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布殊：推動蘇聯解體，卻導致美國人失業，感嘆在中國工作最難忘

當1992年的東京國宴上，老布殊將嘔吐物濺落在日本首相宮澤喜一的禮服上時，68歲的老布殊或許未曾想到，這個失態，會成為政治生涯的污點。

作為美國最後一位「二戰總統」，他的人生軌，體現了19到20世紀「美國夢」深層邏輯。

身為頂級「老錢」的後代，老布殊含着金鑰匙出生，年少時性格叛逆，卻因為戰爭改變人生軌跡。

二戰爆發後，富家子弟老布殊參軍，在太平洋血戰4年。這一經歷，成為他踏入政界的跳板。

從太平洋戰場的魚雷機駕駛員，到中情局局長，從德克薩斯石油大亨到白宮主人，他政治生命的起落，始終交織着家族使命。

老布殊參軍、從政，短短20年成為高級政客，70年代末當上副總統，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家族幫助，父親要求他為布殊家族保駕護航。

因為和中國的親密關係，老布殊甚至成為中國人最熟悉的美國總統之一。他晚年還感嘆，自己最難忘在中國的工作經歷。

那麼，老布殊本人有怎樣的人生？他都有哪些特殊遭遇？老布殊帶着美國打贏冷戰，為何最終卻下台？

【一】

老布殊：勇斗日寇的富二代

1944年9月3日的日本父島群島，19歲的海軍飛行員喬治・布殊從墜落的TBF「復仇者」魚雷機中跳傘逃生。

漂浮在太平洋的他，目睹了機組其他2名成員被日軍俘獲的過程。

這段經歷，在戰後解密文件中被殘酷地放大：被俘美軍士兵遭受活體解剖與食人儀式，日軍士兵在日記中記載「將美國人的肝臟切片佐酒」。

這種極端暴力場景，可能給老布殊留下心理陰影，以至於五十年後在國宴上，生魚片觸發了這位老兵的黑暗記憶，讓現場一片狼藉。

其實，對於美國人來說，一位「老錢」家族的傳人能去打仗，已經很不容易了。

老布殊的祖父塞繆爾・布殊，是洛克菲勒軍工複合體的早期合伙人，在一戰期間通過武器貿易積累資本，使家族躋身美國東北部權貴階層。

這種出身決定了老布殊的戰爭參與，並非底層青年的生存選擇，而是精英階層的責任。

1942年，老布殊隱瞞年齡加入海軍時，家族已在鋼鐵、石油等領域建立商業帝國。

而幾十年後，父島事件留下的心理創傷，也在某種程度上被轉化為老布殊的政治資本。

例如1990年海灣戰爭期間，老布殊就頻繁提及二戰經歷，將對薩達姆的軍事行動隱喻為「對法西斯的再次清算」，儘管兩者存在本質差異。

二戰結束後，老布殊進入耶魯大學繼續讀書。在耶魯大學檔案館藏的書信顯示，在1948年入學時，其父普雷斯克特作為康涅狄格州聯邦參議員，明確要求校方「培養其承擔公共責任的品格」。

大學畢業後，老布殊在1951年創立「布殊-奧弗比石油公司」。他依託家族人脈獲得德克薩斯油田的開採權，通過海洋石油開發，在30歲時躋身百萬富翁行列。

值得注意的是，《布殊傳》中刻意淡化老布殊家族背景，塑造「白手起家」的商業神話，給總統的「美國夢」增加傳奇色彩。

1962年，身家已達1500萬美元的老布殊做出關鍵人生選擇——放棄石油帝國的擴張，投身德克薩斯州政壇。

這一轉變背後，是布殊家族「商業-政治」雙軌發展策略的必然要求。

在美國社會體系中，缺乏政治話語權的商業資本，難以抵禦政策風險。

所以，老布殊的父親普雷斯克特作為共和黨建制派元老，早為兒子規划了「參議院-內閣-白宮」的晉陞路徑。

1964年，老布殊在競選聯邦眾議員時，家族動用石油行業網絡遊說各界，募集到超出對手三倍的競選資金，這種資金優勢最後變成選舉勝勢。

【二】

棄商從政，老布殊最難忘北京

1974年，老布殊出任「駐京聯絡處主任」的經歷，意外成為他政治人格的重塑期。

與同時代美國政客不同，他放棄專車而選擇騎單車穿行北京衚衕，這種行為既有打破冷戰時對西方人刻板印象的考量，也暗含對中國社會的真實好奇。

毛主席在兩次接見中，也對老布殊的「膽識」給出評價，被老布殊團隊轉化為獨特的政治資本。

老布殊也在晚年坦言，在北京的一年，是人生最難忘的記憶。

1988年總統競選期間，競選團隊製作的「北京衚衕騎行」紀錄片，成功塑造了老布殊「務實國際主義者」形象。這種與中國的特殊聯結，在冷戰末期成為老布殊外交策略的重要支點。

