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杨都庄严寺沙门释僧旻
虎丘寺
释僧旻，俗姓孙，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县)人，是东吴开国皇帝孙氏之后裔。幼年时父母即亡故，能言乐道。七岁到虎丘西山寺出家，拜僧回为师，跟从僧回学五经，一闻能记，过目成诵，善于领会经典精神，在同学中实属出类拔萃。每次与同辈语及诸典礼，无不慨然欲为己任。宋吏部郎吴郡张辩问他：“小沙弥，你姓什么？家住何处？”僧旻答道：“贫道姓释，就住在此山。”张辩觉得此小沙弥很不寻常，就把他引荐给张绪。张绪一见，也觉得他不俗，感叹地说：“松柏虽小，已有凌云之气。”从此之后，就开始稍有名气。到了十三岁时，跟随僧回离开都城，止住于白马寺。此寺僧众多以转读、唱导为业，僧旻风韵清远，并不满足于这些。十六岁时，其师父僧回圆寂，僧旻悲痛异常，尽心料理后事。服丧完毕，移住庄严寺。
僧旻十分崇仰昙景法师。昙景久居该寺，风韵清雅，僧众对他十分敬重。他治寺有方，该寺供给充足。僧旻安贫好学，经常与同寺之法云、禅冈、法关一起受学于柔、次、远、亮四师研读经论，夜则合被而卧，昼则一齐外出访学，长年累月，寒暑无阻。对于许多佛教经论，他都能探赜索隐，深入研寻，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不但自己能深刻领会经论旨意，而且能帮助同学，启发旁人；经论中许多疑难之处，经他阐释，都一时疑团冰释，即使是一些时贤硕学都感到棘手的问题，他也能加以条分缕析，阐发幽微。由于学问出众，声名也渐渐传开了。
齐文惠帝竟陵王萧子良对他十分崇敬，经常向他请教佛教义理并相互酬唱。尚书令王俭请僧宗讲《涅槃经》时，僧旻在一旁提问。其所发问都深得经义，且辩锋无敌。王俭曰：“过去竺道生到长安时，姚兴于逍遥园接见他，请他诘难道融所立之义。往复论难，言无不切，与会大众都亲睹其风神，佩服其英秀。现在之僧旻法师悟性卓绝，造诣精深，辩才出众，所向披靡，与当年之竺道生相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矣。”
齐文宣曾请柔、次二法师于普宏寺一起讲解《成实论》，阐释精微，听者云集。僧旻于席末论议，词旨清新，致言幽远，听者无不为之倾倒。次公乃放下尘尾感叹地说：“老夫受业于彭城，此后长期致力于《成实论》之研究，常因不曾得遇强劲的对手而深感遗憾。自从到了金陵之后，才逐渐认识了一些对此论颇有造诣之高僧，而今晚之僧旻法师更是其中之最杰出者。请你认真地准备一些问题，今晚再开讲席时当一一作答。”晚上之讲演开始之后，二人经数番论难，次法师终于招架不住。他不禁感慨地说：“后生可畏，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呀。”
二十六岁时，齐永明十年(公元四九二年)开始于兴福寺讲解《成实论》，前辈大德，当代时贤，无不前去听讲：附近寺院之僧众，世俗之士子儒生，前来听讲者更多，把整个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僧旻法师讲论终日，而毫无倦意，大家对他都极表赞叹。消息传开后，各地希风慕德者，不远万里，前来听他讲解经论。自晋宋以来，举凡论议者，多高谈大语，竞相夸罩，从僧旻之后，则注重慧悟，机变如神，言气端正，席间亦无洪声相伴，又因他性多谦让，不曾以理胜加人，处众有如进入禅定，深受僧俗二界之所推崇。时人称赞曰：“探赜索隐，远出前人；条贯始终，听者易晓。开席则异论荡尽，讲经则正法弘传。”于是声名大振，听讲经传法者成千上万。他孜孜善诱，诲人不倦。
