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頗具時代意義的宋朝法律，以刑事立法，保證刑罰制度得以存續

引言：

兩宋海陸貿易發達，商品經濟繁榮，科技文化領域也是突飛猛進，堪稱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發展的頂峰。

然而鮮為人知的是，宋朝還有一項冠絕歷朝的突出成就，那就是成熟完備的法治體系。

宋朝法制在唐代律法的基礎上，結合自身特點加以開拓創新，呈現出與時俱進的時代特徵，成為大宋王朝富強興盛的定海神針。

一、《宋刑統》：大宋刑法的開山之作，將唐代律法與社會實際相結合

公元960年，宋太祖黃袍加身剛剛坐上帝位，朝綱不振百廢待興。為了安撫人民百姓、平定社會動蕩，宋廷尤其重視法律層面的制度建設，從太祖至神宗的歷任統治者，先後在承襲唐代律法的基礎上，發起各式因時制宜的修編和改創。

然而到了宋哲宗年間，隨着改編的條目越來越多，原有的刑法制度開始發生紊亂，加之高宗時秦檜隻手遮天膽大妄為，將整個刑事立法體系攪得烏煙瘴氣。

建隆四年，竇儀遵照宋太祖的諭令，開始主持《宋建隆重詳定刑統》的修訂工作，簡稱《宋刑統》。

編纂完成後，該法律隨即作為大宋的開國律法，在全國範圍內墨印頒行。與《唐律疏議》類似，《宋刑統》結構上也分為十二篇，其下又細分為213個門類，將性質相近、格式相同的律條分別歸納整理起來，條理清楚載錄詳實，對於消除社會混亂、樹立法律權威起到重要作用。

在刑罰方面，《宋刑統》首創「折杖法」，以脊杖、臀杖等輕刑，替代了笞、流、徒等重刑，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罪犯的痛苦，體現了北宋初年「輕刑慎罰」的法治理念，有效緩和了社會矛盾，鞏固了政權穩定。此外還新增了一項極刑，以「杖殺」取代了傳統的絞刑和斬首。

「杖殺」這種行刑方式乍看起來是仁慈寬典，實際上受刑之人會更加痛苦，會被一棒一棒活活打死，屍體往往血肉淋漓，還沒有一刀下去來得痛快，並沒有達到統治者「輕刑」的目的。

很快，以「杖殺」為代表的各種酷刑開始在大獄中悄然泛濫，並對後世產生了長達近千年的影響，明清時頗為流行的「廷杖」就是由此發展而來。

《宋刑統》在量刑方面的一大特點，在於對貪贓枉法官員處罰的減輕，同時加重了對竊賊強盜的處罰力度，這一點與兩宋時期賊盜的猖獗自然是脫不了關係的。

簡單比較一下唐宋兩朝在這方面的規定，《唐律》規定強盜謀財未遂徒刑二年，也就是蹲大獄，傷人者處以絞刑，害命者才會斬首。

但《宋刑統》則簡單粗暴得多，只要搶劫錢財超過三貫錢的，一律死罪。

很明顯，兩宋朝廷對於全國泛濫的盜竊罪深惡痛絕，與之相比，對待在朝官員的「緊箍」卻鬆了很多。《唐律》中規定官吏貪贓者按照贓款金額論罪，十五匹絞刑，三十匹流放，五十匹則奏聞聖上親自裁處。而《宋刑統》則將貪贓標準放寬了許多。

在宋朝前期，這種「寬仁治吏」的法子維護了統治階級的利益，有效鞏固了中央集權，讓百官願意忠心耿耿為自己效命，替自己剷除反叛勢力。

但不可避免的是，一些貪官污吏從中看到了機會，官場腐敗亂象愈發嚴重，為宋朝後期曠日持久的農民起義埋下了禍根。

《宋刑統》的施行，有效穩定了北宋初年的社會局勢和中央政權，為貿易經濟的騰飛奠定了基礎。

但是隨着時代的推進，「輕刑慎罰」的理念逐漸暴露出與實際情況格格不入的缺陷，所以在太祖、神宗、哲宗、高宗四朝，先後對其進行了小範圍的調整修訂。

到神宗時，大小事宜均決於君王之口，《宋刑統》的地位已經大幅下降，被束之高閣「存之以備用」了。

二、編配法：「五刑」之外的獨立刑種，體現出兩宋刑法制度的多樣性

宋代的刑罰手段，除了繼承唐制而來的「笞、杖、徒、流、死」五刑之外，還有一種獨立於外的特殊刑種，叫做「編配法」。

在施行杖脊、配役、流放等刑罰之前，有些犯人須先在臉上刺上特殊標記，叫做「刺配」；而那些不須紋面的人，則叫做「編管」。

刺配之刑最早可追溯至五代後晉，在宋太祖即位後開始廣泛推行。太祖設置此刑的本意，是將其作為死刑犯的代用刑，含有「寬恤吏民」的意圖。

但是從太宗、孝宗開始，刺配的適用範圍開始不斷擴大，刺配所用的刑具多達百餘種，《淳熙編敕》中收錄的刺配罪名增至五百七十多條，已經遠遠背離了宋太祖的本意。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局面，主要是由於宋朝中後期階級鬥爭愈演愈烈，統治者審時度勢，不得不採取嚴刑峻法的非常手段，達到鎮壓人民反抗、保障政權穩定的目的。

