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2月17日20:25:10 歷史 1163

暴君與昏君的最大不同是，暴君並非都是無為之主，相反，倒可能成為有為之主，或是大英雄。暴君往往很有才能，不僅有雄才大略、治國英才，而且很有魄力，敢幹別人不敢幹的事，甚至連想都不敢想的事，沒有特殊的才能，也難以荼毒生靈，攪動四海，暴亂天下。正因為如此，昏君和暴君都禍國殃民，而暴君的危害性可能更大。昏君只為一己之樂，暴君則是超越歷史條件欲建盛大的功業。昏君的禍亂往往是局部性的，且肆虐時間較短，暴君則往往搞得天下大亂，乾坤倒懸，其禍害是全域性的。

歷史上的大暴君夏桀、商紂、秦始皇都志向宏遠，很有才能，想干大事，有功於國。如商紂王征東夷，開闢了東南大片疆土，秦始皇奠基了版圖廣闊的多民族統一國家，他們的作為順應了歷史發展潮流，為中華民族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勞。但他們都很殘暴，對被統治的人民最起碼的生命權、生存權不予尊重，其功業是建立在殘酷奴役和殘殺人民的基礎之上，是對人民施暴，行暴政，最後鬧了個亡國。

亡國就是暴政的直接政治後果，亡國之君怎麼能稱得上是聖君明主呢？「莫道有才能治國，須知亡國亦有才。」才與德對於權大無邊的君主來說，缺一不可，無才不能建功，成不了大事，有才無德，不能克己止欲，濫用權力，也會走向反面。

隋煬帝才能超群，功業卓著，他不是庸君，也不是昏君；他縱慾亡國，殘害百姓，有虧聖德，也不是明君，而是一個典型的暴君。

暴君隋煬帝是中國古代少有的有才能想干大事立大功建大業的皇帝。他的才能在青少年時代即有表現，「爰在弱齡，早有令聞，南平吳、會，北卻匈奴（突厥），昆弟之中，獨着聲績」。但他雖有才卻以藩王次不當立，因而以其出眾的智謀，超群的堅忍，陰謀奪嫡。隋煬帝並非承緒繼統，而是以人謀得位，這是他的過人之處。然而隋煬帝爭奪皇位的成功雖然表現出其卓越的才能，卻也表現出他兇殘的品德，他造謠中傷，構陷哥哥，殘害弟弟，危急之時毫不手軟，拉殺父皇，終於登上帝位，雖然是勝利者，但有愧於天道，所行乃豬狗禽獸之行，道德上說不過去。

但隋煬帝奪嫡之舉與唐太宗奪位卻也是半斤八兩之差，不僅行為舉止相類，性質也一樣，在私德方面，暴君和聖王都有同樣的穢行。為了掩蓋醜行，表明自己應該得天下，唐太宗不惜篡改歷史，私閱刪改起居注，甚至捏造了用美人計拉李淵下水，誘他私入隋煬帝的離宮晉陽宮烝淫宮女，犯禁而被迫起兵的情節，把創業的父皇描繪成窩囊廢，將首謀大義歸功於己。唐太宗通過篡改歷史為自己承攬天下的合法性找到了理由，對於這一鄙劣的篡改，史學界已作糾正，歷史自有公認。

同樣是以不光彩不道德舉動奪得帝位的隋煬帝卻沒有去篡改歷史，為了證明自己以次代長當為天子，即位後他迫不及待地興辦大型公共工程，修訂典章制度，他事必躬親，精力旺盛，馬不停蹄地四齣巡行，督導行政，現場視事。他大備衣冠，「足致單于解辮」，威服四夷，開拓疆土，企圖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時間，建不世之功，致天下以太平，成為「轥轢軒、唐，奄吞周、漢，子孫萬代人莫能窺」的聖王。急切的功名欲可以說是隋煬帝好大喜功，行急政暴政的主觀原因。

隋煬帝勤政為國，瘋狂地工作，從客觀政績上看，毫無疑問是功業隆盛。隋煬帝乾的那些大工程，諸如營建東都控扼山東，掘長塹、置關防、修馳道、築長城鞏固國防，開鑿南北大運河、置倉儲糧、大修儀仗、駕龍舟三巡江都等，旨在溝通和加強南北的經濟文化聯繫，使統一局面更加鞏固。又出塞北巡突厥，南向加兵林邑，西出玉門，經略絲綢之路，破吐谷渾，將青海收為郡縣，武功卓著，「威振殊俗，過於秦、漢遠矣」。

