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陽淅川縣南水北調工程的由來


1952年4月30日,日理萬機的毛澤東主席視察黃河,他站在奔流不息的黃河岸邊,凝視千里,黃河的不盡波濤,胸臆間激蕩着滾滾風雷,一代偉人的宏大氣概溢於言表,針對北方嚴重乾旱缺水的狀況,他以氣勢磅礴的口氣向黃河水利委員會主任王化雲詢問:「北方水少,南方水多,如有可能借一點水來也是可以的吧?」

王化雲對毛主席說:「可借長江水,長江是不可替代的。第一,長江水水量充足,有水可借,第二,長江支流漢江水也充足,也有水可借。第三,漢江的支流丹江,就在河南省境內,靠近北方,借水比較方便些。」

聽了王化雲的話,毛主席沉思了一下說:「你說的不是沒道理,南方水雖多,能借點到北方的也只能是長江了,有道理,有道理。」


南陽淅川縣渠首

1953年2月19日~21日,一個暖意融融的早春,毛澤東主席乘坐長江號軍艦,由武漢去南京。途中,他讓長江水利委員會(簡稱長江委)主任林一山來到軍艦上,講講長江可不可以向北方借水的事,毛澤東在林一山帶來的地圖上,手拿紅鉛筆,筆尖稍稍懸空,指點着祖國萬里江山,一開口就問林一山:「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從南方借點水給北方?」不等回答,他手中的鉛筆一指在西北高原上,指向臘子口,指到白龍江,指到西漢水,並和藹的問道:「從嘉陵江能不能往北引水?」林一山回答:「不行。」並陳述了理由,毛澤東又問道:「白龍江和西漢水行不行?」林一山當時認為也不行。

「為什麼不行?」毛澤東問。林一山解釋說,「因為秦嶺以南的水由西北向東南流入四川盆地,越往下游水量越大,但地勢低了,引水工程既不經濟,且不可能。越往上游工程越小,但水量也小,引水價值不大。」

毛澤東沉思片刻,手中的鉛筆突然飛躍巴山蜀水,指點着漢江,問道:「引漢水行不行?」林一山回答:「有可能。因為漢水與渭河、黃河平行,中間只有秦嶺、伏牛山之隔。它自西向東,越到下游,地勢越低,水量越大,這就有可能找到一個合適的地點來興建引水工程,使漢水通過黃河引向華北。」

毛澤東聽了回,欣慰地點了點頭。然後手中的大筆又飛馳在地圖上,沿着3000里漢江的藍色曲線,迅疾移動,當筆尖移到漢江與丹江交匯處的丹江口一帶時,毛澤東突然落下筆尖,接着就地畫了一個圓圈,問道:「這個地方行不行?這個地方怎麼樣?」當林一山回答這個地方可能最好時,他立即說:「你趕快派人去勘察,一有資料就送給我看。」


南陽淅川縣南水北調工程

就是在這次長江巡視中,毛澤東明確提出「南水北調」的設想,一個規模宏大,牽動幾代中國人的宏偉藍圖,由此誕生了。

同年,長江委通過勘察,認為丹江口河段是引水華北的最理想河段,並寫信告訴了毛澤東主席。

1954年12月中旬,在隆隆行進的漢口至廣水的專列上,伴隨着高亢激奮的汽笛聲,共和國的三位領袖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一起同林一山就三峽工程興建技術上的可能性進行交談。林一山說:「如果不用蘇聯專家的幫助,我們自己也可以建成三峽工程,但需要在丹江口水利樞紐建成以後。因為丹江水利樞紐按壩上游正常高水位海拔170m方案建成,也算得上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大工程,我們有了這種工程的經驗,就可以把技術水平提高到能夠勝任三峽工程的設計水平。」毛澤東對此表示贊同。

又是一個微風送暖的早春,1958年2月27日,周恩來總理、李富春和李先念副總理視察長江三峽,長江委主任林一山在「江峽」輪上向周總理等彙報丹江口水利工程情況,周總理聽了彙報,隨即表示支持丹江口工程,3月6日,周總理在「積極興建三峽樞紐」會議上再次談到丹江口工程。周總理高興地說:「這次會議開得很好,本來是研究三峽問題的,卻轉到丹江口工程上了,丹江口工程是這次會議的附產物,由於準備充分,現在已經肯定列入第二個五年計劃。」

1958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主席主持會議,周恩來總理在會上做《關於三峽樞紐和長江流域的規劃報告》。會議批准了長江流域的第一期工程~丹江口工程,認為應當爭取在1959年作施工準備或正式施工,並將「南水北調」並列為丹江口的同期工程。毛澤東深知丹江口工程在「南水北調」中的重要作用,他在會上興奮的說:「打開通天河、白龍江,借長江水濟黃,丹江口引漢濟黃,引黃濟衛,同北京聯繫起來。」毛澤東以領袖獨有的宏大氣魄和詩一般的語言,向人們描繪出一副「南水北調」的壯麗畫卷。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水利工作的指示》強調指出:「全國範圍較長遠的水利規劃,首先是以南水北調為主要目的」。這是「南水北調」一詞第一次出現在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上,新中國「水之大治」的豪邁樂章,迸發出一個奇妙而響亮的音符,成為幾代中國人為之不懈奮鬥的宏偉目標。


南陽淅川縣南水北調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