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毛主席逝世後，遠在加拿大的張國燾，卻對記者說出了10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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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9日，毛主席與世長辭。《倫敦日報》的記者聽說毛主席的「死對頭」張國燾在加拿大之後，就不懷好意地找到了他。

但沒想到的是，張國燾聽到毛主席去世的消息後，竟然出奇的悲傷，沉默良久後才緩緩地說出了10個字：「我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那麼，張國燾和毛主席之間有着怎樣的過往呢？他最後對記者說的那十個字所為何意？張國燾其人，又是如何一步錯，步步錯的呢？

曾經的學生領袖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離世的消息傳出後，《倫敦日報》的記者特意找上了遠在加拿大的張國燾。

由於張國燾之前多次寫文章罵過毛主席，記者便居心叵測地想再聽一聽他對毛主席的負面評價。

但沒想到的是，此時的張國燾也是人之將晚，他許是心虛，許是悔恨，思想也已經發生很大的轉變。

張國燾

他最終只是感慨地說出了十個字：「我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這句話至少有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說，他和毛主席的恩怨是上一個時代的事情了，他不想再提了。言外之意就是他已經認識到真理在毛主席那邊了。

第二層意思是他始終將毛主席視為值得尊敬的對手，毛主席一走，他有了英雄已逝的悲愴感。

先前的種種功過是非和一幕幕往事，也赫然浮現於他的眼前。

張國燾1897年出生於江西省萍鄉縣。他父親原是晚清拔貢，但卻在辛亥革命之後轉投了革命黨，因而坐上了南昌市政處秘書主任的高位。

隨後又利用職務之便開辦了錢莊，短短几年就成了「勢壓二鄉，財蓋全縣」的地方豪族。

有錢有勢的父親對張國燾的教育格外重視，從小就遍請名家教他學習。張國燾也很是爭氣，不滿19歲就考入了當時的北京大學理工科預科。

但張國燾入學後才發現，他喜歡的是文科而不理科，所以他就常去文科旁聽教授講課。

他也因而結識了當時的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和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也正是在李大釗的介紹下，張國燾認識了當時正在北大圖書館當管理員的毛澤東。

但張國燾自視甚高，根本就不把毛澤東放在眼裡，所以兩人也沒有太多的交集。

1919年，北洋政府代表在巴黎和會上喪權辱國的消息傳回了國內，引起了廣大愛國學生的一致憤慨。

在陳獨秀等人的領導下，北京學生組織了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運動，也就是著名的「五四運動」。

張國燾在運動中多次組織學生上街演講，號召人們抵制日貨，因而被北洋政府逮捕。

但被關不到一個月，北洋政府就迫於輿論壓力釋放了他，張國燾因此而暴得大名，成為名噪一時的學生領袖。

不久後，陳獨秀又被捕。張國燾得知情況後，多次利用學生領袖的身份參與營救。

五四運動畫作

雖然陳獨秀最終出獄與他毫無關係，但他還是得到了陳獨秀本人的信任。1919年下半年，他避禍上海時，就住在了陳獨秀的家裡。

此時的陳獨秀和李大釗已經有了「相約建黨」的想法，而同受兩人信任的張國燾就成了他們的聯絡人。

張國燾多次秘密往返京滬兩地，為陳李二人傳遞消息。

1920年10月，北京局勢緩和之後，張國燾返回北京，與李大釗等人一起創立了北京第一個共產黨組織。而張國燾也被委以了領導工人運動的重任。

陳獨秀

為了更好地發動工人，張國燾在鐵路工人聚集的北京長辛店地區開辦了勞動補習學校，以此來啟發工人階級的覺悟。

通過張國燾等人的積極努力，1921年「五一」勞動節這天，長辛店爆發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組織的工人運動，也正是由張國燾所領導的。

隨着工人運動的蓬勃興起，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如雨後春筍般地建立起來，建黨時機已經成熟。

1921年6月，共產國際派馬林來到中國，與陳獨秀、李大釗等人進行商討。

最終決定於當年7月份在上海召開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宣布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出於保密考慮，共產國際建議每個黨組織僅各派兩名代表參會。

