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方德萬：歷史、家族與漢學之路

方德萬（Hans van de Ven），英國劍橋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聖凱瑟琳學院駐院院士，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和皇家亞洲研究學會院士，是具有國際聲譽的歷史學家。方德萬早年在荷蘭萊頓大學修讀漢學，於哈佛大學取得歷史與東亞語言博士學位，後於劍橋大學任教，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中共黨史、中國近現代軍事史、1850—1950年中國的國際化、中國海關史等。

本文是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艾倫·麥克法蘭（Alan Macfarlane）對方德萬教授所做的訪談。目前為止，艾倫·麥克法蘭對286位來自不同背景的受訪者進行了口述訪談，尤為關注家族歷史和教育背景。方德萬在這一訪談中也詳細回顧了早年經歷。澎湃新聞經訪談者與被訪談者授權，首次刊布中文版本。

訪談由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黃凱悅翻譯，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張志雲校注。

方德萬（Hans van de Ven）

家族歷史與二戰記憶

我於1958年出生在荷蘭海牙（Hague）。我們家族有可以追溯到15世紀的家譜，但我並不太關注此事。在我現有記憶里，我的祖母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更為重要的是我的外祖父，我從未見過他，原因很簡單——他在二戰期間被德國人俘獲，隨後成為苦力，並在柏林保衛戰的最後日子裏死於柏林附近。作為一個人物形象，他對他的後代而言變成了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遺體並未被找到，幾年前我們和堂表兄弟姐妹、侄子們以及我的一些孩子一起重溯他的足跡，因此這段歷史仍持續縈繞着。圍繞二戰的記憶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他是一個很有趣的人，應該是一個非常快樂的人，並為他所生活的地區——鹿特丹（Rotterdam）隔壁的斯希丹（Schiedam）感到自豪。他曾受訓成為一名服務於荷蘭商船隊的水手，但當他準備為一艘船掌舵時，商船隊局發現他是色盲，這在海上夜間航行時是一個問題，因為你無法辨識綠、紅色，於是便把他辭退了。他來自一個新教家庭，卻與一位天主教徒結婚，並改宗為天主教，而當時的鹿特丹是一個新教氣息非常濃厚的社區。他成了鎮上的名流之一併享受生活，在船艇上消磨時光，前往倫敦購買古董，因為它們在當時倫敦非常便宜，我們至今仍留有他當時購買的古董傢具。他的家庭經營着葡萄酒、啤酒和杜松子酒的生意，尤其是杜松子酒，這是貧窮鹿特丹工人階級的主要飲品，也為家庭帶來了不少收入。

我的父親出生於1927年或1928年，他的人生受二戰影響極大。當他還是荷蘭的一名青少年時，便不得不逃亡。德國人佔領了荷蘭，並召集年輕男子參加納粹軍隊，為逃避此事，他們在鄉下躲藏。1945年，他大概18歲左右，決心要成為一名英雄。他前往印度尼西亞，在那裡打了四年仗，和那些同樣認為自己應該在對抗荷蘭的印度尼西亞獨立戰爭中的英雄青年作戰。有趣的是，荷蘭帝國的一切都被抹去，被荷蘭人所遺忘，這實在是令人羞愧。與我父親相反的是，我的外祖父是二戰時期荷蘭抵抗德國地下運動工作者，參與幫助飛行員等之類的工作，有很多事情我們並不太了解，但有一份證明我外祖父是戰爭英雄的證書。當然，我的父親恰恰相反，因為他去印度尼西亞時，覺得為荷蘭戰鬥是件好事情，回來時才知道為荷蘭戰鬥實際是壞事情，因為他認為在印度尼西亞抵抗印度尼西亞獨立運動是不對的，他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即使多年後仍絕口不提此事。

