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風亞洲：全球視野下的跨印度洋文化網絡》，謝侃侃 張忞煜 曹寅 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2月。
現代的南亞研究起源於歐洲的印度學（indology）。自18世紀開始，威廉·瓊斯（william jones）、亨利·托馬斯·科爾布魯克（henry thomas colebrooke）等歐洲學者開始對印度的語言、文化、宗教等領域展開系統性研究。在以往的研究中，人們往往更為關注英國、德國、法國等國家印度學以及南亞研究的發展歷程，而較少提及其他歐洲國家的貢獻。達努塔·斯塔西克（danuta stasik）的研究題為「從歐洲的中心出發：波蘭視角下的南亞研究」（from the centre of europe: a polish perspective on south asian studies），考察了波蘭南亞研究的學科發展脈絡。在地理意義上，波蘭位於歐洲的中心。另外，波蘭也介於東方和西方之間，是東西方文化的交匯處，由此發展出了不同於英法等國的獨具特色的南亞研究。
梵語成為波蘭印度學的奠基學科
歷史上波蘭和南亞地區的接觸最早可以追溯到15—16世紀。印波交流史上的第一人是來自波蘭的波茲南猶太人加斯帕·達·伽馬（gaspar da gama，1450—1510），據稱他了解印度的語言和文化。1498年，著名航海家瓦斯科·達·伽馬（vasco da gama）率領船隊開闢從歐洲到印度的新航線時，加斯帕·達伽馬是他的顧問和翻譯。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曾任波蘭駐奧斯曼帝國大使的波蘭貴族埃拉茲姆·克雷特科夫斯基（erazm kretkowski，1508—1558）。根據他的墓志銘記載，他曾遠航印度，並親眼見到了湍流不止的恆河。第三位重要人物是波蘭貴族克日什托夫·帕夫洛夫斯基（krzysztof pawlowski，?—1603），他曾於1596年到達印度，並從果阿向波蘭的克拉科夫（kraków）寄了一封記載了果阿當地風土人情的信件，這也被認為是最早用波蘭語描述南亞次大陸的文字記錄。
紀錄片《印度的故事》（2007）劇照。
然而，在波蘭和南亞地區產生接觸的近三個世紀後，波蘭學者才開始對印度產生學術興趣。語言學家瓦倫蒂·斯科羅霍德·馬耶夫斯基（walenty skorochód majewski，1764—1835）和歷史學家約阿希姆·萊萊韋爾（joachim lelewel，1786—1861）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馬耶夫斯基是一位自學成才的梵語學家，他出版了第一部用波蘭語寫成的梵語和土耳其語語法研究著作。他在其作品中指出梵語和斯拉夫語，特別是和波蘭語具有親緣關係。他最重要的作品《關於斯拉夫人和他們的親屬》於1816年出版，這也是第一部有關梵語的波蘭語著作。萊萊韋爾曾任教於維爾紐斯大學（the vilnius university）和華沙大學（university of warsaw）。他的著作《古印度史：重點考察其對西方的影響》於1820年出版。這是第一部關於南亞次大陸的波蘭語著作，也體現了作者對印度的迷戀。有學者認為，萊萊韋爾是「在印度文化和宗教中看到通往東方智慧之路的浪漫主義者」。幾十年後梵語被納入波蘭大學的教學體系，成為波蘭印度學的奠基學科。
進入19世紀，波蘭被沙俄帝國、普魯士王國和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瓜分，因此這時並不存在獨立的「波蘭印度學」，波蘭這片土地上的印度學更多是作為19世紀的歐洲，特別是法語和德語國家印度學的一個分支存在。儘管19世紀下半葉波蘭學者對梵語產生了學術興趣，但是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波蘭在這一領域的學術傳統才真正形成。這一階段的代表學者有曾任教於雅蓋隆大學（jagiellonian university）的安德熱·加夫隆斯基（andrzej gawroński，1885—1927）、海倫娜·威爾曼-格拉博夫斯卡（helena willman-grabowska，1870—1957）和華沙大學的斯塔尼斯拉夫·沙耶爾（stanisaw schayer，1899—1941）。