在北京之行後的70年代中期，中情局局長的1年經歷，則深刻影響了老布殊的權力運作邏輯。

他主導的海洛因和軍火秘密網絡調查，揭示了美國情報系統與跨國犯罪的複雜勾連。這種對權力陰暗面的認知，使他在冷戰後期的外交博弈中更注重實用主義策略。

1989年上台後，老布殊既延續里根的對蘇強硬政策，又通過「戰略模糊」維持中美關係穩定，讓美國對蘇聯形成外交壓制。

1990年與戈爾巴喬夫談判時，他一面承諾「北約不東擴」的口頭協議，一面加速與東歐國家的秘密接觸。

這種「雙重博弈」策略，直接促成了蘇聯加盟共和國的離心傾向，為1991年蘇聯解體埋下伏筆。

不過，老布殊執政期間，也面臨著罕見的戰略機遇與挑戰。

1989年上台時，蘇聯經濟已陷入滯脹，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出現鬆動跡象。

他採取高壓威懾、利益誘導的複合策略：一面通過「星球大戰」計劃維持軍備壓力，另一方面通過世界銀行向蘇聯提供有限貸款，誘導蘇維埃進行市場化改革。

1990年6月，他在得克薩斯農業與機械大學的演講中提出「新世界秩序」概念，試圖將冷戰勝利，轉化為美國單極霸權的理論基礎。

然而，1990年8月薩達姆入侵科威特的突發事件，徹底打亂了老布殊的戰略節奏。他不得不發起戰爭，解放科威特。

儘管海灣戰爭以美軍「零傷亡」的神話告終，但這場戰爭對老布殊的政治命運產生了致命反噬。

從經濟視角看，戰爭導致聯邦財政赤字從1989年的2210億美元，飆升至1992年的2900億美元。

為緩解財政壓力，老布殊被迫打破「不加稅」的競選承諾，簽署《1990年預算調整法案》，將最高邊際稅率從28%提高至31%。

這一舉措直接觸怒了共和黨保守派選民，成為1992年大選失利的關鍵轉折點。可老布殊沒注意到這點，他將「贏得冷戰」作為最大政治資本，卻忽視了美國選民的經濟訴求。

【三】

父子兩任總統，老布殊晚年無憾

1991至1992年，美國經濟陷入衰退，失業率攀升至7.8%，製造業崗位流失嚴重。

可在此時，老布殊在競選期間仍頻繁提及東歐劇變等國際事務，被克林頓團隊譏諷為「不關心國內問題的總統」。

這種外交成功，內政失敗的悖論，本質上是美國戰後精英政治的矛盾——當冷戰意識形態共識消失後，政客們難以適應選民關注點從「國家安全」向「經濟安全」的轉移。

1992年，老布殊在遺憾中下台了。

老布殊的政治遺產中，最具爭議性的莫過於布殊家族的權力遺傳機制。

2001年，小布殊入主白宮，完成了美國歷史上罕見的「父子總統」現象，這種政治傳承背後，是美國特色的政治制度。

從老布殊1989年任命詹姆斯・貝克為國務卿，到小布殊政府中的「鮑威爾-拉姆斯菲爾德」國防部組合，兩代布殊政府的核心班底高度重合，形成了穩定的權力精英圈層。

這種家族政治模式，保護小布殊完成任期。

兒子下台後，老布殊才安心養老。但作為老飛行員，他的晚年也不太安靜。

從75歲開始的生日跳傘儀式，與其說是個人勇氣的展示，不如說是家族政治品牌的視覺營銷。

2014年老布殊90歲生日跳傘時，「福克斯新聞」進行全程直播，將老布殊塑造為「美國精神」的具象化符號。

這種符號化運作，反而讓人想起老布殊的陰暗面：

比如1991年海灣戰爭期間，聯軍對伊拉克平民的「震懾性打擊」，導致10萬非戰鬥人員傷亡。

又如中情局任內對智利皮諾切特軍政府的支持，留下人權記錄的污點。

國際社會對老布殊的評價則比較豐富。

西方媒體將他譽為「20世紀最能代表美國精神的領袖」，強調其在冷戰終結中的歷史作用。而發展中國家的輿論，更關注其政策背後的霸權邏輯。

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老布殊政府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暴露了美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利己主義本質。

這種評價分歧，本質上是後冷戰時代國際秩序重構中權力話語的爭奪。

當老布殊在2018年離世時，美國媒體用「最後的二戰總統」定義其歷史坐標。

從父島海域的逃生者到東京國宴的失態者，從德克薩斯石油大亨到北京衚衕的騎行者，他的人生軌跡串聯起美國20世紀權力結構的關鍵節點。

老布殊的政治生涯揭示了一個深刻悖論：作為冷戰勝利的操盤手，他未能適應後冷戰時代的政治邏輯轉換。

作為家族政治的忠實執行者，他又親手將美國帶入「王朝政治」的爭議境地。

在21世紀第三個十年回望，老布殊時代留下的遺產，無論是外交失態，還是資本到政治的轉換機制，抑或新世界秩序的霸權構想，都成為解析美國政治深層危機的重要密碼。

他的人生如同多稜鏡，折射出20世紀美國權力運作的光榮與陰影，也預示着21世紀全球秩序重構的複雜前景。

參考資料：

1.《從老布殊到小布殊——中美關係16年風雨路》，黃放

2.《老布殊:從油公司總裁到美國總統》，清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