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思誠拍了一部「很不陳思誠」的電影，這幾乎是看過《10間敢死隊》的觀眾共同的感受。這部投資並不大，也沒有大明星和頂流的「小片」在點映後迅速積累起口碑，被認為是「五一檔」頗具黑馬態勢的一部作品。
對於「特別不像」這個說法，陳思誠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自己沒辦法區隔到底哪個更像陳思誠，「我把所有東西都一覽無餘交給觀眾。其他電影是我的一面，這部是我的另一面，它們都是我，沒辦法剝離開。這一面，以前可能沒機會展現給更多人」。
以下是陳思誠的自述：
這個故事要感謝王寶強。緣起是2018年，在他公司的一個飯局上，有位朋友言行舉止不太像圈裡人，我好奇一問，才知道他是干醫療相關工作的。席間他講了自己真實的經歷——電影里電梯工的故事、趙博文被逼着取精的故事、小小冰被父母遺棄的故事，原型都來自他分享的真實事件。聽完後，我對病房裡這些人的命運產生了強烈興趣。2018年我就讓編劇開始聯繫他介紹的醫院、臨終關懷機構的院長和病人，一點一點積累素材。但我一直覺得，這個故事不能脫離我自己。我最了解的是電影圈、電影工作者，所以我想把自己對這個行業的認知，通過賈導和甄艾這兩口子，包括後面出現的賈樟柯、管虎兩位導演，都放進電影里，我最想說的話也在這個電影里。
為什麼現在才拿出來？因為疫情之後，社會心態發生了轉變。我覺得是時候將塵封多年的這個題材拿出來了。我個人認為，生命應該是更積極、更有力量地去面對。我希望這部電影給當下的觀眾，除了帶來快樂和感動，更重要的是帶來力量——不僅是面對生死的力量，還有面對困難的力量。
有人問，為什麼用喜劇去講一個看起來有點沉重的生命議題？其實拍電影和畫畫、作曲一樣，是你想賦予作品怎樣的願景，它就自然而然地呈現。不是我讓它如何，而是我當下的內心對生命、對生死的認知，就是勇敢的、積極的、向上的、輕盈的，所以才拍出這樣的電影。我希望這種認知能伴隨我到生命最後。我一直說，創作者和作品是雙向奔赴的。這部片子在這個節點出現，算是我當下對生命、對生死的一次總結。
現在觀眾最需要「有勁兒」的作品，不管是什麼勁兒，得能讓觀眾的情緒被觸動、被感動，或者腎上腺素被激發，而且得是新的，新的視聽感受、新的話題、新的觀念，都很重要。我後面的作品，包括現在這部《10間敢死隊》，一直在嘗試「新」和「有勁兒」這兩個東西。
聽說很多觀眾對飯局那場戲印象特別深。我或多或少會關注大家對行業的評價，這種自我解構、自嘲，其實各行各業都有。電影只是一個行業，和其他行業並沒有太多區別。但現在很奇怪，大家不願意嚴肅地探討東西，更願意娛樂化，在飯局上顧左右而言他，聊淺層的、八卦的。我參加各種各樣的飯局，大部分對我沒有意義——我受不了，浪費時間。我只是把這種飯局的無聊放在了電影行業里，因為我最了解這個行業的話術。這可能是無解之症：大家願意把真的東西交給未知的互聯網，卻不願把真的東西交給當下。人與人之間越來越缺少信任。我沒辦法解決，只能用影視作品反映出來。
再說說選角。大紅哥、蔡明老師、嘉麗姐，都是我特別熟悉的演員。我創作劇本時習慣先代入演員。王子川是我看過他的話劇後，一寫這個人物腦子裡就是他的形象——他身上有一種理想主義的光環。蔣龍和張弛，我看過他們在舞台上的表演，當時就覺得他們像我想像中的小兵和強生。這些東西沒法尋本溯源，真是命運使然。作為導演，第一要務就是選對演員，通過角色讓他們身上獨特的光芒被看到。包貝爾的出現讓飯局那場戲變得更生動。他當時在北京電影學院進修，我們那場戲在北電取景，屬於巧遇，當天他穿着電影學院導演進修班的t恤就來了。這些都是命運的使然。
去年3月，我閉關16天沒有出酒店，和幾位主創寫完最後一稿劇本。完成後我難以割捨，好像沒有誰比我更能把這個文本呈現出我想像中最後應該的樣子。生死這個課題，我雖然用相對輕盈的筆觸去體現，但它畢竟沉重，誰也不願意沒事就觸及它，我甚至希望這是我最後一次觸及它。所以不管這部電影是大是小，我決定不把自己束縛在「商業片導演」的標籤里，而更希望達到隨心所欲的自由創作心態。當把這些都拋開，我發現還是我最能把它拍好。
電影不只有好壞之分，也有真假之分。首先要做一個真人，對自己真實的世界感同身受，能夠體恤、理解，更重要的是能重塑，這是一種能力，更要保持悲憫。不僅你要真，所有演員要真，所有參與創作的人也要真。這份真摯集結在一起，觀眾才能感覺到真，才能讓更多的「真觀眾」出現。電影是一面鏡子，同一部片子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反饋。我們要做一部真電影，得到真觀眾的反饋。
記者：李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