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啟新：我的幾位日本朋友

在常駐日本的10年中，我結識了許多日本朋友。他們對中國、對中國人民表現出真誠的友好情誼，其中幾位更是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雖然我已離開日本多年，但仍和這些朋友保持着聯繫，與他們的交往使我深信，在兩千多年中日友好的潮流中，雖然有時會出現一些逆流，但蘊藏在兩國民眾心中的友好熱流是無法阻擋的。

日本的《三國志》專家

在上世紀80年代，在一次酒會上我認識了在日本頗有名氣的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作家守屋洋先生，當時他已50多歲，兩眼炯炯有神，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年輕得多。短短閑聊幾句，我便對他產生了興趣。雖然他是一位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學者，但他把中國古典文學的精髓與日本企業的經營管理結合起來，用《三國志》的戰略來指導企業的經營。這是一個多有意思的採訪題目！我馬上提出了採訪要求，守屋先生也欣然答應。

幾天後，我從東京乘坐2個小時的電車來到守屋先生位於千葉縣松戶市的工作室。令我吃驚的是，這間不大的工作室內，除了書還是書，而且大部分是中文版或日文版的中國古典書籍，《三國志》自不必說，《貞觀政要》、《孫子兵法》、《十八史略》、《菜根譚》等書籍，也是一應俱全。

守屋洋畢業於東京都立大學，獲得中國文學碩士學位。他是一位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又是一位勤奮、多產的作家。他所翻譯和著述的有關中國的文學書籍在東京的書店裡隨處可見，每年我都收到從日本出版社直接寄給我的他的著作，多的時候有五六本。他還經常應日本大企業的邀請，給企業的高層領導上課，傳授如何運用中國古典思想的精髓指導企業的經營管理，制定經營戰略。

作者（右一）與守屋洋先生（右二）及其家人

當時，守屋先生對我的提問侃侃而談。他說，日本是一個嚴密管理的社會，不少人感到緊張得透不過氣來。當人們接觸到《三國志》中那些亂世英雄時，情不自禁地被他們強烈的個性所吸引，目前日本企業之間你死我活的競爭與三國鼎立的歷史環境極為相似，從三國風雲人物的成敗中，可以學到許多在逆境中克敵制勝的戰略和戰術，以及作為企業領導應具備的洞察力和決斷力。他說，從三國中可以學到組織管理的經驗，其一是嚴和寬的平衡，作為企業領導在這二者中間，偏向哪一邊都不行。掌握好平衡才能管理好部下。二是公平無私，這是得到部下依賴的基礎。三是以身作則，孔明正是這樣實踐的。守屋先生足足談了兩個多小時，我聽後感到茅塞頓開，同時對他作為一名日本人竟然能把中國的傳統文化研究得如此之透而深表佩服。

守屋洋先生在北京演講

光陰荏苒，日本經濟從80年代後期的泡沫經濟崩潰後，陷入了經濟不景氣時期。但是，在日本企業領導層中的「三國熱」仍不減當年，日本各大旅行社每年都要組織企業的中層以上幹部到中國進行「三國之旅」的旅行，而守屋先生則被聘為隨團講師，在當年「三國」的重要戰場遺址，進行現場講解。因此，我們也有了經常在北京會面的機會。守屋先生還在筆者任理事的中國亞非發展交流協會就日本的「三國熱」作了講演。守屋先生對中日兩國關係有着明確的看法，他認為日本如不對侵略歷史進行反省，就會延誤下一代。守屋先生的夫人瑞子女士同樣對中國有着很深的感情，每次丈夫訪華時，她都爭取同行。她在日本與好幾個中國留學生交了朋友，從他們那裡學習漢語、學習中國料理。

現在，守屋洋先生的著作有的已被翻譯成中文在中國出版，他也作為一名研究中國古代戰略的學者，多次參加中日之間舉辦的研討會。他的兒子也繼承父業，成為一位頗有建樹的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者和作家。