他為天主教會工作，因此天主教背景是我個人背景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我的母親在年少時得過小兒麻痹症，卧床休息了很長一段時間。我認為正是這段經歷，加上她在極為脆弱的年紀失去父親以及隨之而來的家庭四分五裂，還有1944-45年的「飢餓冬天」期間的嚴重饑荒，這塑造了她的人生。（按：納粹德國在此時封鎖對荷蘭的食物供應，在此期間約有兩萬荷蘭人餓死。）我認為他們的婚姻受到1961年或1962年我弟弟溺水逝世的深刻影響。他當時差不多兩歲，走進了一個溝渠。我想很少有夫妻可以承受這樣的打擊，他們最終婚姻破裂。我的父親上過大學，但對於天主教徒而言，當時在荷蘭只有一所大學可以就讀。這在當時是一個問題，但後來就不是了。隨後他以經濟學家的身份為荷蘭天主教會工作。我父親沒有攻讀更高的學位，但他熱愛學習並廣泛地閱讀。他對歷史極其感興趣，這確實影響了我。他還對歐洲之外的世界有着真正的興趣，他的印度尼西亞經歷無疑是好奇心的來源之一。關於我的母親，她的某些固執遺傳給我，我對這固執的性格通常心存感激，但有時不然。她講述的其戰前與父親一起生活的成長經歷，裏面充滿了鄉村的冒險經歷和樂趣，徒步旅行，動手製作等等，我認為這在很多方面影響了我。我們擁有一艘小帆船，我認為這在我的生活里佔據了非常大的一部分，我母親的成長曆程一直在我的生命中迴響，影響至今猶存。

我有一個哥哥，他沒有上過中學，但他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他是一個了不起的兄長，非常支持我，並在他的人生中達成了很多展現其美好品格的成就。他獨自生活，有一個在一起長達三十五年的未婚妻。他對我的孩子非常好，愛找樂子。他很清楚自己的局限，但從不向我求助，而是請教我的姐妹。這種方式非常奏效，姐姐將大家的關係維繫的很好，我們三個人之間的關係極為和諧我由衷地以他為榮，我認為他深知我有多麼以他為榮。我還有兩個姐妹，一個現在五十多歲了，住在荷蘭，已婚，並有兩個女兒。她經歷了很多艱難時刻。但現在已經安頓下來，生活幸福而充實，經營着各類公民社會事務。而我的另一個姐妹在31歲時不幸自殺身亡。我最早的記憶是我弟弟的去世。我沒有目睹此事，但我知道發生的地點。場面極度混亂，救護車來了，大家試圖安慰彼此，這並不是一個美好的第一記憶。我們從海牙附近搬到了哈勒姆附近。哈勒姆毗鄰阿姆斯特丹，在流經該省並連接阿姆斯特丹與海洋的北海運河上方。

當時荷蘭社會有「柱狀化」（Pillorisation）政策[1]，我上了天主教的幼兒園，小學和中學；參加了天主教的俱樂部，讀天主教教的報紙等等；但是我們住的地方天主教人民不多，天主教是當地少數的時代。我在上大學之前一直是在天主教教育體系，我們有幾位我很喜歡的老師，其中有一位令我印象深刻，是我小學五年級的一位老師。他非常喜歡歷史且擅長講故事。我前幾天還在想這件事。另一件我記得的小學時期的事情是，我們閱讀了所有這些天主教聖徒記。我認為它們很棒，講述了各種奇妙的事情，我讀得津津有味。我為錯過這些的新教徒感到些許遺憾，因為新教沒有聖徒。

我在中學時學過拉丁語，當時有一位非常棒的老師，一位年長的女性，她極力鼓勵學生，幫助我才智增長很多，但她也讓我清楚地認識到，我不應繼續學習拉丁語。儘管如此，她幫助我繼續前進，我變得更加數理化而非語言化。另一位對我影響很大的老師是一位英語老師，我在中學的最後三年時光都由其教導。那時我在一個寄宿學校，從15歲到18歲。那所學校非常棒，因為我們可以跟許多志同道合的人來往。他很棒，特立獨行，才智卓絕，我猜測他環遊過世界。他從不按教材教學，我們通過聽鮑勃·迪倫（Bob Dylan）的歌曲，閱讀庫爾特·馮內古特（Kurt Vonnegut）的著作之類的方式學習英語。這些是你在1970年代想要變酷時會閱讀的東西。他帶我們去阿姆斯特丹的英語劇院。我們一起去徒步旅行。還有其他一些老師，他們對待我們這些學生非常盡職盡責。而這也是我們在劍橋所做的事情，這是一件很棒的事。他們帶我們去巴黎旅行，並同我們一起閑逛。那真的非常棒。那是一所單性別寄宿學校，但當時正開始招收女學生，不過女生不能寄宿。我在校時只有兩到三個女孩。這是一所非常提倡心智自由開放的學校，由荷蘭國家資助，但不受其管控。該校由兩個主教區管理，他們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這很好。我們閱讀了各式各樣的文學著作，參與各種音樂和戲劇活動，晚上可以在校園裡自由行動，棒極了。

