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父親梁濟之死：近代中國轉型中的生命意義探尋

前言：從一個謀划了六年的自殺事件說起

1918年11月10日清晨，霧氣凝重，一個老人在北京城郊的靜業湖邊徘徊。不久，便傲然投入了湖底。這個老人名叫梁濟，是一個道德上卓爾不群的儒生。但卻為了這次自殺他前後謀划了六年，關於為什麼赴死，怎樣去死，在什麼日子死，死後將如何公佈於眾……這一些列的細節他都記錄在日記里，這本日記也算是他的自殺日記。為了能讓此次自殺引起社會轟動，在謀劃自殺的六年中，他不斷添加、修改計劃。終於，一生默默無聞的梁濟，因為他精心策劃的死，在激情埋葬一切的新文化運動中，引起了巨大的轟動……

說到梁濟，很多讀者可能不清楚此人是誰。可是大家對他的兒子梁漱溟先生應該是耳熟能詳。梁漱溟先生是被譽為中國最後的大儒，是一位國學大師，哲學家和思想家、社會活動家。梁濟在自殺前曾經把年僅二十五歲正在北京大學任教哲學的梁漱溟叫道跟前，問道：「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而三天後，梁濟便投湖自殺。

「這個世界會好嗎？」這個問題永遠地留給了梁漱溟。他的哲學，他的思想，他的著述都在思考着這個終極的一問。

圖來自網絡：梁漱溟先生

我們今天在這裡不會給大家講述梁漱溟的思想，而是聚焦這位儒生梁濟。他生活在晚清到民國這段亂世之間，他是一位忠於朝廷的儒生，但同時也是一位極為開明的父親，他竭盡全力送兒子留洋海外學習西學，但又在行為上極其忠於他的儒學，這樣一個矛盾而複雜的人物，這樣一位在那個激烈的時代普通官員，是如何要用自殺完成自己的一個神聖的使命的呢？他探尋的生命意義又是什麼呢？

一、落幕下的清王朝：迷惘的儒生

1912年2月12日，也就是宣統三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隆裕皇太后帶着小皇上坐在大殿里六神無主。那些清朝的舊臣打着民國的旗號逼着他們退位，此時此刻，這幾百年的清王朝已經到了最後生死存亡的一刻。這對孤兒寡母只能危機四伏的政治漩渦中，選擇了退下歷史舞台……

圖片來自網絡：隆裕太后與溥儀在宮中

清帝宣布退位，這對於很多晚清儒生來說是五雷轟頂的消息。他們突然陷入茫然，陷入價值觀的坍塌之中，這也包括梁濟。

梁濟，字巨川。生於1859年的京城。天平天國運動正在南方轟轟烈烈地展開，無論是帝國的統治還是儒學的千年傳統都受到這股勢力的打擊。梁濟的祖父和父親都是地方官，雖無大富貴，但是一生都堅守着儒生的操守。梁濟八歲時，父親死於山西。祖父帶着全家為躲避債務，遷回京城開始隱姓埋名的生活。他的整個教育落在有學識的嫡母身上。嫡母劉氏是宦官之女，梁濟父親的正室。她是一個剛毅且威嚴的女人，對梁濟的愛表現在教育的嚴肅與殷切的希望之上。她將道德教育作為對梁濟教育的重心，因此梁濟一生的氣節與行事的準則都遵循嫡母的教導。生母陳氏是側室，精心照顧他的日常學習生活。兩個女人將其一生的愛與期待都寄托在梁濟的身上，他從小擔當的責任是關乎一個儒學家族的復興。

圖片來自網絡：梁濟像

梁濟27歲中舉人，沒能再考中進士。一生都在低層的官職中換崗。他不是奔走呼喊的革新派也不是實務派，但他支持友人彭冀仲辦報，他們向人們普及西方科學知識，抱着對大眾進行啟蒙教育的決心。但那是在新文化運動的二十年前，這樣的報紙幾乎無人過問，報社步履維艱，幾乎絕望。之後靠着梁濟典當家財，慘淡經營。困窮的情況下，還送兒子梁漱溟留洋學西學。