「中國迷」的高橋先生

1992年初夏的一天，北京飯店頂層宴會廳正在舉行一對新人的婚禮，新郎是來自日本高知縣的日本人，新娘是一位北京姑娘。當主持人宣布請出席婚禮的高橋先生講話時，只見一位年逾七旬的老人突然面對大家下跪，並大聲對大家說，50多年前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作為一個日本人，我要借這個機會，向中國人民道歉，說完激動地流下了眼淚。

這位老人就是曾在中國好幾個團體擔任名譽職務的高橋正六先生。我是在日本通過一名日本記者認識高橋先生的。據他講，我是他認識的第一個來自大陸的中國人，因為以前他只去過中國台灣。高橋是日本一家醫院的院長，同時兼任了十多項社會公職。1990年，他在當地發起成立了中國問題研究會並任會長。

1986年的時候，記得當時大陸和台灣關於在日本的「光華寮」的產權發生了糾紛，上交日本法院判決。高橋與那位記者寫了一本題為《第三次國共合作》的書，書中認為「光華寮」理所當然地應該判給作為執政方的中國大陸。為此，台灣當局十分惱怒，威脅不準出版此書，但最終書還是出版了。據說台灣方面的人，見到此書就全部收購，以減少其在社會上的影響。

1990年，高橋先生在日本醫科大學任醫生的女兒文惠被告知罹患晚期胃癌，為了讓女兒看看父親所熱戀的中國，高橋夫婦攜文惠遊覽了北京的長城、桂林的灕江、上海的南京路。文惠對這次旅行十分滿意，她寫信對我說，好久沒有與父母一起旅行了，這次旅行好像使她又回到了孩提時代與父母歡聚的日子。一年之後，文惠離開了人世，她留下了大量醫學書籍，高橋先生為了讓女兒的醫書繼續為社會發揮作用，決定在中國設立「文惠文庫」。經過聯繫，北京首都醫學院接受了高橋先生的這一好意。為了豐富「文惠文庫」，高橋先生在日本又採購了一批新書。1994年5月，位於首都醫學院圖書館內的「文惠文庫」籌備完畢，舉行了隆重的揭幕儀式，高橋夫婦及文惠的姐妹和子女都專程來京出席，高橋先生被首都醫學院授予名譽教授。高橋先生說，每當我看到我女兒使用過的書，在中國發揮作用，就像看到了女兒的生命得到了延續。

高橋先生對中國有着濃厚的興趣，每年要到中國來四五次，他已訪華51次。記得一年春節前，高橋突然從高知打電話給我，說他要來中國過年，讓我幫忙安排飯店和日程。除夕那天，我陪同他訪問了中國的一個普通家庭，與他們一起共進年夜飯。當時，北京尚未禁放煙花爆竹，除夕夜的鞭炮聲，使高橋先生激動得徹夜未眠。高橋先生對北京的衚衕情有獨鍾，好幾次他來北京時，專門租了一輛三輪車，在北京的衚衕里一邊轉悠一邊照相，後來挑選了一部分優秀作品，還在日本舉行了一次北京衚衕攝影展。

近年來，高橋先生與中國的交流從一般的友好交流轉向實際的經濟交流，他在日本組建一家公司，出資者大部分是中國研究會的成員，從事的第一項貿易就是從青島進口葡萄酒運抵日本。另外，由高橋先生牽線，高知港和青島港就建立友好港口關係達成了協議。