我不是很擅長運動。我周末在家鄉會打曲棍球，但在學校不打。有段時間我打得還不錯，後來就不太行了，不過我結識了很多同俱樂部的朋友。其中一些人我從五歲起便認識，有些人我至今仍定期見面，我們會一起出海，所以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在其他運動方面，我會駕駛帆船，並成了一名帆船教練，主要是小型帆船，在當時仍無法出海。那種運動不太講求體能，但也算是一種體育活動吧。我沒有其他愛好，除了偶爾下下國際象棋。我沒有收藏品。我曾經吹過一段時間的長笛，但那只是我們想要彰顯中產階層的象徵。因此，為了展現你的地位，你應該打曲棍球、學音樂諸如此類。我從來沒有真正投入其中，覺得這很矯揉造作。我對聽音樂很感興趣，並像所有年輕人那樣收集唱片。我現在依然聽音樂，且涉獵廣泛，從古典音樂，這是從我妻子那裡接觸到的，到非常爵士的音樂——嘻哈對我來說有點過了。我的兒子們也影響了我的音樂，因為我也聽他們在聽的東西。但我不在工作的時候聽音樂。

在天主教中，堅信禮非常重要。在我們那裡，這通常是小學最後一年進行的。我的其中一個焦慮——這是新教徒所不必經歷的——便是必須去做懺悔，這似乎是一件非常古怪的事情。但當時的荷蘭天主教會——我的父親也是這一運動的參與者——很開明，他們認為讓12歲的孩子去懺悔絕對是無稽之談。所以我不必經歷此例行公事。隨後不久，在1970年代荷蘭開始推行去柱狀化政策（Depillorisation），這讓打破荷蘭不同宗教群體界限的浪潮迅速席捲而來，我也隨波逐流。我在14、15歲時便不再去教堂。現在我也不去教堂，不讀聖經（反正天主教徒本來就不用這麼做），我不再對精神和性靈世界感興趣。當然，我承認宗教的重要性。我喜歡中國人對待宗教的方式，那種方式更加生動、有趣和豐富多彩，中國的宗教模式是很活潑，而且沒有宗教領導說你務必想這個做那個， 比西方宗教模式自由一點。所以我是一個熱心的觀察者，但不是參與者。

我在學校時很有政治意識。我確實為校報寫稿，也做過政治評論，這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常尷尬的，因為當時寫的東西太過幼稚。此外，我們有一位非常優秀的歷史教師，而那時的荷蘭歷史教科書——那是歐盟成立初期——完全是親歐的。我很咄咄逼人和桀驁不馴，說這只是政治宣傳。老師問我：如果你要批評歐盟，你會批評什麼？我認為它只是為了商業和企業，工人怎麼辦呢？我認為科爾賓（Jeremy Corbyn）（譯按：前工黨黨魁2016-2020）在那時就被歐盟成立初期的討論深深影響，他始終對歐盟抱持懷疑的態度，這也影響他領導工黨時支持脫歐。在那之後，教科書被拋棄，公眾開始談論此事。但我記得當時有很多爭議，不過，教科書所提供的關於過去及未來的一個版本，仍值得深思。

「成為一名漢學家無疑證明你非常聰明」

上大學時，我研讀漢學和中國文化。我選擇這個專業與中國毫無關係。我經常被問為什麼選擇做這個，但我並沒有一個很好的答案。荷蘭的系統是這樣的：如果你從某一特定類型的中學畢業，便可以選擇任何你想上的課程，前提是你完成了預備課程。因此，我不可以從事醫學因為我沒有學習化學，但我可以鑽研數學、神學、歷史和英語。我曾一度考慮過學習英語，因為我確實很擅長而且很喜歡閱讀英語文學。但最終我決定在阿拉伯語、俄語和漢語中進行選擇，原因有兩個：我的父親敦促我研究一些更全球化的語言，而不僅僅是一門歐洲語言，他希望我學習阿拉伯語，這也是我不選擇它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在歐洲年輕人至少要與父親畫出界限。但我也考慮過這一點：中東局勢混亂，我無法預見在我有生之年會發生什麼變化，鑒於某些原因俄羅斯也顯得相當黑暗，我不喜歡蘇聯那套，而中國在當時是一張白紙。這是在1976年毛澤東逝世前。