對於北京黨組織來說，李大釗肯定是最合適的人選。但由於他當時有其他要事，無法抽身，所以北京黨組織就把張國燾和劉仁靜推選成了一大代表。

而在上海這邊，由於馬林總是擺出一副盛氣凌人的姿態，引來了東道主上海黨組織的集體反感，致使籌備工作無法正常進行。

關鍵時刻，陳獨秀又指派張國燾負責籌備工作。張國燾來到上海後，成功地化解了矛盾，從而也受到了馬林另眼看待。

馬林

因此，在陳獨秀缺席的情況下，馬林就支持張國燾做了會議的主席。而毛澤東當時只是書記員。

一大之後，張國燾也成功當選了中央局成員。但在1923年的中共三大時，他就因反對國共合作，被罷免了領導職務。

而毛澤東則成功進入中央局，正式登上了黨的領導崗位。

但張國燾的命運很快就出現了反轉。1924年5月，由於叛徒出賣，他被當時的北洋軍閥曹所捕，後在組織的營救下，最終得以出獄。

據張國燾自己交待，他在受刑時「咬着牙關，忍着劇痛，一言不發」。說是為了「避免給他們把握到不利於我的材料」，儼然一副「鐵獄硬漢」的形象。

李大釗

但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直到1949年黨組織在整理北京敵偽檔案時，才發現當年張國燾為了保命，竟向曹錕出賣了黨組織。

並且他還供出了李大釗等一大批共產黨員，李大釗被捕之謎也最終被解開。

張國燾出獄之後，不但向黨組織隱瞞了實情，還不斷地誇大他在獄中的「英勇」表現，從而博得了黨內同志的同情，他也因此而重返中央領導層。

1927年大革命失敗之後，中央指派周恩來等人在南昌籌備起義。

但在起義前夕，共產國際卻突然給中央發電，建議我黨「如毫無勝利的機會，則可不舉行南昌起義」。

青年周恩來

共產國際的電報本來只是建議，但張國燾卻把它當成了「聖旨」，他先是電令周恩來等人暫緩起義，隨後又親赴南昌，試圖阻止起義。

當時已箭在弦上，貿然取消起義，勢必會使黨組織完全暴露。危急時刻，一向隱忍克制的周恩來拍案而起，怒斥張國燾說：

「共產國際和中央給我的任務是叫我來主持這個運動，現在給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負責了，我即刻回漢口去吧！ 」

張國燾迫於壓力，最終同意如期舉行起義。周恩來在20 年後還念念不忘地說：「拍桌子這個舉動， 是我平生僅有的一次。 」

南昌起義勝利之後，周恩來等人按照原定計劃，指揮起義軍撤出南昌，轉移廣東，攻打潮汕。

在關鍵時刻，張國燾卻拋下起義軍，獨自一人跑到了蘇聯。

可張國燾臨陣脫逃的行為並沒有影響他的仕途，他仍堂而皇之地在中共六大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並留在莫斯科當起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

危急之時，是毛澤東挺身而出，總結了經驗教訓，確定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路線，開闢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創立了中央蘇區。

在毛澤東的領導示範下，到1931年時，全國已經創建了11塊革命根據地。

也就是在這一年，張國燾突然回國，並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空降到紅四方面軍建立的鄂豫皖革命根據地。