華沙大學成為歐洲著名的印度研究中心
華沙大學的印度學傳統可以追溯到波蘭恢復獨立的1918年。當時，以音位理論聞名於世的著名語言學家博杜恩·德·庫爾德內（baudouin de courtenay, 1845—1929）開始在華沙大學教授印歐比較語法，梵語由此成為華沙大學的課程之一。然而，華沙大學印度學系的正式建立應當歸功於斯塔尼斯拉夫·沙耶爾教授。他是華沙大學東方學院的創始人，並於1932年擔任第一任院長。從建院之初，印度學系便是該學院最重要的系科之一。起初，印度學系只教授梵語以及與古代印度有關的科目（尤其是哲學），但不久之後便開始教授南亞地區的現代語言。在沙耶爾教授的帶領以及來自加爾各答的學者希蘭莫伊·戈沙爾（hiranmoy ghoshal，1908—1969）的協助下，印度學繫於1935年開設孟加拉語課程，並在此後的1938年開設了印地語課程。得益於沙耶爾教授對佛教和印度哲學的深入著作，該系在短短七年時間內便一躍成為歐洲著名的印度研究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軍隊佔領了波蘭，所有大學被迫關閉。1939年9月，東方學院的大樓、圖書館及藏書在一次空襲中被燒毀。沙耶爾等許多知名教授和學者也在「二戰」中去世。1945年，華沙大學恢復辦學，但是直到1953年印度學系才恢復運作。尤金尼烏茲·蘇茲凱維奇（eugeniusz suszkiewicz）教授被任命為系主任，格雷娜·斯皮查爾斯卡（grayna spychalska）擔任其助理。
復學之初，印度學系開設的課程基本與佛教和印度古典文化相關。1955年開始增設印地語和烏爾都語。這主要歸功於阿列克謝·p.巴拉尼科夫（aleksei p. barannikov）教授的學生、畢業於列寧格勒大學（university of leningrad）的塔蒂安娜·魯特科夫斯卡（tatiana rutkowska，1926—2002）。1957年，希蘭莫伊·戈沙爾教授重新回到波蘭，繼續在華沙大學教授梵語、孟加拉語以及其他科目。1972年，拉馬納坦·孫達拉姆（ramanathan sundaram）博士將泰米爾語引入華沙大學。由於研究時段和研究領域不斷拓展，1996年該系更名為南亞學系。目前，華沙大學東方學院南亞學系提供印度學的學士和碩士課程，開設梵語、印地語、孟加拉語和泰米爾語等課程。同時，該系也設置博士培養項目。課程內容涵蓋不同學科，研究時段跨越古今。華沙大學東方學院南亞學系現已成為波蘭乃至歐洲的南亞研究重鎮。
華沙大學是波蘭的印度學以及現代南亞研究的重要陣地，而跳脫出波蘭本土印度學的視角，更為廣泛的歐洲框架也同樣值得予以關注，歐洲南亞學會（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south asian studies）是其中的代表。歐洲南亞學會是一個公益性學術團體，旨在促進歐洲所有國家的南亞研究。該協會擁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會員1500多名，負責舉辦歐洲南亞研究會議（european conference on south asian studies，簡稱ecsas）以及相關係列研討會、主持南亞研究領域的相關出版物、組織博士生研修班、培養歐洲青年學者等。
紀錄片《印度的故事》（2007）劇照。
1966年，著名歷史學家、協會創始人兼首任主席迪特馬爾·羅瑟蒙（dietmar rothermund）教授在德國的黑森林（black forest）召開了第一次非正式會議，標誌着歐洲南亞學會的成立。1968年起，該協會開始定期召開「歐洲現代南亞研究會議」（european conference on modern south asian studies）。隨着後來研究時段和領域不斷拓寬，從2012年起該會議正式更名為「歐洲南亞研究會議」（european conference for south asian studies）。第26屆歐洲南亞研究會議於2021年7月26日至29日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