另一個原因則是，成為一名漢學家無疑證明你非常聰明，對我而言，證明這一點至關重要，我認為這對美國及這裡的許多漢學家而言同樣重要。該專業的課程包括現代語言入門。這門課採用現代教學方式，還涉及一些文化和歷史，實際上是一門非常棒的課程。除去現代語言，我們收到的漢學教育，其目標就如同在晚清士人準備參加中國科舉制度。為此，我們閱讀經典典籍、詩詞，我們現在仍然這樣做。雖然科舉制度被清末民初知識分子批評，但是這也許並不是一件壞事。我們在指劍橋繼續這樣做。我們的學生也在讀着同樣的東西。其中有很多需要死記硬背的東西。但話說回來，這是一群很棒的學生，我們成為了好朋友，另外還有非常棒的老師。許理和（Erik Zuercher）是一位傑出的佛教專家，性格略顯疏離。但他在我入學第二年時建議我閱讀《高僧傳》。這是一本六世紀古文選集，他讓我去圖書館深入鑽研一下。我們必須學習成千上萬個漢字，真是永無止境。另一位老師則是伊維德（Wilt Idema），了不起的人，偉大的翻譯家，後來在哈佛任教。他在荷蘭獲得了伊拉斯謨獎（the Erasmus prize），把許多中文文本翻譯成英文和荷蘭語，並將這些作品介紹到了歐美，他對中國文學了如指掌。他會把我們聚在一起，讓我們讀那些東西。他和文言文之間有種自然而然的彼此呼應，而他只是通過將那個世界真正重要的事實與有趣的故事並列呈現的方式，引介它。

那時我沒有時間參加學生政治或其他活動，荷蘭的學生社團與美國的差不多，據我所知，當時學生俱樂部內部紀律很強，態度一般極右，但是有一些也極左，但是往往是一些令人討厭的群體，有點輕微的法西斯主義傾向。我是拒絕參加此類活動的「虛無主義者」中的一員，不過，我們確實有一班令人討厭的朋友，他們相信只要我們獨自閱讀，世界便會回到正軌。我的任務是閱讀海涅（Heinrich Heine），其他人則是閱讀一些日本文本，然後我們會聚在一起討論，這非常有趣。在第三學年末，部分小組成員去中國學習了一年，他們是第一批這麼做的。我沒有去，我選擇去美國一年，也成為我的gap year。我的一位現代漢語老師來自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並建議我去那裡待一年。在那裡，我遇見了一位非常傑出的女歷史學家——韓書瑞（Susan Naquin）。我沒有參加任何課程或其他類似的事情，但是她每周五下午都與我會面，討論各種專著。她是一位明代歷史學家，她讓我選擇自己真正想閱讀的書，然後寫一篇報告，接着我們會討論一個小時。我愛上了美國，並度過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時光。我喜歡以更廣闊的視角思考歷史、文學及文化、辯論、爭論、旅行。我申請了幾所大學，最終在她的推薦下去了哈佛。對我來說，學習中國學就是：你邁出一步，然後下一步就會到來。你需要前往中國並在那度過一段好時光，檔案開放等等。

在美國研究現代中國

我在1980年進入哈佛大學。當時費正清（John Fairbank）還在，但不再授課。我的導師是孔復禮（Philip Kuhn），他智力超群，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人。美國的系統非常不同，你需要完成大量的課程作業。你必須獨自閱讀所有的材料，最終才被允許攻讀博士學位。整個過程需要7至8年時間，期間會教點課，然後在中國待一年。因此，我在1983年去台灣地區待了一年，但是對博士論文而言，這段時間完全是浪費，因為我的研究對象是中國共產黨。當時台灣仍在戒嚴，中國國民黨的檔案都沒有開放，更不用說關於共產黨的了。不過，我在駐訪的「中研院」結識了很多人，也讀了不少書。事實上，這段時間並沒有產出成果。1986年我前往中國大陸。此時我對自己的課題已經有了很好的構想，但資料仍然是一個問題。不過，1980年代的中國，有些時刻很緊繃，其他時候卻很開放，這裡充滿了巨大的活力以及對知識的渴望，生機勃勃。我當時在北京大學，已經在看很多美國或歐洲人沒有見過的材料。但我仍會跟其他研究生聊天，並以這種方式建立聯繫。

我搜集到一批論文所需的材料，這些材料是關於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的，包括所有內部決議，所有報告，許多信件和回憶錄。這些材料當然不完整，而且這批檔案也尚未開放，但其中仍有大量材料是其他人沒有看過的，這使我能夠以一種全新的方式撰寫中國共產黨建黨的頭七年。當時我決定把它們交給費正清研究中心，交給至今仍在那裡工作的圖書管理員南希（Nancy Hearst）。幸運的是，我的同屆研究生同學和其他前往中國的人，都帶回了材料並交給了費正清研究中心。所以那裡擁有大量的資料，是有關中國共產黨歷史的最佳檔案館。馬若德（Rod MacFarquhar）便是一個例子，他曾使用過類似的資料。我最美好的時刻之一便是，當我還是非常年輕的研究生，試圖寫一篇論文，遇到了斯圖爾特·施拉姆（Stuart Schram）[2]。我們一起深入閱讀了一些文件，他對毛澤東思想很感興趣，並出版許多著作。他引用了「槍杆子里出政權」，並說這出自1935年。我反駁道：「不，是1927年，這是證據。」 施拉姆當時很有名，我只是一個年輕研究生。施拉姆看了我找到的史料後，改了他的說法，這讓我覺得在研究中共黨史我將有所貢獻，這無疑增加了我的自信。

