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 編：崔曉漢
總撰稿：徐焰
顧 問：毛新宇
1929年12月，在毛澤東等人的領導下，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在福建上杭古田召開了第九次代表大會，這就是歷史著名的「古田會議」。那麼，為什麼毛澤東要主持召開古田會議並制定決議呢?這次大會和以前的代表大會有什麼不同呢?
「形勢比人強」
1929年，隨着形勢的發展和革命隊伍的擴大，紅四軍及其黨組織內加入了大量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同志，加上環境險惡，戰鬥頻繁，生活艱苦，部隊得不到及時教育和整訓。因此，極端民主化、重軍事輕政治、不重視建立鞏固的根據地、流寇思想和軍閥主義等舊軍隊的思想在紅四軍內滋長嚴重。比如，一些人強調「軍官權威」，喜歡「長官說了算」，認為「黨太管事了」，「黨代表權力太大」，主張「黨支部只管教育同志」，「黨所過問的事情是要受限制的」，並主張「司令部對外」，政治部只能「對內」，對軍隊只能指導，不能領導。有些在舊軍隊呆過的人，慣於用舊軍隊那套辦法管理部隊，動不動就對士兵打屁股、關禁閉、濫施肉刑，槍斃逃兵的事也時有發生，使官長與士兵關係緊張。這些舊軍隊的傳統思想，極大地妨礙了黨的正確路線的貫徹執行，勢必改變人民軍隊的性質。在農村游擊戰爭的條件下，如果不克服這些思想，就有可能使紅軍淪為舊軍隊。那麼，如何把以農民為主體的紅軍部隊建設成為一支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在當時，這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帶根本性的問題，也是毛澤東等紅軍領導人非常焦慮的問題。
建軍道路中的曲折
1929年6月19日，紅四軍第三次打下福建龍岩城，消滅了地方軍閥陳國輝部，有了一個比較安定的環境。同月下旬，在福建龍岩召開了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當時，毛澤東在紅四軍擔任前委書記，他想通過總結建軍以來的經驗，解決以上一些問題。但是，這次會議在有關黨的領導、紅軍的任務、農村根據地、思想政治工作等問題上發生了爭論。毛澤東在會議上提出，應當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實行民主集中制，發動群眾，建立鞏固的農村根據地。然而，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未能被參加會議的多數人所認識和接受。會議還對前委進行了改組，前委改選後，毛澤東沒有繼續當選為前委書記。會後，毛澤東離開了紅四軍主要領導崗位，到閩西協助指導地方工作。
毛澤東離開紅四軍之後，朱德既是軍長又兼代前委書記，軍事、政治工作都要管，實在忙不過來。加上紅四軍內部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沒有從根本上得到克服，黨的工作削弱了，軍隊政治工作也削弱了，平均主義、極端民主化等錯誤思潮益發泛濫起來。朱德對此深感憂慮，並想着力整頓。於是，便在攻下上杭後，於9月下旬在縣城太忠廟召開了紅四軍第八次黨代表大會。由於毛澤東和陳毅都沒有出席大會,又沒有作好充分準備,這次大會毫無結果。會上，許多代表強烈要求將毛澤東請回前委來主持工作，一些黨代表聯名給毛澤東寫去一信，敦請他回前委。接到這封信，正在生病之中的毛澤東馬上坐擔架，從永定的合溪回到上杭縣城。
這此之前，陳毅曾去上海一趟向中央彙報紅四軍的情況。8月29日，中央政治局開會，專門聽取了陳毅關於紅四軍和贛南、閩西、粵東江情況的報告。接着，中央又決定由周恩來、李立三和陳毅一起組成一個委員會，共同研究解決紅四軍中存在的問題及今後的行動方向。周恩來對紅四軍的工作，作出了許多重要的指示，著重指出:朱毛二人都要留在前委工作，毛澤東應仍任前委書記。根據周恩來多次談話意見和自己對一些問題的理解，陳毅代中央起草了一封致紅四軍前委的信。這是一個對紅四軍乃至全國紅軍建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的文件。
10月22日，陳毅從上海回來後，先向朱德簡單傳達了中央的指示精神。朱德表示完全贊同中央的意見，歡迎毛澤東回前委工作。
11月26日，毛澤東遵照中央指示重新擔任紅四軍前委書記，並主持紅四軍的工作。11月28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會議深入地分析了紅四軍的一般情況，認為紅四軍此時不加以整頓和訓練，必定難以執行黨的政策，遂決定紅四軍進行整訓。會議還規定12月份的工作主要是:召開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建立紅四軍的政治領導，糾正紅四軍黨內各種錯誤傾向。
為了開好這次大會，毛澤東先後召開了許多類型的座談會，並且找了一些幹部、戰士談話，深入調查部隊和黨內存在的各種問題，和大家共同研究這些問題產生的根源和解決的辦法。毛澤東白天搞調查研究，晚上整理材料寫文章，隆冬寒夜，他房間里的燈光經常徹夜不滅。毛澤東根據中央9月來信的精神，特別是對紅四軍實際情況的深入調查研究，親自起草了長達3萬字的紅四軍第九次黨代會8個決議案，為大會完成了準備工作。
「古田」精神放光芒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在上杭縣古田的曙光小學隆重召開，出席這次大會的代表共120多人。陳毅在會上傳達了中央指示信精神;毛澤東和朱德分別在會上作了政治報告和軍事報告。代表們熱烈討論了中央指示信和會議的各種報告，一致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通稱「古田會議決議案」)。其中強調紅軍必須絕對服從黨的領導，批評了單純軍事觀點和極端民主化等錯誤傾向，明確規定了紅軍「是一個執行階級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而不是單純的軍事組織;確立了「黨指揮槍，而不是槍指揮黨」的無產階級建軍原則:確立了政治思想工作在人民軍隊建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規定了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原則和方法，從而為人民軍隊的建設指明了方向。根據中央指示，大會重新選舉了紅四軍前委委員11人，候補委員3人，選舉毛澤東任前委書記。
古田會議結束後，紅四軍立即開展了傳達貫徹會議決議的活動，把決議當作黨課教材,視為紅軍法規。紅四軍首先組織幹部逐條地學習了大會的決議，黨委和各支部都按照決議逐條地、全面地檢查了本部隊、本支部存在的問題。許多幹部、戰士都自動地檢查了自己，並開展了批評。不重視黨的領導、不願做群眾工作、打罵士兵、破壞俘虜政策、破壞群眾紀律以及吃喝嫖賭等不良傾向，便成了眾矢之的。
古田會議決議的學習，實際上是一次群眾性的整風運動。經過學習，幹部、戰士的思想覺悟顯著提高，各種不良傾向也逐步克服,紅軍部隊呈現出一片新氣象。古田會議決議的精神不僅在紅四軍和贛南、閩西紅軍中貫徹實行了，後來，各地紅軍也都先後照此實行了，從而使紅軍進一步肅清了舊軍隊的影響，奠定了人民軍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