在他的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到，宣統帝退位那一天，他在祠堂正式對着先祖立下殉清誓言。他忠於儒家文化傳授給他的精神，並且以此作為生的價值。梁濟一生一直秉着剛正的性格與道德上的克己，渴望通過王權，實踐儒學的抱負，從而實現自我的價值，帝國歷史上數以千萬的儒生都將此作為生命的意義。但面對王權的逝去，且道德日益淪喪的社會，六年來他一直承擔道義職責的重壓，良心的拷問，一直最後決定用一次自殺去踐行自己的人生意義。

梁濟在遺書中說：

「我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實非以清朝為本位，而以幼年所學為本位。吾國數千年先聖之詩禮綱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遺訓，幼年所聞對與世道有責任為主義，此主義深印於吾腦中，即以此主義為本位，故不容不殉……」 [1]

梁濟應該是晚清忠誠儒生的一個代表，但是從他一生來看，他並不是一個迂腐、守舊的人，相反卻是辦報竭力傳播西方科學的開明人士。可是陷入怎樣的情境才達到「不容不殉」的程度？

從心理學層面來看，自殺行為的實施是個體產生出一種絕望感的行為表現。而這種絕望感越是長久，自殺的可能性就越大。人們之所以選擇自殺其實並不是因為逃避，而是將死亡認為唯一的解決方式。

北洋政府內務部統計科1916年編製「人口之部」，包括京師、京兆及部分省區的人口總數與死亡人數統計數據，其中將死因分為五類：變死（突發事件死亡）、自殺、病死、先天性體弱及畸形、老衰。死因最多的屬於病死，這其中歸因於醫療手段落後與生活條件差。單以京師、京兆為例，1916年自殺者占死亡總數比重分別為4.3‰和1.0‰。自殺原因被總結為精神錯亂、生計艱難、病苦、家庭不睦、婚姻不自由、負債難償等。[2]關於自殺人群並沒有做出詳細的統計，但是從有記錄的報刊雜誌來看，知識群體的自殺尤為受到社會的重視，甚至引起巨大反響，形成了這個時代的一道獨特的自殺景觀。

圖片來自網絡：梁濟的著作

二、失望的時代：絕望者的反抗

對於梁濟的自殺，我們知道是一種長期以來淤積在心中的絕望所造成。首先我們要查找他的絕望感來自何處，其次要觀察他是如何看待死亡的，並且為何要一直延遲自己的死亡，不斷用平靜的口吻討論自己的死亡。

1903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發表文章提出人們趨向自殺的原因在於「失望」：

今日我國民陷落於失望時代，希望政府，政府失望；希望僵吏，僵吏失望；希望民黨，民黨失望；希望漸進，漸進失望；希望暴動，暴動失望；希望自力，自力失望；希望他力，他力失望。國人如果抱希望之殷切，一旦失望則立即陷入絕望，甚至自殺。[3]

圖片來自網絡：梁啟超

因對社會失望而陷入絕望中的大多集中在知識群體。因為這些人社會的公共意識最強，並且有一種道德責任，而梁濟在遺書中也不斷陳述這種失望「見中國今日世道方以澆漓詐偽著稱，煌煌巨公竟以挾詐懷私為手段，今日信誓，明日干戈，無一毫敬畏天理之心。」[4]

看起來比別人更強烈的失望正是來自他內心極強的道德感。嫡母的教誨一直是梁濟成長的坐標，並且嫡母對他的期望並不僅與功名成就，更在於他的為人。因此，梁濟不但是將道德實踐作為治世的儒生，更是一個將道德實踐作為對嫡母回報的孝子。一旦這種實踐無法施展，並且這種實踐會遭到新派人士的譏笑與怒罵，他不但感到孤獨，也有着深深的內疚。