晋安太守彭城刘业曾对僧旻说：“法师博通经论，何以立义多有儒家学说？”僧旻答道：“宋世贵道生，顿悟以通经。齐时重僧柔，影毗昙以讲论。贫道讲演，谨依经文。经文之义与玄学相近者则以玄学解说之，经文之义近儒者则以儒家学说解说之，仅此而已。”……
永元元年(公元四九九年)敕僧局请三十个僧人入华林园夏讲，僧正准备请僧旻为法主，遭到僧旻的拒绝。有人问他：“所为何故？”他说：“贫道乃是内修法师，不是所谓的讲者，不能说法以外益学士。”因之声誉远扬，名动京师。琅琊王仲宝、吴人张思光，均学冠当代，都主动与他交往，请他讲经。三十岁之后，经常开席讲解经论，成为一代宗匠。对于九部五时，了如指掌。玄理奥义，剖析精微。故僧俗二界的许多大德高僧、士子学人，争相与他交往。……
到齐末年，因时局动荡，世道日乱，小人横行，君子受嫉，乃避难徐州，后又应邀入吴，继续讲经弘法。屡次开席讲经，闻法者皆能随其根器获得法益，因此名声远播。梁代建立之后，他有意回避朝廷，外出远游。至天监五年(公元五○六年)才到京城游访，皇帝接见了他，待之甚厚，敕僧正慧超亲奉诏书到他住处，请他与法宠、法云、汝南、周舍等入住华林园说法。自此之后，礼遇日隆。
天监六年，注解《般若经》。其时朝廷大臣显贵都想弘扬该经典，就请京城五大法师，分别于五寺开讲，以旻道为首。可见皇帝的顾念器重。僧旻于是被皇帝聘为家僧，四时供给极是丰厚。又敕于惠轮殿讲《胜鬘经》，皇帝亲自莅临法席。后来，又敕道俗二界才学卓著者如僧智、僧晃、刘勰等三十多人，于上定林寺，撰《众经要钞》，凡八十卷。撰著过程中有关问题，一天监十一年春，忽感风疾，经调理后虽略有好转，但已反应呆滞，言语迟钝。他说：“自从开席讲经以来，已有二十年了。现患此疾，恐无康复之希望，讲事尽矣。”遂修饰房内，隔立道场，日夜礼忏。后来，吴郡太守张充、吴兴太守谢览，各遣僚佐到京都，上表延请。皇上准奏，并下敕供给船只、资粮等，以作送行之用。其时，二郡迎候之船只塞满江上，京都学士云集送行，沿途官吏也都出来迎送。晋陵太守蔡撙，出候门迎接，慨叹道：“过去孔于素王于周代，今日僧旻法师又素王于梁矣。”天监末年，下敕于庄严寺建八座*轮，五位讲演之僧人以年纪为序，僧旻年龄最少，故排在最后。但到僧旻开讲时，听众却最多。……
至梁普通年问，先疾连连复发，僧旻更想退隐归静，深夜返回虎丘山，却无人知晓。当时萧昂出守吴郡，欲入山礼敬。山主智迁预先告知僧旻，僧旻说：“我乃山野病夫，无事见贵人。过去戴颙隐居北岭，宋江夏王入山拜访他，他高卧窗下，不与之相见。我虽德薄，也请按戴颙那样行事吧。”等萧昂入山之后，僧旻遂从后门离去。那一年皇太子派遣通事舍人何思澄前来致意礼敬，赠以几杖、炉奁、褥被、尘尾、拂扇等。
普通五年(公元五二四年)下敕移住于开善寺，并令所在地方官善加接待、安置，以不辜负皇上之期望。在去开善寺的路上，于庄严寺暂停时，疾病复发。良医、上药，侍候不断，道俗探望者，更无计其数，无奈大限已到，于大通元年二月一日清晨，在寺房入寂，世寿六十一。天子悲惜，太子嗟惋，下敕于当月六日，葬于钟山之开善寺墓地，丧事办得十分隆重。隐士陈留、阮孝绪为其撰定墓志，弟子智学、惠庆等，为其建立三个墓睥。其中一个碑石有皇太子湘东王所写铭文，竖于墓侧；另一个碑石刻有征士何□撰写的铭文，立于本寺。
……僧旻一生，放生布施，未尝暂废。……所著论疏杂集、四声指归、诗谱决疑等，一百多卷，都流传于世。律以僧旻的意见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