他遣使遠出波斯，又渡海通使南洋赤土、東洋日本，加強了中外文化交流。即使是征討高句麗，也有他的理由，也屬於聖王之業，況且，此事隋文帝和唐太宗先後也都干過，不能認為是煬帝個人之非。近人有稱隋煬帝是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從其功業來看，實不為過，隋煬帝的確功業輝煌。

作為一個頗具個人魅力的君主，隋煬帝還是一個出色的文學家、詩人，他自小善詩文，詩賦雄麗，文才蓋世，不僅能寫氣勢雄渾的邊塞詩，而且能寫情意纏綿的宮體怨詩，他熱愛藝術，喜好書法美術，他以國家財力宣導歌舞、百戲、燕樂，對中國文學藝術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文治方面，隋煬帝設置了進士科，正式設立了科舉取士的制度，他興辦學校，整理圖籍，統一經學，又敦獎名教，禁焚讖緯，熱心科技事業，他還推行儒、佛、道三教並重的政策，對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及科教事業的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煬帝是佛教徒，他「恥崎嶇於小徑，希優遊於大乘」，拜天台智者大師為師，要將「孔老釋門咸資鎔鑄」，以適應統一王朝的政治需要。對典章制度，隋煬帝進行了大刀闊斧卓有成效的改革，他對官僚管理制度的改革不僅在於開科舉選拔文官，而且對其職任、秩爵、考課等一整套制度都作了調整，使之更符合實際而便於操作。

他繼文帝之後對國家機構、政府體製作了調整，使三省六部體制更加完善，行政系統更有效率，宰相制度更加靈活。他又對地方行政區劃和地方政府機構進行了力度很大的調整，省并州縣，精簡機構，減少了行政開支。他還搞了一次大索貌閱，整頓戶籍，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幹得相當出色。隋煬帝制定的《大業律》，也是一部比較規範的王朝法典，對後世有一定影響。

一個皇帝在位十多年幹了這麼多的事，取得了這麼多的政績，的確是功業隆顯。隋煬帝無疑是一位以自己的活動深深地影響了中國歷史進程的重要歷史人物。

舊史家的錯誤，在於不能正視歷史，不承認隋煬帝的功業，將他與無所作為的昏君混為一談，使歷史遭到歪曲。由於時代的局限和勝者王敗者寇的政治偏見，隋煬帝的形象被醜化了。舊史學不能區分暴君和昏君，或出於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故意昏暴不辨，此事最早可追溯到唐初定謚。

按《謚法》，「煬」是個壞透了頂的謚號，本是隋煬帝最早發現，加之於亡國昏君陳後主的。按其意，「好內遠禮，去禮遠眾」是昏，「逆天虐民」是暴。所謂「好內」，即好色，顯然是荒淫之主，加給陳叔寶這樣貪圖女色，唯知嬉戲，毫無建樹的亡國之君，可謂恰如其分。但唐高祖李淵卻不問青紅皂白，接過來反扣到楊廣頭上，於是「煬」帝楊廣是昏暴之君的結論，在他死後不久就由最高權威的新皇帝加以確認，蓋棺定論，勿容置疑，並影響深遠。如唐著名詩人李商隱作《隋宮》詩云：

紫泉宮殿鎖煙霞，欲取蕪城作帝家；
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
於今腐草無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
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

詩人直把隋煬帝比作陳後主。陳叔寶不問國事，成天在宮殿中與嬪妃廝混，作艷詩《玉樹後庭花》，醉生夢死，是典型的昏君。而隋煬帝雄姿英發，乘錦帆，渡長江，擒昏君，成帝業，坐江山，最看不起陳叔寶。然死葬雷塘後，已是腐草無螢火，垂楊有暮鴉。詩人大膽地設問，如果在地下楊廣與陳叔寶再相見，還好意思譏諷陳後主唯知作艷詩嗎？意思是說楊廣給陳叔寶立謚曰「煬」，現在自己也得了個「煬」的謚號，彼此彼此，不分伯仲，都是亡國昏君。

詩人李商隱的想像力確是豐富，其詩寓意也不可謂不深刻。但陳叔寶豈能與楊廣高下比肩，唐高祖鸚鵡學舌，也給楊廣謚之曰「煬」，是昏暴不辨，結果造成了極大的歷史誤會。我們可以大膽設想，楊廣就是在黃泉之下，也仍然會極度看不起陳叔寶，會感到冤屈的。

然而，不僅詩人李商隱把隋煬帝描繪成了昏君，唐宋以來的史學家、政治家也都作如是觀。如魏徵、司馬光等「良史」，《隋書》、《資治通鑒》這樣的正史、政治史，也都着力描繪隋煬帝的昏君形象。明清之際，大思想家王夫之作《讀通鑒論》，有感於司馬光的史筆，大加讚賞，說：「楊廣之弒君父，殺兄弟，驕淫無度，不可輔而不相容。」「楊廣之逆，均於劉劭，非但紂匹也」。隋煬帝不僅被說成是商紂式的暴君，還是劉劭式的昏君。