森和風和她的丈夫

森和風女士是日本宮崎市的一位著名女書法家，同她相識已40餘年。在這40多年中，森和風來往中國和日本之間，通過書法為中日兩國架起了一座友好的橋樑。

日本書法家森和風在上海舉辦個人書法展時揮毫表演

森和風畢業於香藍女學院服裝設計專業，但對中國書法的嚮往，使她放棄了原來的專業，與書法終身為伴。她師從日本著名的書法家金子鷗亭。由於她具有美學的天賦和勤奮，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在29歲時就開始舉辦個人書法作品展。她的作品曾7次被日本最高一級的書畫展「日展」展出。她現在擔任「每日書道會」的審查委員、「創玄書道會」的審查委員、宮崎縣日中友好協會常務理事、宮崎縣日中文化交流實行委員會委員長等職。她還創辦了「森和風書道會」，在這裡培養年輕的書法家。

原文化部副部長劉德有（右二）會見森和風（左二），右一為作者

記得1976年9月9日，當時我正陪同森和風參加的宮崎縣日中友好代表團在吉林訪問，此時傳來了毛主席與世長辭的噩耗，我們中方陪同人員個個都悲痛欲絕，同時也中止了一切參觀活動。剛開始因為沒有告訴日本人，森女士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還以為自己做錯了什麼事，當知道事情真相後，馬上向我們表達了哀悼之意。按照當時的通知，我們馬上返回北京，在人民大會堂瞻仰了毛主席的遺容。此次是森和風第一次訪華，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成為她以後與中國結下不解之緣的開端。

1984年3月，森和風在上海舉辦了「森和風書法藝術作品展」，受到了上海市政府的重視，評價很高。1987年3月，她又在廣東肇慶市舉辦了她的個人書法作品展，並與當地的書法界舉行了交流；同年10月又在宮崎舉行了由中國美術家協會佛山畫院「小草畫屋」的八人畫展。

森和風的丈夫森浩司原為小學校長，已退休在家，由於受到其妻耳濡目染的影響，森浩司對漢語、對中國發生了濃厚興趣。在日本國際協力團招募派往中國的志願人員時，他便積極報了名。1993年，他終於如願以償，被派往中國哈爾濱水利工程學院擔任日語教師。當年8月，森和風陪伴丈夫來到北京，在友誼賓館我們得以重見。在出發的當天，我送他們上了火車。可是沒過幾天，就接到了森和風發自哈爾濱的來信，她因小腿骨折住進了醫院。原來，森和風夫婦到達哈爾濱水利學院後，森和風高興地騎起單車來，由於中國的單車車體比較高，她不慎摔倒在地，導致小腿粉碎性骨折。此後，森和風在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度過了難忘的兩個月，她既得到了中國醫護人員的精心治療，又在病房中親身體驗到中國的民情。她把在醫院的生活通過她丈夫的筆寫成了一篇篇報道文章，發表在她的家鄉的報紙《宮崎日日新聞》上。其中，有一篇寫道，森和風平時總是把長長的頭髮盤在頭上，骨折後她無法自己洗髮，醫院專門請了一位美容師為她洗髮。這一組報道共連載了6次，題目為《森和風的哈爾濱通訊》。

一年以後，森和風為了感謝在治療期間給予她幫助和關心的中國人民，她率領了由20名日本文化界人士組成的文化交流訪華團訪問了哈爾濱，在當地舉辦了「日中書法交流會」、「日中交誼舞表演會」和「日本民俗舞蹈表演」。

以上幾位日本朋友是我結識的眾多日本友人的代表，他們同中國、同中國人民發生的故事，是中日兩國人民在東方文明背景下共同培育出的友誼的縮影。兩千多年的歷史充分證明，民間友好始終是中日友好的堅實基礎與力量源泉。在當前百年變局的深刻演進中，為了使中日關係健康穩定發展，兩國人民共享和平合作帶來的福祉，更應該加強雙方民間的交流，厚植兩國友好的土壤。

徐啟新

1974年北京大學東語系畢業後曾在中國駐日本大使館文化處工作。上世紀80年代後先後任《中國青年報》、《文匯報》駐日本首席記者。2005年後任中國中日關係史學會秘書長、副會長，現任顧問。曾任同濟大學、浙江工商大學、海南大學兼職教授。

編輯：沈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