过这阵子，一定还你。＂
＂去吧去吧，路上小心点，别摔着。＂母亲把她送到楼梯口，直到四姨的身影消失在飘雪的夜色中。
四姨千恩万谢地走了，留下一屋寒气和我心中的疑惑。
晚上睡觉前，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心里憋着一股劲儿，忍不住问：＂妈，咱家也不宽裕，四姨家不是挺好的吗？她丈夫在五金厂上班，家里还有彩电，干嘛还来借钱？＂
母亲正在缝补我那已经打了三个补丁的书包，灯光下她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头发间已经有了几根银丝。
＂人家有困难呗，一家人，帮得上就帮。＂她头都没抬，手上的针线穿梭得飞快。
＂可是咱家爸爸在外地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钱，你的工资又经常拖欠，咱们自己都紧巴巴的...＂我越说越来劲。
＂睡觉！明天还上学呢。＂母亲不容置疑地打断了我，声音里带着少有的严厉。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风呜呜地刮着，像是在哭泣。
那个冬天特别难熬，北风呼啸，雪花纷飞，似乎永远不会停歇。
母亲起得比鸡早，天还没亮就摸黑去上班；回来比狗晚，常常是厂里的夜班结束后，拖着疲惫的身子踩着积雪回家。
她的手上开始出现干裂的口子，脸色也越来越差，眼袋下垂，像是一下子老了十岁。
我和弟弟的新书包一直没着落，带的还是补丁盒饭，有时候馒头蒸糊了，也得硬着头皮吃下去，不敢浪费一粒米一口面。
学校里同学们都在谈论过年要买什么新衣服，我只能默默听着，没有加入讨论的勇气。
我知道厂里经营不好，有人开始下岗，工人们的脸上都笼罩着一层阴影，母亲的工资也常常拖欠。
有天放学路上，我听见两个大人在议论：＂听说纺织厂又要减产，这日子可怎么过啊。＂
＂可不是嘛，我家老刘已经三个月没发全工资了，眼看着过年了，连肉都买不起...＂
听着这些话，我的心里像是压了一块石头，沉甸甸的。
过年时全家去四姨家吃饭，他们家住在五金厂的宿舍，比我家稍大一些，但同样简陋。
推开门，屋里暖烘烘的，四姨正在灶台前忙活，锅里的饺子发出诱人的香气。
我发现他们家里添了台缝纫机，是那种老式的手摇缝纫机，放在靠窗的位置上，旁边堆着一堆衣料。
表弟宣小东今年十三岁，比我小两岁，正在帮忙摆碗筷，穿着一件新棉袄，虽然样式老旧，但很干净整洁。
＂来来来，快坐，饺子马上就好！＂四姨招呼我们，脸上的笑容格外灿烂。
席间大人们聊天，我听见四姨夫宣德才压低声音对父亲说：＂老董，厂里又要裁员了，这次名单都出来了，我在上面晃悠着呢。＂
他的声音里有掩饰不住的忧虑，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
四姨笑着打圆场：＂没事没事，大过年的别说这些。我现在接活挺多的，缝缝补补也能贴补家用，孩子他爸你就放心吧！＂
她的笑容那么自信，仿佛一切困难都不在话下。
回家路上，积雪咯吱咯吱地响，月光映照着白茫茫的一片，给黑夜镀上了一层银色的光芒。
我憋不住了：＂妈，你看见没？四姨家买了缝纫机，表弟还有新棉袄，他们家明明有钱，当初借的那五十怎么还不还？＂
母亲猛地停下脚步，回头盯着我，眼神少有的严厉：＂你懂什么？你四姨从我十二岁起就照顾我。那时候家里穷，我上中学时生了一场大病，是她整夜整夜地照顾我，连自己的功课都耽误了。她自己才十几岁啊！后来她工作了第一个月的工资全给了家里，让我能继续上学！要不是她，哪有我今天！＂
我被母亲的反应吓住了，从没见她这样激动，仿佛眼前不是个十五岁的孩子，而是一个不可理喻的陌生人。
＂人这辈子啊，帮得了就帮，何必斤斤计较？＂母亲的声音平静下来，眼神里流露出一丝疲惫，＂缝纫机是她干活用的，靠那个接些零活补贴家用，小东的棉袄是她熬夜给人家改衣服换的布料自己做的，你懂个啥...＂
我不再吭声，缩了缩脖子，看着母亲脸上的倦容和手上的裂口，心里又酸又涩。
随后的日子里，厂区的气氛越来越压抑，几乎天天都能听到谁家出了下岗工人的消息。
春天来得特别突然，一夜之间，雪化了，树梢冒出了嫩绿的芽，小区里的杏花开了，粉嘟嘟的一片，给灰暗的楼房增添了一抹亮色。
三月的一天，天气格外好，阳光暖洋洋的照在身上，让人忍不住想要多站一会儿。
我放学回家，远远就看见院子里聚集了好些邻居，七嘴八舌地说着什么。
李大娘是对门的老住户，一见我就拉着我的手：＂哎呀，小董可回来了，你妈在厂里晕倒了，送医院去了！＂