劉劭是南朝劉宋王朝的第四代君主，其父劉義隆在位時，南朝曾出現元嘉之治，劉劭為文帝長子，被立為皇太子，在東宮信崇女巫，因巫蠱事發，起兵弒殺篡立，接着又誅鋤兄弟，殘殺大臣，把宋廷鬧了個天翻地覆，沒有任何功德可言。劉劭在位僅一年（西元四五三年在位），就被推翻，是周天元式的昏暴之君，死後連謚號也沒有，舊史書之曰「凶」。舊史家把隋煬帝和元兇劉劭、陳後主、周天元這樣的昏暴之君相提並論，把隋煬帝說得一無是處，這不符合歷史實際，不僅着意抹煞了隋煬帝的許多歷史功績，而且醜化了隋煬帝的政治形象。

以後在歷代民間傳說、小說中，隋煬帝更被隨心所欲地狂想大大地歪曲了，被說成是「色中餓鬼」，是好色荒淫無恥的典型，西門慶式的帝王，成為歷史大冤案。而究其原始，唐高祖給其蓋棺定論謚曰「煬」，就是錯判，而且這一錯就錯到了底。隋煬帝的稱號是再也改不過來了。以權力評判人物，難以公正。而舊史家錯就錯在沒有將暴君與昏君相區別，不知道有才能的暴君也有可能建立功業，只是因缺失仁德而毀壞了自己的統治基礎，這與無才無德沒有任何建樹的昏君大不一樣，將楊廣和陳叔寶視為同類，蓋棺定論都謚曰「煬」，是極不恰當的。

近幾十年學界為隋煬帝翻案，指出煬帝幹了一番轟轟烈烈的「大業」，所乾的事順應了歷史潮流，適應了當時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發展的需要，不是為了個人享樂，不是驕奢淫逸，應該說所論是有道理的。摘掉隋煬帝昏君的帽子是對的，我們舉雙手贊成。但是，不僅否認隋煬帝是昏君，而且否認他是暴君，不論其為君之道，不論其君德，不論其濫用權力造成天下傾覆的嚴重政治後果，僅以其政績大業而稱頌隋煬帝，說成是聖王英主，不失偉大，或功大於過，要為隋煬帝翻案，也有失片面，是走上了另一極端。

如果說隋煬帝功業偉大，我們也同意，但功業偉大並不是偉大，隋煬帝因為失德而夠不上一位令後人稱頌的偉大歷史人物。暴君隋煬帝的問題不在於他功業偉大不偉大，而是太偉大了，偉大得過了頭。然而，並不是功業越偉大就能成為聖王，評價舊時帝王，既要講其功，也要視其德，功德無量，才能出聖王。在沒有制度性制約的君主專制時代，君權令人生畏，十分可怕，極端權力可以造就偉大的功業，也可以釀成巨大的禍害。

因此，對權力進行自我約束的君德，對於萬民的生存幸福關係極大，君主缺德失范，百姓就要遭殃。唐宋以後，對君德的呼聲更加強烈，聖王應該止欲，皇天景命，有德者昌，無德者亡，內聖才能外王，不修君德的君主，統治必不能持久。當然，也有不少滿口仁義道德的君主，搞的是欺騙。但是，有道德約束畢竟比沒有約束好，因為權力不進行一點點約束，任其膨脹泛濫，就會闖出大禍，是不行的。

也許有人會認為強調德治是儒家的陳詞濫調，是過時了的價值標準。但我們還是要強調，不能以現代人的標準去苛求古人，無法要求封建帝王按照現代總統或主席的規範去行事，皇權無限皇位世襲是古人的政治傳統和共識。當時既不存在權力制衡，也沒有制約皇權的制度和權力主體，按照傳統政治的理想模式，只能要求權大無邊的皇帝對權力作一些自我約束、自我調節，進行道德自律，虛心納下，特別是要尊重被統治下的子民最起碼的生命權、生存權。

只有自覺地對其擁有的無限權力進行自我限制，謹慎負責地去使用令人生畏的皇權，去建立事功，創造出輝煌業績，才可能成為聖王。王朝政治實踐的事實也證明行仁政才能使社會長治久安，急政暴政很快使社會傾覆，千古功業可以毀於一旦，我們不能不看其政策的最後結果，不能萬民所棄亡了國的人還稱頌其不失偉大。

