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工作人員為毛主席借電影，邵逸夫驚出一身冷汗，律師：怕什麼

1972年，香港，邵氏兄弟電影公司內，創始人邵逸夫先生正端坐在辦公室內苦思冥想，腦子裡亂糟糟的。

原來，他的邵氏公司接受了一項「棘手」的業務：挑一些優質的港產電影影像帶，經由廣州送到北京。

然而，邵逸夫聽聞此事之後，竟然驚出了一身冷汗。

對此，邵逸夫身邊的律師朋友特意安慰道：「怕什麼，尼克松都到北京了，我們不妨以電影為紐帶，拉進與北京方面的關係呢？」

聽罷自己律師朋友的勸說後，邵逸夫下定決心，同意將公司出品的電影借給大陸。

於是，一批被精心挑選出來的影像帶被整理包裝好後，經由內地文化部門的轉運，順利運到了北京。

那麼，彼時的北京為何要向邵逸夫先生借電影，這背後又有什麼不為人知的故事呢？

尋影之路

上世紀70年代後，昔日身體健朗的毛主席也在時間的侵蝕下，開始出現了各種疾病！

長年累月的伏案工作，導致他的視力嚴重下降，只要是長時間用眼的活動，譬如讀書和看報，對主席而言都是巨大的痛苦。

但毛澤東嗜書如命，要是不能看書，對他而言又是一個莫大的折磨。

為了滿足主席的閱讀需求，同時也能更方便地照顧主席的日常生活起居，黨中央特意成立了一個行動小組，為主席提供生活上的便利。

首先，行動小組從印刷部門入手，和出版社的同志們一道成了一個「大字本組」。

「大字本組」，顧名思義就是將毛澤東要看的書，經過特別注釋之後，排成「大號字」後再進行編輯出版。

這種「大號字」版本的書籍有效解決了毛主席的看書問題，印刷廠還特意為毛主席翻制了一批新的字模。

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主席的眼病癒發嚴重，尤其在患上白內障後，醫生多次囑託毛主席不要過度用眼，要適當減少讀書看報的時間。

可毛主席當時年屆八旬，平日除了讀書看報就沒有其他愛好！為了解放主席的雙眼，行動小組決定從另一個方向入手，尋找其他適合主席的消遣方式。

眾所周知，毛主席一向熱愛電影藝術，對鏡頭語言也是頗有研究。建國後，為了擴大視野，了解海外的文娛產業，毛澤東看了一批來自海外的優秀電影，諸如《基督山復仇記》、《蘇伊士》等。

而當時，恰值香港電影發展的巔峰時期！

武俠小說的興起和發展為電影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機遇和土壤，以李小龍為代表的香港功夫片紅極一時，以金庸、古龍、梁羽生、黃易等人創作的武俠小說成為古裝電影的絕佳劇本。

而在一眾出品電影的公司中，由邵逸夫創辦的邵氏兄弟公司更是其中的佼佼者，邵氏出品也成為了當時香港電影行業的一塊金字招牌。

因此，行動小組考慮到毛主席已經觀賞過很多外國電影，也是時候換換口味了。於是，華國鋒找了在文化部負責分管電影的劉慶棠，讓他想想辦法，弄點香港電影到北京來。

但在當時，大陸和香港的文化交流幾乎為零，別說電影了，就是連本香港出品的連環畫都沒見過。

在這樣的特殊環境下去找香港電影，那可真是難上加難。於是，劉慶棠動身前往廣東，希望能在這個離香港最近的地方碰碰運氣。

來到廣東後，劉慶棠就立刻前往廣州軍區的駐地，找到了自己的老朋友，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廣州軍區政委的韋國清。

韋國清見老友不遠萬里從北京前來，必定是有什麼要緊的事情。

在得知劉慶棠的來意後，韋國清也愣了一下：「老劉，我是主管軍政的，對文化產業是一竅不通，你找我可是找錯人了，算了，你先別急着離開，我們一起來想想辦法。」

突然劉慶棠靈光一閃：「對了！電影是文化產業，文化人跟文化人肯定是有交流的。國清，你帶我引薦幾個廣州文化界的人唄，以前他們經常去外面搞文化交流，肯定有什麼合適的路子。」

「文化界！新華社的同志們行不行，畢竟都是用筆杆子的，正好咱們新華社在香港有分社，叫一個同志回來問問不就行了。」

當時，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是梁威林，已經在香港工作了14年之久，對該地的風土人情和文化發展水平有深刻的認識。

說干就干，韋國清撥通了新華社香港分社的電話，讓梁威林回來一趟，有「重要任務」要下達給他。

接到韋國清的電話後，梁威林立刻動身，從港返粵後，他馬不停蹄地趕往韋國清所在的軍區駐地，商量搞幾部香港電影的事宜。

梁威林一聽，拍了一下大腿，說道：「你們早說啊，邵逸夫公司的律師是我認識的一個朋友，我找他就可以了。」

事不宜遲，梁威林連忙趕回香港，找來了自己認識的那位律師朋友，拜託他問邵逸夫先生借幾部電影過來。

邵逸夫得知北京方面要借自己公司出品的電影，心中不免七上八下。

但同時，這又是一次絕佳的內地香港的交流機會，很有可能藉此打開兩地文化溝通的大門，兩方顧慮下，邵逸夫不知自己該怎辦比較好。

就在邵逸夫為難之際，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之時，律師朋友出面打了一針「強心劑」。