我的脑子＂嗡＂的一下，像是有人在我耳边放了个大炮，书包掉在地上也不管，拔腿就往医院跑。
沿途的景色在眼前飞快地掠过，杏花，行人，自行车，一切都变得模糊。
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妈妈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
等到了县医院，穿过拥挤的走廊，闻着刺鼻的消毒水味，我终于找到了急诊室。
母亲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得吓人，嘴唇没有一丝血色，身上插着各种管子，显得那么脆弱。
穿白大褂的医生正在查看她的病历，看见我进来，低声说：＂是脑溢血，情况不太好，需要立刻手术。＂
他用笔敲了敲手里的单子：＂先交一千块住院押金，手术费另算。＂
一千块？那简直是天文数字！我口袋里只有两块钱，是中午没舍得买包子省下来的。
家里翻遍了也就凑了二百来块，全是些皱巴巴的散钱。
父亲的工地在外地，几百公里外的深山里，连个像样的电话都没有，我打了十几次，总是占线或者没人接。
我在医院走廊里来回踱步，抱着缴费单，慌得直掉眼泪，手心全是汗，单子都攥皱了。
＂小董，把单子给我看看。＂一只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回头一看，是四姨，不知她从哪得到的消息。
她穿着一身旧棉袄，脸上带着风尘仆仆的疲惫，额头上还有汗珠，像是一路跑来的。
她身后站着四姨夫和表弟，都是一脸焦急的表情。
＂阿姨，我妈...＂我哽咽着说不出话，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
＂别怕，有我们在呢。＂四姨拍拍我的肩膀，接过单子，直接朝收费处走去。
我看见她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百元钞票，有些已经洗得发白，应该是所有的积蓄了。
四姨夫拍拍我的肩膀：＂手术费的事你别操心，我去跟医生谈。小东，你去食堂给你表哥买点吃的，他估计一天没吃东西了。＂
表弟点点头，拉着我的手：＂表哥，别担心，阿姨福大命大，不会有事的。＂
他的小脸上满是认真，眼睛里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那天晚上，他们一家三口轮流守在病房外，连口水都顾不上喝。
第二天父亲终于赶回来，满身泥土，头发凌乱，眼睛通红，看到四姨一家，眼眶都湿了：＂美云，德才，真是谢谢你们了...＂
四姨摆摆手：＂大哥，说这些干啥，都是一家人。＂
母亲的手术很成功，但需要住院静养两周。
。＂
我捧着那沓钱，泪如雨下，那一刻我明白了人心的温暖。
回到医院，四姨每天来，给母亲煮稀饭、换衣物、擦洗身体，嘴里总是念叨着：＂小木姐，你得快点好起来，厂里还等着你呢。＂
我才发现四姨的手比母亲的还要粗糙，指尖全是针扎的小洞，手背上有块疤，据说是当年在农村干活时被镰刀划的。
有天晚上，我和四姨一起守在病房，外面下起了春雨，滴滴答答地敲打着窗户，像是在弹奏一首忧伤的曲子。
四姨以为我睡着了，轻声对母亲说：＂小木姐，你可吓死我了。医生说你这是累的，血压高，还有贫血，得好好歇着。你看你，才四十岁，头发全白了...＂
我听见母亲虚弱地笑了笑：＂美云，上次借你的钱，不急着还。我知道德才厂里不景气。＂
＂姐，那钱...其实不是我用的。＂四姨的声音更低了，几乎是耳语，＂是楼下王大娘家孙子住院急用的，老人家实在不好意思开口...我就帮着借了。谁知道后来德才厂里又减产，眼看着就要下岗...＂
我猛地睁开眼睛，心里一阵酸楚。
原来那五十块钱根本就不是四姨自己用的，她只是个传递爱心的使者，而我还曾经那样想她，觉得她占便宜不还钱。
＂美云，你别总是心软。＂母亲叹了口气，声音里带着些许无奈，但更多的是理解，＂你自己家日子也不宽裕。＂
＂我这不是看到您平时就这样嘛。＂四姨笑了，那笑容里有种说不出的坚韧，＂记得您十五岁时，为了供大哥上学，自己天天在供销社扛麻袋...我就记住了，人活着，不就是为了相互帮衬吗？＂
我闭上眼睛，泪水悄悄流下来，打湿了枕巾。
那夜，我做了个梦，梦见十五岁的母亲，瘦小的肩膀扛着沉重的麻袋，汗水湿透了衣衫，却依然坚定地一步步向前走。
住院期间，我无意中听四姨夫对父亲说，为了凑齐母亲的医药费，四姨卖掉了唯一的嫁妆——一对银手镯，那是四姨娘家留给她的全部家当了，是她结婚时穿红嫁衣时戴的，她一直舍不得典当，说是要留给儿媳妇。