擁兵自重脅迫中央，南下西征損兵折將

他一到鄂豫皖，就在河南光山白雀園一帶，發起了 「大肅反」運動。

徐向前回憶說，張國燾僅用三個月時間，「就肅反掉了兩千五百名以上的紅軍指戰員。十之六七的團以上幹部被捕殺害，極大削弱了紅軍的戰鬥力。」

也正因為如此，紅四方面軍才會在第四次「圍剿」中失利，不得不於1932年10月撤出鄂豫皖蘇區，轉移到了陝南、川北地區，創建了川陝蘇區。

由於中央蘇區牽制了蔣介石的大部分兵力，陝南、川北地區出現了嚴重兵力空虛。

紅四方面軍因此得以很好的發展，在短短三年時間裏，就發展到近十萬人的規模。

本來形勢一片大好，但張國燾卻被蔣介石要對其圍剿的謠言所嚇倒，再一次放棄了根據地，帶領部隊來到了川西地區。

就在這時，前方傳來了中央紅軍要來會師的消息。

張國燾最初還比較興奮，他估算中央紅軍至少也應有三十萬人，以為終於找到了依靠，再也不用怕蔣介石的圍剿了。

但懋功會師之後，他才發現紅一方面軍還不足一萬人，而且還缺槍缺彈，少吃少穿，因此就起了異心。

先是在兩河口會議上，他明知中央的計劃是北上川陝甘，但還是針鋒相對地提出了南下川康的計劃。

但在政治局會議講究的是「少數服從多數」，他一人之力終是敵不過大勢所趨，最終也只能心有不甘地同意了北上方案。

但張國燾並沒有就此死心，他認為自己之所以會遭到孤立，主要與政治局中沒有自己的人有關，於是就開始了「要權」。

他先以川陝省委的名義致電黨中央，要求對中央軍委和紅軍總司令部進行改選，甚至還擬定了具體人員名單。

作為一個省級黨組織，竟然直接命令中央改組領導層，這在黨史上還是絕無僅有的一次。

中央雖然十分憤怒，但還是從大局出發，採取了冷處理的辦法， 沒有回復這封電報。

見中央沒有回復，張國燾乾脆就玩起了拖延戰術，遲遲不肯動身北上。

毛澤東意識到 「張國燾是個實力派，他有野心」，須得給他安排一個相當的職位，才能使兩軍勁兒往一處使。

最後還是當時身為紅軍總政委的周恩來不計個人得失，毅然把職務讓給了張國燾。

攫取軍權之後，張國燾還是不肯罷休，他又提出，遵義會議的選舉結果在組織上不合法，要求重新改組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

中央為了顧全大局，又做出了讓步，讓張國燾推選的四人進入了中央委員會，兩人進入了中央政治局。張國燾這才勉強同意了北上。

毛主席與張國燾

在行軍安排上，中央本來打算將兩個方面軍集中為一路，共同北上，但張國燾卻又提出了分兵兩路的計劃。

中央雖然同意了他的計劃，但也提出兩軍必須混編重分。

就這樣，紅一方面軍的5軍、32軍與紅四方面軍的9軍、31軍、33軍組成左路軍。由張國燾、朱德等人率領，從卓克基出發進取阿壩。

紅一方面軍的1軍、3軍與紅四方面軍的4軍、30軍組成右路軍，由毛澤東、陳昌浩等人率領，從毛兒蓋出發進取班佑，兩軍決定最後在夏河地區會師。

分工完畢之後，右路軍很快踏上了行程，沒用多長時間，就穿過了草地，攻取了班佑。但張國燾在到達阿壩之後，就又打起了南下的算盤。

9 月 8 日 22 時， 張國燾給紅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發密電，要求他力勸毛澤東等南下，同時提出：

「如果他們不聽勸告，應立即監視其行動；若執迷不悟，堅持北進，則以武力解決之」。

這封密電恰好被葉劍英發現，於是他立即將情況報告給了毛澤東。在得知密電內容之後，曾有人提出要先下手為強，但毛澤東堅持認為，紅軍不能打紅軍。

於是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毛澤東就帶着紅一方面軍的兩個軍團先走了一步。

待第二天清早紅四方面軍發現之時，紅一方面軍早已北去多時了，他們只好根據張國燾的命令，再次穿過草地，折回原地。

張國燾得知消息後，竟然大言不慚地提出 ：

「中央已經威信掃地，失去了領導全黨的資格，應該組成新的臨時中央。」

在張國燾的操縱下，「臨時中央」不但撤銷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人的中央委員職務，還將他們「開除」黨籍，公開通緝。

