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熙寧年間王安石變法的目標是富國強兵，這裏面除了經濟上的一些改革措施外，在軍事上也採取了不少的改變。保甲法便是王安石軍事改革措施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完成強兵救國目標的主要手段之一。可是從歷史記載來看，保甲法的效果非常的差。這個措施不但沒能完成強兵的目標，反而讓百姓深受其害，甚至於用自殘的方式來逃避保甲。而保甲法訓練出來的鄉兵也讓前線的將士很不滿，在對西夏的作戰中將領們都不願意用這些軍隊，因為他們的戰鬥力低下。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被王安石寄予厚望的保甲法，會如此不如人意呢？
保甲法產生於宋神宗熙寧三年，由司農寺發佈《畿縣保甲條例頒行》而開始的。它規定鄉村住戶，每十家組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以住戶中最富有者擔任保長、大保長、都保長。凡家有兩丁以上的，出一人為保丁。農閑時集合保丁，進行軍訓，夜間輪差巡查，維持治安。這個法令是讓保丁在農閑時參與軍事訓練，成為準軍事人員或民兵軍隊，稱之為鄉兵。平時鄉兵是作為地方治安維護所用，國家發生戰爭時則是正規軍隊的補充。從核心上講，應該是現代的民兵和預備役制度的雛形，有着很先進的政治意義。
通過保甲法的實施，按王安石的設計可以為國家提供充足穩定的士兵來源，又能夠節省國家在養兵和治安上的開支，解決冗兵和冗費的問題。平時的時候由地方官府組織進行保甲制度，不需要朝廷承擔任何費用。戰時可以挑選優秀的鄉兵士兵，經過簡單的訓練就能補充到前線，確保宋軍一線的戰鬥力。這個辦法在設計的時候想得很好，尤其是面對來自北方和西北方的軍事威脅時，理論上有着很好的強兵的作用。然而事與願違，保甲制度形成的鄉兵戰鬥力奇差，就連邊境一線的將士都不願意用。而且這個制度也讓老百姓怨聲載道，反對聲音極高。
根據史料記載，保甲法一頒佈就收到了朝野上下的強烈反對，激化了朝廷的矛盾，政治鬥爭越發激烈起來。其中反對的不僅僅有司馬光、韓琦這樣的文官集團保守勢力，還有代表着北宋將門勢力的曹太后、高太后等權貴，甚至於地方百姓都激烈的反對這個制度。據說很多地方的百姓為了逃避保甲法，甚至不惜自殘身體，斷腕殘足來躲避成為保丁。這種朝野上下的反對也讓王安石和宋神宗的變法遭到了空前的阻力，以至於宋神宗開始動搖自己的改革信念，為後來王安石被罷相埋下了隱患。
綜合分析保甲法引發如此反對輿情的原因，其最大的根源還是在於封建王朝的土地制度。土地是古代封建王朝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生產資料，所有的鄉民都依附於土地才能生存。到了北宋中期，北方土地兼并非常嚴重，大量的土地被控制在以大地主和大商人為代表的士大夫階層手中。士大夫家族通過土地控制依附於上面的百姓，以達到控制國家的目的。王安石的保甲法則要求部分鄉民從土地上脫離出來，成為保甲制度的保丁，承擔起軍事和治安的重任。這對於控制土地的士大夫家族和依附於土地的鄉民，都不是好消息。
保甲制度是按期要進行「上番」和「教閱」的，也就是說要參加軍事訓練、治安巡查、配合地方征剿盜匪等活動。這是活動是會消耗地方的財政資金，也會消耗大量的人力資源。這些人力資源都來自於鄉民，便會對他們所租種的大地主的土地收益產生負面影響。尤其是戰事頻繁的北方邊境，這裡除了土地經濟沒有別的收入，大地主和大商人都靠着鄉民們種地來收益。如果鄉民都去參加保甲，那麼土地收益自然沒法保證。對老百姓而言，這樣也會減少他們進行農業活動的時間和投入，對他們每年的收益產生負面影響。