我在博士論文的出版方面並沒有遇到什麼困難，改成書後，書名為《從朋友到同志》（From Friend to Comrade）。但它尚未被翻譯為中文。我的博士論文的口委是史華慈（Ben Schwartz）和導師孔復禮，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也閱讀了。史華慈相當睿智，博覽眾書。他的評論很犀利：這是一篇不錯的論文，但我需要去沙灘上思考一會兒，他當時的意思時你收集資料這方面很用功，有價值，但是你想的不夠。他說了這句話以後，我笑起來，明白了他的意思。

在那之後我前往伯克利大學，那裡很棒。我跟出版商洽談，博士論文很快在兩三年後出版。我只在伯克利待了四到五個月，中途我申請了劍橋大學的講師（譯案：英國的助理教授）席位。在中國研究方面，當時的伯克利完全是一片空白。這個領域的重要學者都不在那兒。那裡只有一些日本學研究者，但沒有中國學學者。1988年2月我們搬到劍橋。我在哈佛大學遇見了我的妻子，當時哈佛的中國學研究在三樓，中東研究則在五樓，中間有一部電梯。我們是在我去台灣地區前結婚的，因為我不想一個人去，而她也想要一起去。那時我們一個24歲，一個25歲。我們的鄰居高度稱讚，他們都不相信這麼年輕的美國人已經結婚了。

那年發生的重要事件是我的岳父，貝魯特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的校長，被真主黨刺殺[3]。這也是我在台灣沒有成果的另一個原因。這件事是災難性的，非常艱難。同她的父親一樣，我的妻子也出生在貝魯特，因此與中東有着深厚的聯繫。她曾在開羅美國大學學習過一段時間，我們遇見了許多有着類似聯繫的人，這一直是我們生活中非常有趣的部分，但也證實了我的猜想，即待在中國遠比待在中東好得多。她在歐柏林大學學習阿拉伯語，這是她文科學士學位的一部分。她熱愛音樂，而歐柏林恰以此聞名。隨後她在哈佛大學取得了教育學博士學位，我認為對她而言來到指劍橋很不容易。我當時謀得了聖凱瑟琳學院（St. Catharine College）的漢學講師職位。這在當時很罕見，考慮到我們專業的學生數量，劍橋的學院不太想錄用亞洲和中東研究部（Faculty of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的老師。當時聖凱瑟琳學院的院長巴里·斯普爾（Barry Supple）是哈佛中國學研究大家谷梅（Merle Goldman）的好朋友。因此，當我還在伯克利時，我接到了一個電話。我清楚地記得，第一句話是「你想不想在劍橋市中心有一個停車位？」我說當然，這樣我就進入了聖凱瑟琳學院。

「劍橋對我來說絕對是個衝擊」

我來自荷蘭，隨後去了美國，而劍橋對我來說絕對是個衝擊。此時我們尚未從我岳父死亡的創傷中完全走出。這是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我認為問題的一部分在於，當時我們才二十來歲接近三十歲，而絕大多數同事都比我們年長。這是生命周期中的一個錯誤時間，他們忙於照顧孩子和發展事業，因此我們花了一段時間來適應。教學體系也非常不同。課堂以及圍繞這一場域的儀式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感到震驚並認為這是僵化的。但因為有克里斯·貝利（Chris Bayly）這樣理解我的人，這對我幫助很大。克里斯非常溫和，也許不那麼直言不諱，但我認為他非常善於觀察人，且相當敏銳。這可能是因為他在印度的經歷，所以他能理解生活可以是多麼不同，以及對於外來者而言，英國生活又是多麼古怪。他定期與我閑聊、溝通，並給予我鼓勵。