中央先行北上沒多久，張國燾就正式下達了南下川康的命令。

但他的南下計劃並不順利，折騰了大半年，八萬大軍就損失了大半兵力，紅四方面軍的將士們因此也都有了竟見。

就在此時，共產國際的代表又發來了電報，明令張國燾取消「臨時中央」。在政治軍事接連受挫的情況下，1936年7月，張國燾不得已同意了北上方案。

紅四方面軍第三次穿過草地，又突破國民黨軍隊的封鎖，最終於10月9日抵達甘肅會寧，與紅一方面軍完成了會師。

這時的張國燾早已沒有了懋功會師時的神氣，他做賊心虛，擔心到了延安之後，中央會對他「秋後算賬」。

於是他就打起了西進的主意，妄想重新開闢一塊根據地「佔山為王」。但就連一貫支持他的陳昌浩，這次也不再跟隨他了。

於是，張國燾又玩起了苦肉計，他召集紅四方面軍的將士開會，痛哭流涕地說：「我是不行了，到陝北準備坐監獄，開除黨籍。」

而他這番表演和賣慘果然博得了同情，1936年10月下旬，紅四方面軍改稱西路軍，從甘肅渡過黃河，開始了悲壯的西征之旅。

但在環境惡劣、敵強我弱、後援不足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西征任務最終失敗。

紅四方面軍的八萬人馬就這樣被張國燾幾乎折騰沒了。

來到延安之後，張國燾一番「審時度勢」後，又虛與委蛇地寫下了《我的錯誤》，作了沉痛地「自我批評」。

而毛主席心胸寬廣，始終將革命大局擺在個人得失之前，他不但原諒了張國燾，還推薦他出任了陝甘寧邊區政府的代主席。

然而，王明的歸來卻又打破了平靜。

王明

投敵叛黨難獲重用，晚年醒悟境遇凄涼

張國燾與王明素來不合，他當年之所以回國，就是因為在共產國際受了王明的排擠。

1937年11月王明歸來後，張國燾自知招惹不起，所以就處處避其鋒芒。

但王明可沒有毛主席那樣的心胸，他不但多次在公開場合點名批評張國燾是托派分子，還秘密處決了張國燾在四方面軍時的兩名部下。

張國燾因此而惶惶不能終日。

就在此時，國民黨為了做好國共合作的表面文章，特意向我黨發出了共祭黃帝陵的邀請。

張國燾得知消息後，主動提出要擔此「重任」。而他作為陝甘寧邊區主席，確實也算是合適的人選，所以中央就同意了他的請求。

但在祭陵之後，張國燾就私自跑去了武漢。毛主席得知消息後，先是給他發去了電報，誠懇地勸他說：

「當此民族危機，我黨內部尤應團結一致，為全黨全民模範，方能團結全國，挽救危亡。我兄愛黨愛國，當然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歸來，不勝企盼。」

隨後毛主席又派周恩來親自赴武漢去給他做工作。張國燾雖然很佩服毛主席的胸懷，但他還是懼怕王明，所以終究還是不肯回去。

最後周恩來提出了三條解決辦法。第一條是承認錯誤，回去繼續為黨工作，既往不咎。

第二條是「向黨請假」，暫休一陣，然後回去工作。第三條便是是「聲明脫黨」。張國燾猶豫再三，還是走了最後一條路。

就這樣，張國燾在武漢公開聲明，脫離他親自參與締造的中國共產黨，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表面上，蔣介石對張國燾禮敬有加，不但專門在軍統為他成立「特別政治問題研究室」，還授予了中將軍銜，比軍統頭子戴笠的軍銜還高。

但背地裡，帝王忠孝思想濃厚的蔣介石壓根就瞧不上他，特地給戴笠下了「尊而不敬，用而又防」的指示。

戴笠

張國燾進入軍統後，戴笠本想利用他在共產黨內的影響力大搞策反運動，但幾年下來絲毫沒有進展，以致戴笠憤恨地說：

「校長對張國燾來投靠，以為是對延安的致命打擊，交我運用。幾年來大失所望，對校長難以交差。」

蔣介石看到張國燾沒有任何利用價值後，也不裝尊敬了，直接就他「丟棄」在了一邊。

1948 年 11 月，共產黨在全國勝利已成定局，張國燾心知留在大陸終將難逃審判，於是就早早地帶着全家來到了台灣，後來又移居到了香港。

張國燾本來還有些積蓄，但到香港之後，他卻玩起了「炒黃金」，結果賠得傾家蕩產。

而在這時，他妻子又摔壞了臀骨。一籌莫展之下，張國燾動了再回內地的念頭。於是，他就託人給毛主席帶了一封信，表達了自己的想法。

毛主席收到張國燾的來信之後，特地派專人給張國燾帶話說：

「願意回來是可以的，但必須首先寫一個報告給中央，深刻檢討自己在歷史上堅持的錯誤路線，作出改過自新的保證。」

毛主席此番話，也讓張國燾很是感動和敬佩，但他還是執拗地不肯承自己的錯誤，最後意味深長地說：「我以往是個演員，現在我是一個觀眾了，我還是當個觀眾吧。」

直到1967 年，張國燾的兒子把他接去了加拿大。

張國燾一家

為了不給兒子增加負擔，張國燾執意住進了免費的養老院。養老院的條件並不好，冬天甚至都沒有暖氣，但張國燾別無他法，只能湊和居住。

直到1976年，得知毛主席去世後，深知今日不同往日的張國燾緩緩吐出了那十個字：「我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不久之後，張國燾也染上了中風，從此癱瘓不起。1979年，加拿大的冬天異常寒冷，大雪連綿不斷。

12月3日深夜，張國燾不慎將被子與毛毯掉在了地上，他數次按鈴嘗試呼叫護士，但始終無人應答，最後頗為凄慘地被凍死在了病床上。

張國燾也曾少年得志，壯年成名，五四運動和建黨偉業的歷程中都留下過他的名字。

但他後來卻在錯誤路線上越走越遠，甚至還脫離了親自參與創建的中國共產黨，背叛了革命。

我們越清楚張國燾的經歷，就越能理解中國共產黨發展路上的艱辛與不易。

也就能明白，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確立，既是中國革命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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