「你看，基辛格尼克松這樣的美國政界大拿都訪華了，中美都破冰了，你又有什麼可以擔心的，萬一我們這文化的紐帶建立起來了，邵氏的電影能進入內地了，那將是一個多大的市場啊。」

有了律師朋友的「背書」，邵逸夫堅定將電影借給大陸的決心，於是從公司庫房中精心挑選了幾部在香港地區頗具票房號召力的電影，將其打包整理後，通過律師交給了粱威林。

毛主席與李小龍

拿到邵氏出品的電影后，粱威林立刻將其交給了劉慶棠，一條陸港之間的文化紐帶就此建立起來。

很快，電影被送到了北京，在這一批被挑選出來的電影中，除了邵氏公司的主打武俠片，還有三部李小龍在港期間拍攝的功夫片，分別是《唐山大兄》、《精武門》、《猛龍過江》。

相較於邵氏出品的武俠片，毛主席對李小龍的電影青睞有加，在那段時間裏，毛主席有時候為了看李小龍的電影忘記看文件。

當時，借來的香港電影，毛澤東一般要看十幾天，斷斷續續地看，每次看個幾分鐘。而只有李小龍的電影，主席要看整整一個月，而且是反覆觀看。

為什麼毛主席會熱衷於李小龍的功夫片呢，結合主席的革命經歷和這幾部電影的主體劇情，我們能從尋到一些蛛絲馬跡。

《猛龍過江》是由李小龍自導自演的一部功夫片，這部電影的劇情其實很簡單，講述了一個來自香港鄉下青年，受叔父所託前往意大利羅馬協助一家中餐館的餐廳經理。

餐館經常受到一夥意大利黑手黨的威脅，逼其出賣餐館的地皮，並常常派遣地痞流氓對餐館進行騷擾。

而李小龍在本片就扮演一個救世主一般的角色，面對當地黑手黨的威脅，他憑藉一聲高強的武藝和頑強的鬥志將敵人殺敗，殲滅了這個為害一方的犯罪團伙。

《精武門》講述的是清末武術大師霍元甲被日本人暗害而死後，其徒弟陳真從日本歸來後為師報仇的故事。

和劇中不同的是，歷史上的陳真只是霍元甲的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徒弟，電影結合民間傳說和多位民國時期的知名人物。

是由性格上不畏強權、敢想敢做的陳其美；以及陳公哲等具有真功夫的無數大師，糅合而成的一個電影人物。

在影片中，由李小龍飾演的陳真孤身一人闖入日本道館與一眾日本高手較量，最終親手解決了殺師仇人。

其中他踢碎「東亞病夫」牌匾的那一段劇情更是成為名垂青史的電影橋段，象徵著奪回了國家和民族的尊嚴。

而在《唐山大兄》中，講述了在清末民初時期前往海外務工的勞工群體，面對工廠主無理和血腥的欺壓，最終忍無可忍，奮起反抗，討回了工友們的血債。

其實以現代電影的視角來看，這三部電影的劇情都非常簡單，拍攝手法也比較普通，沒有複雜的鏡頭語言，但他就是能成為毛主席這樣偉人心中的佳作，無非是其中的內涵和思想性。

這三部電影無一例外，都具有很強的民族意識，和當時國際社會的大背景也不無關係。

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在內憂外患之下，早已失去了「天朝上國」的名號，百姓生活在水生火熱之中。

列強藉此打壓中國人的心性，試圖讓國人變成精神上的行屍走肉，「東亞病夫」這種極具侮辱性的稱號由此出現。

而隨着新中國的建立，標誌着飽受欺凌的中國人終於站了起來，憑藉在朝鮮戰場，日內瓦會議上，以及各路外交場合的出眾表現，早年間前往海外謀生的華人也漸漸抬起了曾經被欺壓的頭顱。

不僅如此，在偉人毛澤東的帶領下，全球各地的窮苦人民紛紛舉起了手裡的鐮刀和鎚頭，無產階級革命之勢猶如燎原之火一般。

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之下，影視作品也開始向下延伸，描寫「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屬於基層人民的史詩，也頻繁出現在全球各地的大熒幕上。

而李小龍飾演的這些角色，無一例外都是武藝高強，心地善良的底層百姓，是屬於群眾之中的英雄，而他所對抗的，都是諸如黑社會，民族敵人這類罪大惡極的暴徒。

因此，李小龍的電影符合毛主席心中對英雄人物的想像，他在看李小龍的電影時，看到他暴打那些惡徒之時，年近耄耋的他不由的為其歡呼，一邊鼓掌一邊喊道：「打得好，打得好。」

可以說，觀影是毛主席晚年除讀書看報之外為數不多的放鬆方式，給他老人家帶來了不少歡聲笑語！

結語

但是1975年後，由於周總理、朱老總的相繼離世，毛主席感到更加的孤獨與寂寞了！

在情緒低沉的情況下，病魔還在不斷侵襲着老人家的身體。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因病逝世，永遠離開了他熱愛的國家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