至於「編管」，則是一種限制罪犯人身自由、將名字編錄入籍的處罰手段，適用範圍非常廣泛。

比如《水滸傳》中的林沖、盧俊義等人，在未上梁山之前，受到奸佞小人的栽贓陷害，都在臉上刺上了選配字樣，意味着從此低人一等，像過街老鼠一般再也抬不起頭來。

根據情節輕重、罪名大小，「編管」具體可分為勒停、除名、勒停除名、真決和永不收敘五個級別。

北宋中期以後，對於朝廷命官的刑罰措施減輕了許多，最具代表性的當屬宋哲宗推行的「三免法」，就是說命官犯了貪贓枉法罪，不管罪行多麼深重，也不能判處刺配、杖刑和死罪，相當於給身居高位之人賦予了一份法律特權。

在名目眾多的罪名之下，「編配」與決杖、徒役等刑罰結合使用，有時還會三者並施，體現出兩宋刑法制度的多樣性。

三、與時俱進的「嚴刑峻法」：《窩藏重法》《重法地法》《淳熙條法事類》

從改元開朝的方式上講，宋朝與此前的大多數朝代大相徑庭。此前諸如漢魏等朝，大都是因為前朝統治者驕奢淫逸，導致民怨沸騰，最終引發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造成政權傾覆。

但宋太祖的上位頗具傳奇色彩，是從統治階級軍隊內部引發的一場兵變開始的。這樣的差異造成的一大影響就是，江山社稷雖然改換門庭，但中原大地上的地主階級利益並沒有受到太大的衝擊。

為了鞏固新興政權的統治，儘快彌補國庫稅收的虧空，北宋實行了前無古人的「不抑兼并」政策，允許甚至鼓勵民間地主從貧農手中兼并土地，導致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擴大，階級矛盾日益尖銳。

廣大農民無田可耕，徹底失去了收入來源，其中一些走投無路之人被逼無奈，只得舉起起義大旗與官府作對，更有甚者直接鋌而走險做了賊盜，這就是兩宋時期會出現那麼多綠林好漢的原因。

在全國各地賊盜頻發的情況下，宋初的「寬刑慎罰」策略開始顯得不合時宜，其後的統治者採取軍事鎮壓與司法鎮壓相結合，制定了一系列嚴厲的刑法，以加強對民間反抗的打擊力度。

宋仁宗首創《窩藏重法》，規定但凡對不法分子知情不報、甚至私自藏匿之人，一律以同罪論處。

宋英宗時，階級鬥爭局勢愈發嚴峻，對朝廷政權的穩固構成巨大威脅。治平三年，英宗下詔頒佈《重法地法》，規定開封府境內諸縣，凡有犯搶劫罪的死刑犯，將其家產分給原告，親屬子女送到千里之外的州軍統一接受編管。

凡是關在大牢里的罪犯，一律刺面發配到邊遠地區的牢城關押，家產拿出一半賞給原告，子女同樣要送出五百里外，且就算趕上大赦天下也不得返鄉。

《重法地法》的嚴苛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了五代時期，凸顯了嚴刑峻法的鎮壓本質。到了宋神宗、宋哲宗年間，「重法」理念更是得到了全面的發展。

全國二十四路當中，已經有十七路被劃為「重法之地」。如果一個人罪孽深重，即便不在「重法之地」的管轄範圍內，也以重法論處。凡是藏匿賊盜、與賊勾結或走漏消息的人，都要連坐至死。

令人扼腕的是，嚴刑峻法並沒能達到統治階級遏制賊盜、鎮壓反抗的目的，反倒引發了更加劇烈的社會動蕩，各地武裝勢力競相蜂起，如雨後春筍一般越來越多，社會局勢也變得越來越混亂。

加上宋徽宗昏庸腐朽的統治，北宋王朝已經積重難返，可見僅靠刑罰威嚇的手段，無法令宋朝擺脫衰敗的命運。大觀元年，宋徽宗終於認清現實，宣布大赦天下，並取消了幾乎所有的「重法」措施。

南宋一代，從宋仁宗開始，歷朝天子吸取教訓，開始對散落遺失的刑法名目重新收集整理，先後編成《紹興編修刑名疑難斷例》22卷、《乾道新編特旨斷例》64卷、《開禧刑名斷例》10卷等。

這些新式編例大大豐富了宋朝的刑事立法形式，有效緩和了階級矛盾，對於維護社會秩序具有積極意義。

南宋孝宗以後，又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法規彙編，將相關法律條文纂成「條法事類」，內容詳實、條款眾多，涉及到國計民生的方方面面，可謂兩宋刑法思想的集大成者。

比如孝宗時的《淳熙條法事類》、寧宗時的《慶元條法事類》等。在緝捕逃犯、判決複核、管理押送等方面，作出了更加詳細的規定，進一步完善了宋朝的刑法體系。

結語：

縱觀整個中國封建社會，沒有哪個朝代的法律是盡善盡美的。宋代的刑法體系與時俱進、適時而變，一方面維護了社會秩序的安定，為國家經濟的騰飛提供了保障。

另一方面又難以擺脫鎮壓人民反抗的初衷，一系列嚴刑峻法的出台，對後世的立法思想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法律是社會關係的調節器，「亂世用重典」固然符合中國古代法系的立法原則，但也將其為階級服務的本質暴露無遺，不符合現代社會的法治精神。

參考：

1、《宋刑統》

2、《唐律疏議》

3、《淳熙條法事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