在那時，哪怕現在，在某種程度上，東方學研究都是高度語言學化的，但我不是，也永遠不會是，因為在亞洲和中東研究院，同仁大多重視語言學習與古代經典，但是我一直認為我自己是近代史學家。中東研究和阿拉伯語研究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如此。印度研究中，梵語同樣佔據主導地位。因此，我認為他清楚地看到了這種掙扎，並鼓勵我走自己的路，而這也更符合他的路子。我認為真正的轉變是在我們有了孩子之後，通過遊樂場，生活迅速向前推進。首先，這改變了我們對於生活和享樂的看法。此外，我們生活在一個小村莊，一旦你在那裡待了一段時間並成為社區的一部分，會發現那在很多方面是一個相當開放的場域。我們最初住在福克斯頓（Foxton），然後是梅爾德雷斯（Meldreth），現在我們仍然住在那裡，非常宜居。現在每當有人問我在這裡住了多久，我已經老到可以說「比你住得更久」了。

我很快就開始欣賞教學和指導制度。我喜歡與學生之間非常私人化、個性化的關係（譯按：比起美國的博士制度，英國式的導師制仍保持着師徒制）。與我的一些同事不同，我真的很享受教學，且愈發如此。如果你問我最想保留什麼，那麼我認為教學將是第一位的。我有一個類似小型會議室的房間，我跟我的學生圍坐在一起聊天。這些學生都很聰明。他們可能並不總是準備得如你所願，他們常常不這樣，但他們非常聰明和迷人。我認為劍橋在這方面是絕妙的。我喜歡所有類型的教學，從本科到博士課程，以及講課，雖然那是一種表演，但沒關係，還有我非常喜歡的小組教學和研討會。我最喜歡的研討會是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中國。因為我們有本科四年級的本科學生、研究型碩士（MPhil）和博士，很多是英國學生，但也有一些中國碩士和博士研究生，這個話題對他們而言無疑是刻骨銘心的。一些來自美國以及來自軍隊的學生也會參與進來——都是很小的團體，不會超過十個人，這絕對是我們樂見其成的場景。

在管理方面，中東和亞洲研究院經歷了一段非常艱難的時期，當時我正擔任亞洲和中東研究部部長。人們評論說當走進大樓就能感受到緊張的氣氛，我不喜歡那樣，那是一個可怕的時期。接下來越來越多的官僚主義讓我感到荒謬——由各類法律和規定驅動的各種表格填寫以及這項那項的調查。這不是任何人的錯，但這些東西正在侵佔生活，這不好，我不想這樣。作為弱者的抵抗，我拒絕填寫TAS（time allocation survey，時間分配調查）。每年都會有所反饋，電腦已經設置好程序，並讓系主任督促我填寫。我一直拒絕，系主任也只好接受。

「中國被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抹去了」

我對中國的興趣一直關注在於暴力、戰爭的整體主題，無論是有組織的還是無組織的。部分原因在於這是主導過去兩世紀中國歷史的事實。希望現在它已經從系統中暫時消失了。我發現這在學術上很有趣，因為人們在寫中國共產黨革命時，彷彿當時並沒有任何暴力發生。我認為這是思考這一問題最為奇怪的方式。當然，無論是在美國還是英國，中國都被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抹去了。我在中國與人交談時發現暴力顯然存在，並留下了許多需要處理的人際關係。這也與我的童年經歷有關，我覺得很有趣的是，我可以跟我所處的這一代人交談，不一定是年輕一代，以一種我認為在美國或英國長大的人可能做不到的方式。荷蘭遭受了佔領、協力、饑荒等一系列麻煩——我們可以分享故事，所以顯然是出自這個原因。這是一個我試圖逃避卻又總被拉回去的話題。

我寫的有關這個主題的第一部著作是《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爭（1925-1945）》。該書的主要學術觀點是：美國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中國的判斷是完全錯誤的，他們完全被史迪威的敘述所誤導，並認為史迪威是一個偉大的英雄，中國無力也不願與日本作戰。這些觀點都是錯誤的。當我第一次在美國談論這個問題時，人們非常生氣，因為我在貶低他們的一個英雄。因此，該觀點在美國被接受用了些時間，但現在已經被接受了。而在中國學領域，我使用中國檔案，真實嚴肅的檔案，並且是第一個這麼做的人。……