實際上造成宋朝北方土地兼并嚴重家族的除了文官士大夫階層外，北宋將門世家也是主要的組成部分。這些家族大多都是宋朝開國時候的軍事貴族，其中不少還是開國元勛。他們在文貴武賤朝堂上沒有太多的話語權，但是在地方上卻有着盤根錯節的利益，成為主導地方政治的豪強。保甲制度形成的鄉兵，削奪了原本屬於這些豪強家族在地方承擔治安巡查等準時活動時的利益，所以受到了極大的反對。以至於代表着北宋將門的曹太后、高太后等人到宋神宗面前哭訴，要求宋神宗停止變法，恢復祖宗的舊制。
由於參加保甲制度的鄉兵本身是農民出身，從一開始就被捆綁在了土地上，所以他們的生存受到大地主的極大制約。控制着土地的是士大夫階層和北宋將門豪強，他們可以用生存問題相威脅，脅迫老百姓反對保甲制度，蠱惑他們用各種方式逃避保甲。而老百姓為了生存，本身也對保甲制度有所怨言，所以被士大夫階層和將門豪強所裹挾，形成了反對保甲制度的政治浪潮。這種浪潮到了朝廷上層，就成為文官集團和北宋將門攻訐王安石變法的證據，也稱為向宋神宗施加政治壓力的來源，讓變法受到極大的阻力。
除此之外，嚴密的保甲制度形成了保戶之間的等級差，成為了腐敗的溫床。保甲中的保長、大保長和都保長都有一定的權力，這些人會利用手中的權力謀取私利，打着官府的旗號欺壓百姓。這種腐敗墮落的情況，使得保甲制度出現了殘害百姓的現象，受到老百姓的厭惡和抵制。
在這種內外反對的氣氛下，保甲制度在執行過程中流於形式，根本沒有起到原有的強兵的作用。保甲制度徵集的鄉兵並沒有受到太多的軍事訓練，很多時候就在糊弄人，甚至連地方剿匪一類的任務都無法單獨完成。而參與保甲的一部分地方流氓勢力反而成為治安敗壞的根源，為後來的流民造反埋下了隱患。
從軍事角度看，原意本是的強兵的保甲制度，在軍隊的訓練上問題很多，其中最為主要的便是缺乏專業的訓練。宋朝的軍事制度經過了趙匡胤和趙光義的改革後，形成了軍政和軍令系統互相制約的狀態，防止掌權者權力過大而威脅到皇權。但是在軍事教育體系方面，宋朝並沒有做出改革。宋朝沒有專門的軍事教育體系，軍事學說和技能的傳授只能在正規軍中形成。這些學說和技能都是掌握在北宋將門世家的軍事貴族手中，並沒有單獨成為朝廷控制的軍事教育體系。也就是說士兵必須進入禁軍或者廂軍才能學習到打仗的技能，在外面是學不到的。
但是保甲制度並不屬於禁軍或者廂軍，而是獨立出來的民兵預備役部隊。訓練他們的是地方官府找來的在禁軍或廂軍中有過官職的人，但並沒有像楊家將、高家將那樣具備軍事教育體系的貴族。於是保丁的訓練就成了二把刀教三把刀，大家互相糊弄，根本沒有什麼真才實學。因此保丁隊伍沒有形成軍事訓練成果，軍事技能極差，戰鬥力不堪一擊。這些軍隊放到西北和北方戰場的一線上去，不但無法支撐當地的作戰，反而連累正規軍的戰鬥。所以後來宋朝於西夏的戰爭中，領兵的將領都盡量不接受來自於保丁的兵員。
實際上從宋朝的政治風氣講，當時的朝廷也不允許保甲制度與原來的禁軍、廂軍高度的合流。宋朝是文貴武賤的時代，北宋將門雖然佔據大量的國家資源，但在朝廷上並沒有話語權。士大夫文官集團始終防備打壓北宋將門，讓他們不能完全掌控軍隊，避免他們出現藩鎮割據。這是從趙匡胤時代就開始的潛規則，到了宋神宗時期已經運行幾百年了。如果讓保甲制度將兵員輸送到禁軍形成體制，這將打破文官集團對軍事的控制，有可能讓北宋將門掙脫束縛。因此從這個角度出發，文官士大夫們也不允許獨立於軍隊之外的保甲制度存在。
綜上所述，因為宋朝土地制度的原因，讓王安石的變法成為了無根之水，難以取得成功。由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原理可知，王安石在士大夫和將門世家掌握的土地資源基礎上搞改革，是註定要失敗的。士大夫和將門世家只需要用土地將鄉民們控制起來，就能瓦解王安石的所有變法制度，將好事變成壞事。
保甲法得不到貫徹，其結果事與願違，便是最為典型的現象。而這些新法又觸及了掌控土地資源的士大夫和將門世家的利益，自然引起文官集團和軍事貴族們的強烈反對。而老百姓並不了解這些，只是有奶便是娘的受利益的趨勢，便成為了保守勢力掀翻熙寧新法制度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