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民法典》中的信义关系无处不在。
——总则：监护人、代理人、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法人中的董（理事）监高等，合伙人等。
——合同法：委托合同、物业服务合同、行纪合同、中介合同、合伙合同等。
——侵权责任法：医患关系。
——继承法：遗嘱执行人和遗产管理人。
——婚姻家庭法：家庭成员之间。
根据约定或者法律规定有关于他人财产或人身事务的人，除了少数例外，大多属于受信人（fiduciary）。
2.信托关系是信义关系的典型（paradigm），而非信义关系的全部
约定的信义关系大多以委托关系作为基础，根据委托人的授权不同，形成委托-代理，行纪、中介、合伙、公司、基金会等不同的法律关系。
有两种不当的理解：
——将信义关系误解为信托关系。忽视信托关系和别的信义关系之间的差别。
——将信义关系误解为合同关系。混淆了信义关系合同和信义关系本身。
3.
民法中，在上述信义关系中的受信人如监护人、遗产管理人、受托人等违反信义义务（fiduciary relationship）之时，通常按照侵权或者违约处理。这就忽视了受信人义务的特殊性。
信义义务中最具有特色的是义务有三种：
——忠实义务。受信人因其地位故，极易诱导产生滥权和利益冲突的行为。违反忠实义务若按普通侵权的规则处理，相当于纵容受信人。我国诚信崩塌的主要原因，在于违反忠实义务的违法成本太低。
——注意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在信义关系中，信息披露义务并非合同法上的附随义务，而是重要的法定义务。委托人借此义务来发现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违反的行为。
4. 民法典制订之时，即有纯粹的民法和扩展的民法之争。
前者占据了上风。
但在纯粹的民法典中，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海量的关于信义关系的规范。
遗憾的是，只有信义关系的规范，欠缺信义义务的规范。
信义义务和民法上的诚信义务一脉相承，只是产生了一些特殊的内涵而已。
无视信义关系和信义义务的特殊性，民法典就是一部过时的，贫弱的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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