印度學被認為是由「東方學」延伸而來的概念
「印度學」（indology）這一學術概念經過了較長時間的演變，它被認為是由「東方學」（orientalism）延伸而來的概念。為了系統討論南亞研究的發展演變，首先有必要梳理「東方學」這一術語概念的變遷。在英語國家以及南亞地區，這一術語實際上已經與後殖民理論和話語密不可分。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認為「『東方學』是一種根據東方在歐洲西方經驗中的位置而處理、協調東方的方式」。東方被認為是他者，與理想的、優越的西方相對立。在薩義德的分析中，「西方」（的東方學）主要指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法國和英國的東方經驗以及當代美國的東方學。
薩義德並沒有將印度納入其分析範圍，但他對東方學的批判性分析引發了對「印度學」這一概念的討論，並使這個術語飽受爭議，因為印度學研究被認為展現了西方世界對印度的刻板想像，並與意圖統治印度的殖民話語相一致。上述爭論主要發生在西方世界的英語國家，而波蘭的情況則略有不同。由於波蘭和印度沒有直接的殖民接觸，因此波蘭與其鄰國捷克相似，對印度的認知基於同一性（identity）而非他者性（otherness）或差異（difference）。波蘭通常以平等（equality）的視角來看待印度，而不是凸顯自身的優越性（superiority）。可以說，波蘭學界對「印度學」一詞的理解從來沒有偏離過它的詞源，即「有關印度的知識」。在波蘭的語境中，印度研究（the studies of india）表示對印度、印度次大陸以及後來的南亞地區的語言、文學、文化、歷史等領域的研究，研究時段涵蓋古今。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學最初只涉及梵語和古代印度。事實上，西方對梵語的興趣主要源於梵語與印歐語系的密切關係，而非為了統治或者重構印度。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最初激發波蘭學者對印度產生研究興趣的因素也並非出於語用學（pragmatics）的考量，而是出於對世界的好奇，出於對了解其他文化和語言的渴望。這種浪漫而非實用主義的方法延續至今，使波蘭學界對南亞研究保持持續不斷的學術興趣。
紀錄片《印度的故事》（2007）劇照。
印度學研究中還有另一個關鍵問題：即印度學與語文學（philology）的聯繫。歐洲的印度學在很大程度上植根於19世紀德國對語文學的理解，當時的語文學通常強調用歷史或文學批評的方法對文本進行語言和文學分析。上述這種對語文學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古典印度學，但它在20世紀下半葉卻被批判為過時的研究方法。因為這種局部解剖式逐詞分析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由19世紀的學者在其書齋或者圖書館進行。他們僅僅局限於文本，而不關注文本的語境。20世紀80年代前後出現了一種不同於上文所述的新的語文學範式。1988年，著名的吠陀研究學者邁克爾·魏策爾（michael witzel）在哈佛大學舉辦的一場名為「什麼是語文學?」的學術會議上提出了新的見解。他認為語文學應該是以文本為基礎的文明研究，同時藉助一系列科學工具加以輔助。這些工具將涉及眾多領域，從考古學到書寫體系，從天文學到動物學。它們依託給定的文本，處理文本中的具體現實。
康有為和梁啟超曾「舉印度之事警中國」