而四姨夫已经正式下岗，每月只有一百八十的基本生活费，厂里说等效益好了再安排工作，可谁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才会来。
表弟放弃了心仪的篮球训练营，放学后帮邻居送报纸赚零花钱，晚上还要写作业到深夜。
有天我问表弟：＂你不遗憾吗？不能去参加篮球训练。＂
表弟正在整理送报纸的袋子，闻言抬起头，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遗憾啥？篮球明年还可以打，可阿姨的病耽误不得。再说了，爸妈平时那么辛苦，我也该做点啥了。＂
他说这话时那么自然，就像在说今天天气真好一样。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四姨家有缝纫机了——那不是什么奢侈品，而是她养家的工具；为什么表弟有新棉袄——那是四姨熬夜加工别人的衣服换来的布料，一针一线缝出来的。
而他们遇到这么多困难，从不向外人抱怨一句，依然乐观地面对生活，还时刻准备着帮助别人。
半个月后，母亲终于出院了，医生叮嘱要多休息，不能太劳累。
春风吹过医院的梧桐树，嫩绿的新芽正破土而出，阳光透过树叶间的缝隙，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
那个周末，我们和四姨一家围坐在我家的小饭桌前。
饭菜很简单，白菜豆腐汤，炒土豆丝，一碟咸菜，却格外香甜。
窗外的春风送来了花香，邻居家的收音机里传来欢快的歌声，整个世界都明亮了起来。
母亲从柜子里取出一件毛衣，是她住院期间一点点织的，针脚细密均匀，是天蓝色的，四姨最喜欢的颜色。
她递给四姨：＂这是还你的。＂
四姨连连摆手，眼睛又红了：＂姐，什么还不还的，说这话太见外了。＂
＂就是，＂四姨夫难得开口，他平时话不多，是个实在人，＂小木，你还记得当年你十五岁送我上学的情景吗？那时候你哥刚去当兵，全家就靠你一个人。我读完高中参加工作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你，你还穿着那件补了又补的蓝褂子。人这辈子啊，哪有算得清的账。＂
他的声音低沉，眼神里满是回忆的光芒。
母亲笑了，那笑容里有往事的温暖，也有对未来的信心：＂是啊，人这辈子，哪有算得清的账。只要活着，就得往前看。＂
表弟坐在一旁安静地听着，眼睛亮亮的，偶尔插上一句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给每个人的脸上都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
我看着这简陋的屋子里温暖的人们，第一次觉得，原来真正的富有不是有多少钱，而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有人愿意把最后一点也分给你。
这顿饭我们吃了很久，聊了很多，笑声不断，仿佛一切困难都已烟消云散。
后来，母亲复工了，但改做了轻松些的工作；四姨的缝纫活越来越多，甚至还带了两个徒弟；四姨夫通过技术培训，找到了一份修理电器的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胜在稳定。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我考上了师范学校，表弟也如愿以偿进了篮球队。
岁月匆匆，转眼间我已经当了老师，每当看到学生们因为一点小事就闹矛盾时，我就会讲起这个故事，告诉他们生活不只有索取，更有给予；不只有计较，更有担当。
在我的办公桌抽屉里，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是那年春天我们两家人一起照的，背景是开满杏花的院子。
照片上的每个人都笑得那么灿烂，仿佛世上没有解不开的难题。
每次翻看，我都会想起那个风雪夜里，四姨推辞着母亲递来的钱的模样，想起她眼中闪烁的泪光。
那个场景，那句话，像是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永远也抹不去。
＂小木，这钱我不能要。＂多年以后，我终于读懂了这句话背后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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