遺書中提到：

「我非不知世間有生，可以行樂，求死實為至苦也。然而我壬子年《辭職書》中引《孟子》一句雲「所欲有甚於生者」，然而我之良心無異監察我，督責我，時時常覺疚心。」[5]

心理學上講：「將死亡當做是唯一選擇方式的，是一些深深感到孤獨和羞恥的個體。」或許就是這種「疚心」的時時折磨，才導致他深深的絕望。

在梁濟絕望感縈繞的心頭，他是如何去看待死亡的呢？在遺書中他說：

「諸君試思今日世局何故而敗壞至於此極，正由朝三暮四，反覆無常，既賣良友，又賣主帥，背棄平時之要約，假託愛國之美名，受金錢收買，受私人唆使，買刺客以壞長城，因個人而破大局，轉移無定，面目靦然，由此推行，勢將全國人不知信義為何物，無一毫擁護公里之心，則人既不成為人，國焉能成為國？欲使國成為穩固之國，必先使人成為良好之人，此鄙人所以自不量力，明知大勢難救，而捐此區區，以聊為國性一線之存也。」[6]

三、轟動的熱點：生存的意義

梁濟在遺書中寫道，他料想自己的自殺會引起新文化運動中那些知識群體的嘲笑，有些人可能還會罵他迂腐。不過他並不在意，他自殺的目的就是要引起討論。

在梁濟先生去世兩個月後，的確引起了激烈的討論。在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的這期報紙中，各家各派展開了輿論的攻勢！陶孟和、陳獨秀等人紛紛長篇文論進行交流。這在當時的社交媒體上不能不說是「熱點」事件！當然這也是他精心策劃的一部分。

圖片來自網絡

但是並不全是梁濟所認為的那樣，我們查閱當年陶孟和、陳獨秀、胡適等文章，陶孟和的言論較為激烈，對梁濟的死不以為然，但是陳獨秀卻評價中肯，認為先生之死充滿着氣節。

陶孟和先生堅持認為「有生命才可以去奮鬥，沒有生命就不能奮鬥。為生命去奮鬥，就不應該把生命斷絕。」在梁先生遺書中看出，他最大的目的不是為了殉道，而是通過自殺起到的影響——喚醒道德淪喪的社會。

圖片來自網絡：曾任北大哲學系主任的陶孟和先生

在自殺問題上，梁濟一直將死亡置於氣節之中，他不懼死，同時也不怯懦生。他的死與一般的畏懼生的死亡並不相同。這是文化因子在梁濟思想中的作用，就像耶穌背上十字架接受審判一樣，他希望通過自己的死亡來拯救人類。

星期五君認為，誰也無法阻擋歷史的腳步，二十世紀初，這是一個激越的年代。儒生在這喧嘩的舞台上，只能默默承受着時代離棄的孤獨與痛苦，用生命捍衛着他們的時代留下的遺產，就像林毓生先生所言：「無論如何，他們在探索重建中國文化道德方面都做出過自己的探索，這就是這一代人在面臨著選擇的時候竭盡自己所學所知而進行的不斷嘗試。」[7]

不能否認，在我們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他們都飽含着血性與良知。但是這兩代人的誤解卻像是歷史的捉弄一樣，無法根除，成為一個死結。這個時代給中國知識人的考驗是來自內心的折磨，也是一道嚴肅的哲學問題：生存的意義。

註： 本文內容選自作者的畢業論文第一章，禁止轉載，禁止複製。

參考文獻：

[1]梁濟，《梁巨川遺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8年 ，第51頁

[2]海青，《「自殺時代」的來臨？——二十世紀早期中國知識群體的激烈行為和價值選擇》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頁

[3]梁啟超，《希望與失望》，《國民之自殺》，載《新民叢報》，第40、41號

[4]梁濟，《梁巨川遺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8年，第62頁

[5]梁濟，《梁巨川遺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8年，第62頁

[6]梁濟，《梁巨川遺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8年，第52頁

[7]林毓生，穆善培譯，《中國思想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貴州人民出版社， 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