中國的印度學興起於20世紀初。在西方帝國主義殖民體系逐漸形成的大背景下，印度學這一概念的出現與印度的自我覺醒以及中國對印度新的認識緊密相關。當時印度已經淪為英國殖民地，而中國也開始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印度的遭遇激發中國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他們十分關注印度淪為英國殖民地的過程，並擔憂中國是否會成為另一個印度。
例如，康有為和梁啟超就曾頻繁地談及印度的情況，康有為在84篇作品中有200處提到印度，而梁啟超則有近100篇200處。他們談及印度的用意十分明顯，即「舉印度之事警中國」。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曾在1901年至1903年旅居印度，足跡遍及東、中、北印度，並將沿途見聞寫成《印度遊記》。1909年又遊歷了印度西南部地區。遊歷途中，康有為時常藉由印度觀照中國。在古城阿格拉（agra），康有為遊覽了莫卧兒皇帝的故宮城堡和清真寺，對照印度昔日的輝煌與今日遭受異族統治的悲慘，他由喜轉悲，因有詩曰：「遺廟只存摩訶末，故宮同說沙之汗。玉樓瑤殿參天影，長照恆河月色寒。」
儘管在同一時期，波蘭也被沙俄帝國佔領，受到殖民統治，但是波蘭的印度學研究並不是基於現實情況的考量，更多是根植於其非實用主義的研究路徑，當時的波蘭不僅對印度，對世界上的其他國家都抱有同樣的好奇。事實上，泰戈爾曾有訪問波蘭的計劃，但最終未能成行。也許通過類似的直接接觸，印度和波蘭兩國民眾會被共同喚起被殖民統治的歷史記憶，但是從學科發展歷程上看，推動波蘭印度學發展的主要動力仍是對世界的好奇心。
紀錄片《印度的故事》（2007）劇照。
波蘭印度學的學術目標並非在於殖民或者統治印度，這一點與德國非常相似。擁有深厚印度學學術傳統的德國在歷史上並未在南亞地區佔有殖民地，也並無殖民印度的意圖。但是，德國的印度學被認為是一種典型的具有東方主義傾向的研究。實際上，除德國以外許多國家的印度學在後殖民主義的理論框架下都受到嚴厲批判。後殖民主義理論認為，在東方主義的視角下，印度學研究並非遊離於政治之外。德國的印度學之所以備受批判，正是由於其部分研究成果被納粹誤用。例如「卐」成為納粹的標誌，它的真實含義卻反而不為人所知。在德國，印度學中的「indo-aryan languages」（印度-雅利安語）常被稱為「indo-german languages」（印度-日耳曼語），但是，這些做法並非出於殖民或統治的目的，而是為了提供一種身份認同。
18世紀末和19世紀，德國學者開始研究梵文文本，試圖解釋德國人與古代印度人之間存在想像中的親緣關係，以建立一套獨立於希臘—羅馬和猶太教—基督教傳統的德國民族起源學說，為復興的德國在歐洲歷史上塑造一個輝煌的貴族角色。因此，德國人對印度的看法是基於一種想像的「同一性」（identity），而不是「差異性」（otherness），但同時又帶有一種「優越感」（superiority）。他們認為古印度是人類文明的開端，但是現在，印度文明已經達到頂峰並正在衰落，而德國則將在未來達到人類文明的最終形態。總的來說，印度學實際上更多的是德國等中歐國家研究亞洲國家的一種方法，因此必須審慎對待那些將德國的印度學作為後殖民理論的一部分的觀點。
由於德國在南亞地區沒有殖民地，因此德國和波蘭的印度學研究類似，秉持非實用主義的學術目標。自19世紀以來，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學者們都安居於大學的象牙塔之內，並不十分關注外部世界的現狀。20世紀60年代以後，尤其是當70年代結構主義成為主要的研究範式之後，學界更加關注抽象模型而非現實生活。但是在80年代末發生了一場世界性學術革命，主要圍繞大學應該在多大程度上開展實用主義研究展開。大學越來越具有實用主義色彩，職業學校越來越多。這種趨勢最初始於美國，隨後盛行於歐洲，大學逐漸趨向提供實用的知識。由於研究路徑和流行範式的改變，德國的印度學也因其非實用性而飽受詬病。
本文選自《季風亞洲：全球視野下的跨印度洋文化網絡》，由出版社授權刊發。
原文作者/謝侃侃 張忞煜 曹寅
摘編/何也
編輯/羅東
校對/劉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