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將中國歷代疆域圖放在一起瀏覽，由元至明會出現一場令人想忽視都不太可能的「大瘦身」。因而有人批評明朝，認為漢人雖重新奪回了對中原的控制權，但失去了重要的青藏高原一帶——但，事實真就如此嗎？
一、西藏與明的初識
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稱帝，中國歷史上首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大一統政權宣告正式成立。但其實早在南宋嘉熙四年（1240），西藏就已正式成為蒙古大汗的附屬之地。在西藏有着無可撼動之地位的藏傳佛教亦為蒙古貴族所熟知......因而當朝代更迭，成為天下新主人的朱元璋理所應當地認為西藏也應該向自己歸順。
但大明是大明，終究不同於大元。作為漢人皇帝，朱元璋一開始並不清楚西藏的社會，尤其不了解藏傳佛教在西藏的特殊地位。他先是派出大將徐達打通中原至西藏的道路，旋即直接派遣使者要求吐蕃歸順——結果自然是吐蕃「未即歸命」。
無論是出於現實考量，還是考慮到朱元璋的威嚴，大明同西藏的關係自然不能就這麼繼續沒個定論：洪武三年（1370）六月，朱元璋派遣僧人克新前往西藏招撫，且「命圖其所過山川地形以歸」；同年七月，更熟悉西部民情的陝西行省員外郎許允德出使甘青藏區多地，成功招降數個藏族部族，並打通大明同西藏核心地區烏思藏的溝通渠道......
從征伐到詔諭，朱元璋本人對西藏的認識其實算不得加深了多少。至少同曾經的蒙古貴族相比，他和西藏的統治階級於彼此而言依舊是「陌生人」。但中原畢竟有着「懷柔羈縻」之對外傳統。在朱元璋之後，明成祖朱棣迅速掌握了與西藏相處的秘訣，並將這片神奇的雪域高原真正納入大明的版圖。
二、闡化王與三大法王的冊立
元代，西藏地區最強勁的宗教勢力是薩迦派藏傳佛教。且依靠元朝廷的支持，薩迦派逐漸強化自身統治，以至於在元末走入縱慾無度、戒律崩壞的困境。
薩迦派的衰亡無疑為其他派系提供了發展機遇：其中帕竹政權最為成功，甚至一度取代薩迦派，成為元朝廷認可的西藏統治力量。乃至待朱棣繼位後，帕竹政權依舊控制着西藏的大片土地——明成祖這便動了「擒賊先擒王」的念頭——冊封帕竹政權的執政扎巴堅贊為「灌頂國師闡化王」。
在朱棣之前，朱元璋其實已經為拉攏扎巴堅贊而尊其為「灌頂國師」。但這一封號僅承認了其在佛門的地位。從帕竹政權接下來的選擇來看，朱棣新增的「闡化王」才是大明正確認識西藏宗教與政治合一的現實，並真正將西藏納入統一治理的見證。
在永樂元年（1403）冊封扎巴堅贊後，朱棣即向噶瑪噶舉派五世活佛得銀協巴發出邀請，希望對方能前往南京與自己會面。經過謹慎權衡與數月跋涉，得銀協巴最終前往大明國都拜見朱棣。朱棣則給予其本由元朝皇帝賜給薩迦派八思巴的稱號「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佑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即大寶法王。
在大寶法王之後，屬於薩迦派的昆澤思巴和新崛起的格魯派的釋迦也失分別獲封「大乘法王」和「大慈法王」。西藏教派領袖的政治地位得到明王朝的徹底認可與支持。中原與西藏的交流也在這些上層人物的溝通下順利推進。
三、貢賜貿易的影響
因為西藏的宗教領袖紛紛接受中原皇帝的冊封，西藏與內地的交往便出現了重要且獨特的一面——貢賜貿易極為興盛，且影響深遠。
正如字面意思所言，貢賜貿易即是西藏使者向明朝廷朝貢，明朝廷按照一定標準回賜西藏所需的物產，以及一些內地特產。而縱觀明代歷史，西藏同內地的貢賜貿易之所以興盛，除了因為兩地原本的經濟差距大、物產差別大，還因為中央一直對西藏十分慷慨——據西藏方面的史料記載，運送一次中央賞賜之物的隊伍甚至可以高達七八萬人。
在貢賜數量懸殊的貿易之中，西藏不僅獲得大量實物，還從內地習得發展亟需的先進農業、建築、製革、金銀加工等技術。西藏境內的第一個瓷窯「普布瓷窯」在這樣的貿易背景下出現；高僧湯東傑布在世時，其所組織修建的近六十座鐵索橋也是內地與西藏工匠合作的產物……
同時，西藏傳入內地的物產雖相比之下不算多，但貴在多精品。且因為西藏社會與藏傳佛教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繫，藏傳佛教也藉由建築、工藝美術品等進入更多內地人的視野。甚至在內地的佛寺中，還出現過漢傳佛教僧侶與藏傳佛教僧侶同住一寺，共修佛法的奇妙景象。
其實，如今依舊屹立在雪域高原的甘丹寺、哲蚌寺和色拉寺，以及北京的五塔寺、五台山的圓照寺等都是曾經西藏與大明王朝交往的產物和見證。雖然闡化王與法王們早已圓寂，明政權也成為過去式，但他們交往的印記卻依然留存於我們的文化之中——這種聯繫並不會為他人的三言兩語所割裂，恰如西藏是中國的固有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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