當時歷史系有很多很棒的軍事歷史學家。這非常有幫助，我已經在幾本編輯論文集中寫了一些關於這一主題的內容。最近的則是《戰火中國》（China at War），它挑戰並嘗試將內戰、革命及抗戰包括抗美援朝納入一個敘事框架之中，部分是為了告訴中國人，這不僅僅與日本相關……這其中有很多原因，而你們需要理解。這是論點之一，但該論點的另一面則是嘗試去盎格魯中心化視角，即丘吉爾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看法，並闡明人們基於不同的原因參加二戰。在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都是為了擺脫歐洲人的統治。因此，丘吉爾的觀點必須被推翻。我的觀點在中國的影響力遠超在英文學界的影響力。我寫這個的原因之一是關於英國脫歐的爭論，這很明顯因為支持脫歐的人經常引用丘吉爾的看法，這都從二戰的角度看目前的世界，但是我覺得他們對二戰的看法不太正確，因為在歐美學界，尤其是美國與英國，二戰影響英國人與美國人的世界觀，但是他們忽略亞洲的二戰的內涵，不僅只是抵抗日本帝國的侵略，同時也包涵了驅逐歐美帝國主義的政治意識。

為此，我正朝着撰寫一部真正的全球史而努力，它將涵蓋不同地區的不同願景，包括中東。接下來的書籍中，有一本可能會聚焦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歷史學家如何重塑過去，進而塑造未來，涉及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或許也會以同樣的方式對德國、美國、日本進行觀察。我已經對中國部分做了一些研究，那非常有趣。這不僅涉及共產主義或民族主義，還關乎更深層次的問題——文明及其在那個時代所象徵的意涵。這可能是重新喚起對湯因比（Arnold Toynbee）興趣，湯恩比的歷史述事是以文明為基本單位，而不是以國家為單位。他分析三十年代的問題很精準：領導階級無能、社會內部矛盾極化、外部挑戰等因素，激發了各文明存續的根本性質挑戰。所以由軍事角度切入全球史的研究會繼續，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很多需要闡發的。

……

「中國最著名的英國人——不是丘吉爾，而是赫德」

我很幸運地發現了南京所藏的中國海關檔案，我經常與檔案學家討論，總能在中國幸運地發現一些東西。這些檔案並沒有被刻意隱藏，但要等到1980年代第二歷史檔案館的檔案學家開始在中國各地搜集材料的契機才被發現。〔譯按：1999年〕當時我正在研究軍事史，並與一些檔案學家成為朋友。隨後他們告訴我他們有一棟大樓，裏面大約有一半的館藏材料是關於中國海關的，且都是英文材料，問我是否想要幫忙。我說既然是英文的，我不感興趣，但我還是去看了一下，發現這些材料非常有趣，但需要進行編目，最終我組織了一個項目來完成這項工作。你首先需要把每個文件從架子上取下來。這是一份非常簡單的檔案，但我們恢復了原始海關索引和目錄，以便我們可以使用他們自己的檢索工具進行查閱，這非常有效。

我寫《潮來潮去：海關與中國現代性的全球起源》的一個原因是對全球化的關注。我對於全球化的整個歷程非常感興趣，但海關是一個非同尋常的組織。 它並非如很多人以為的那樣是英國的，而是隸屬於中國政府，先是清政府，然後進入民國時期，也屬於民國時期的各政府。中國政府有時權力大有時不大，但是並不能說是毫無權力的。高層主要由來自世界各地的外國人主導，所以你會遇見一些很有趣的英國人，還有比利時人、意大利人、俄羅斯人、美國人、荷蘭人和日本人。當日本在1937年入侵中國時，中國海關的代理總稅務司是日本人〔譯按：岸本廣吉〕，他利用他的地位盡量保護海關係統，不一定全面幫助日本軍隊。因此，你會聽到各種各樣不符合我們習慣敘事的故事，赫德（Robert Hart）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對於英國在華所作所為極度失望。例如，他目睹了對廣州的佔領。他是一個非常虔誠的人[4]，想要在中國行善。他相信以一套普遍認可的規則為基礎開闢一個貿易據點是最好的實現方式，自那以後海關便迅速發展壯大。當然，赫德來自愛爾蘭[5]，我認為中國人在理解這些影響前，需要獲悉這一點。對赫德而言，馬鈴薯大饑荒〔譯按：Irish Potato Famine〕是活生生的記憶[6]。他想要成為大不列顛精英的一部分，不過，與很多有此背景的人一樣，他們通過各種帝國機構來實現這一目標，但內心始終牢記自己的愛爾蘭背景。需要強調的一點是，中國的郵筒和郵局是綠色而不是紅色的，這是因為赫德選擇了綠色，在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都是如此，但在香港則不同；我認為這說明了很多問題。