隋煬帝之所以是一個千年來遭人唾罵的暴君，就是在於他不講仁德，不約束自己的權力意志，瘋狂地濫用權力，殘酷地奴役人民，以成自己個人的功業。他不尊重人民起碼的生存權利，虐用民力，剝奪了人民最低限度的生命權。這些最明顯的道理古今聖賢都講得十分明白，古訓有云：「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致詞也說：「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其他。」一個不重視民生，不讓人民能活得下去的皇帝，所建功業再大，也只能是暴君。

我們所講的帝王之德，主要是指其對權位的責任心，對其被統治下的子民的同情心。先賢有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有德的帝王絕不濫用權力驅民於水火，而是存民、保民、養民，尊重人民起碼的生存權利，這可以說是帝王最大的德。在這個大前提下，甚至有些私德並不好的帝王，也並不影響他成為聖王。如唐太宗，在私德方面與隋煬帝難分伯仲，在貪戀女色方面他也絕不在隋煬帝之下。唐太宗晚年奢侈竟荒唐地求仙吃長生不死丹藥，以致斃命，臨死時還殘忍地令他寵幸的美女孟才人殉葬從死，應該說是相當缺德。

唐太宗的私德其實比隋煬帝好不了多少，但可貴的是他懂得民可畏，不敢濫用權力攪動天下，個人的私德缺憾不致造成社會的震蕩，從而造就了太平盛世。隋煬帝的缺德，缺就缺在濫用權力，他迷信專制權力，想一夜之間成為聖王，以行政力量使全民就役，驅民於水火，結果文治武功全都走了樣。由於出發點不對，其結果也是將聖王之業變成了禍國殃民。

有人說隋煬帝的結局是悲劇性的，此話不錯，聖王變成了小丑，好事會轉化成壞事，雖順應了歷史潮流，但走過了頭也會走向反面。隋煬帝不講君德，對自己統治下的千百萬子民沒有同情心，責任感，與人民為敵最後被萬民所棄，成為千古暴君。

我們也不同意對隋煬帝的功過進行量化，所謂幾分成績，幾分錯誤，或功大於過，過大於功，這是把歷史人物簡單化。隋煬帝以苛政、急政，形成系統的暴政。大業之政一件一件地看都是德政，是符合時代要求的大好事，但總體來看，加起來算總帳就成了人民難以承受的大暴政。這就不是幾分成績，幾分錯誤所能概括的，也無法精算。

大業之政應該說有全域性的錯誤，我們看問題不能只看樹木，不看森林，也不能抓住一點，不計其餘，要全面看問題。對帝王行為作價值判斷不能只計其功，不計其德，只計其功效不計其成本；不看其對千百萬人民的基本態度，只看其對歷史的推動對國家的貢獻。帝王權力無限，一言九鼎，一個小小的錯誤，就可能鑄成全民族的災難，功過難以量化，也不能借口主觀願望好，面對災難性的後果而不去追究其罪責。對帝王的功過，還是應做全面的定性分析。

隋煬帝是暴君，大業之政是暴政的定性沒有錯，但隋煬帝才華橫溢，頗具魅力，功業偉大，是古代傑出的政治家的評價也沒有錯，二者並不矛盾。暴君不一定就沒有功業，大可不必先將隋煬帝說得一無是處，然後戴上暴君的帽子，相反，我們倒是要深刻認識歷史上欲成大業者卻翻車而為暴君的事實。隋煬帝和唐太宗相比，「功業相同仁暴異」，一個是暴君，一個是聖王，仁暴之間並不在於功業的高下，而是其君道君德的差別，是其如何使用無限皇權的基本態度的差別，及其導致的不同政治後果的差別。

暴君之暴是對人民暴，是濫用權力對其被統治的千百萬子民施之以暴政。隋煬帝不是無所作為的庸君，也不是只顧淫樂的昏君，他文韜武略，矜誇好大，志包宇宙，功業厥偉，主觀上他想成為子孫萬代莫能窺的聖君。但他迷信權力，不恤百姓，為建立個人功業不顧一切，而越是有才幹，越是具備大英雄的資質就越能攪動天下，成為大暴君。暴君和聖君的根本區別，就在於心中是否存有百姓，是否對人民施行仁政，因此，同是君王，功業相同，以其對人民的態度不同就可能趨向兩極。

隋煬帝不修仁德，不尊重人民最起碼的生命權、生存權，以人民為敵，唯其權力意志是用，唯我獨尊，拒諫飾非，最後把國家拖入禍亂，自己也成了獨夫民賊，為萬民所棄。古訓說得好，人民是水，君主是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在萬民對暴政的反抗浪潮中，暴君隋煬帝雖逞凶於一時，最後卻又顯得是多麼的渺小，多麼的可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