我認為赫德是理智的典範。他深入學習了中文。他先去了寧波，他非常擅長學習語言，他的中文教師向他傳授了科舉考試的知識，因此，他有能力在接近同等的知識基礎上與中國精英進行平等的對話。他對中國知識、中國生活方式、中國食物、中國服飾保有真正的尊重。我們現在知道，他有幾個中國孩子，但他也是一個管理服務於巨大帝國的複雜官僚機構的能手，既運用我們所理解的韋伯式官僚手段，也會在其認為更適宜和優越時採用傳統的中國方式。在我看來，他幫助中國在太平天國起義後維持統一，他引導中國度過了義和團運動……但在1911年革命前逝世。他給中國留下了一個模範機構，在那個非常重要的時刻，當時幾乎一切事務都停止運轉，但赫德此時還做出貢獻，為中國家提供它最需要的資金。其他替代方案將是可怕的。他常說，「只要我們有用，我們便會安然無恙。只要我們牢記服務的對象首先是那些支付我們薪水的中國人。」因此我真的認為，他為在華如何與中國展開交流樹立了榜樣，而這至今仍然有效。他目前在中國享有極高的聲譽，是中國最著名的外國人。當你前往中國並通過海關時，他建立的海關仍在那裡。當然，所有歷史學家都知道這一點，中學教科書里也有他的身影，他是最著名的英國人——不是丘吉爾，而是赫德。

我認為中國政府正嘗試做一件非常困難且此前從未成功的事情，那就是將一個國家變成一個超級大國。荷蘭做得不太好，英國也是，俄羅斯做得很糟糕，美國也不行，因此必然會出現一些問題，這絕對是不可避免的。但我認為至少還有那段歷史，我們知道北京的精英都熟知這段歷史。他們將日本和德國視作反面例子，但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我認為會有一些短期問題，之後則是長期問題，都是非常難解決的治理問題。還有安全問題，中國需要海軍，一支強大的海軍。這支海軍需要能夠前往某個地方，而我們知道一戰和二戰的爆發，或者至少部分原因是由於老牌大國未處理好新興大國的海軍野心而造成的。這些都是棘手的問題。

[1]一個社會按照宗教或意識形態被垂直分為若干柱狀集團的現象。在一個柱形化的社會中，相同的水平階級劃分方式會同時存在於各個階級中，導致生活在同一個意識形態圈中的人們會產生自己的柱狀生活集團，出現集團內成員與集團外成員少有接觸的情況。這種水平的劃分方式可能是源自於宗教、語言、種族或政治立場。在一個柱狀化的社會中，儘管生活在同一個地方，不同的人群卻有可能過者於他人截然不同的生活──每個族群可能擁有自己的報紙、電視、政黨、工會、學校、醫院、體育俱樂部。最知名的案例就是荷蘭和比利時，但是在其他的歐陸國家也不時出現。

[2]斯圖爾特·施拉姆（1924-2012）是國際公認的毛澤東研究權威專家和翻譯家。他早年從事核物理研究並參與「曼哈頓計劃」，後轉向毛澤東研究，提出毛澤東思想中「黨、群眾、軍隊」三要素及六階段歷史分期理論。其著作《毛澤東的政治思想》（1963年）和《毛澤東》（1966年）被西方學界視為里程碑式成果。晚年他專註於毛澤東文獻的翻譯工作，主持編纂英文版《毛澤東集》，為跨文化學術交流作出重要貢獻。

[3]方德萬的岳父為Malcolm Hooper Kerr，其父母也在貝魯特美國大陸任教長達四十年，在貝魯特出生並成長，畢業於貝魯特美國大學，並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得博士。這次不幸的事件由其女，也是方德萬的太太Susan Kerr van de Ven於2010年出版的One Family's Response to Terrorism中有討論。

[4]赫德信奉新教中的衛斯理宗（亦稱循道宗）。這原本是英國國教的一個支派，但在美國獨立戰爭後，它逐漸從英國國教中獨立出來，因此被視為新教派別之一。在教義上，衛斯理宗傾向於強調救贖全人類的使命，並向勞工階級積極傳教；這與卡爾文宗強調「神選之人」的觀念形成對比，且卡爾文宗更傾向於向中產階級傳教。

[5]赫德於1835年2月20日生於北愛爾蘭烏斯特省（Ulster）阿馬郡（Armagh）波塔頓鎮（Portadown）。

[6]愛爾蘭馬鈴薯饑荒，是一場發生於1845~1852年間的饑荒。愛爾蘭西部和南部災情最嚴重，而災情最嚴重的的1847年則被稱做「黑色47年」。在這場災難中，約有一百萬人餓死，另有超過一百萬人被迫移民，使愛爾蘭的總人口減少將近四分之一。

艾倫·麥克法蘭/訪問 黃凱悅/翻譯 張志雲/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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