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黃,咱們該準備轉機了。」1979年7月的一個深夜,巴基斯坦卡拉奇機場的貴賓室里,隨行人員第三次催促閉目養神的黃文歡。這位72歲的越南前領導人微微睜眼,望着窗外漆黑的天幕,用沙啞的嗓音回應: 「再等等,我好像有點發燒。」他摸了摸貼身口袋裡的中國領事館地址,知道這是改變命運的最後一搏。
此時距胡志明逝世已十年,曾經並肩作戰的同志黎筍將越南推向了全面反華的道路。作為胡志明最信任的戰友,黃文歡的人生軌跡與中越兩國的命運早已密不可分。1926年廣州街頭,19歲的越南青年黃文歡擠在人群中聆聽周恩來演講,這是他革命生涯的起點。十年後輾轉延安窯洞,他與中共領導人同吃小米飯;抗法戰爭期間在北京當大使,他親眼見證中國勒緊褲腰帶支援越南。
1976年越南統一後,黃文歡與黎筍的矛盾公開激化。在河內某次政治局會議上,黃文歡拍案而起: 「當年陳賡將軍手把手教我們打穿插戰術,現在你們卻把槍口對準老師?」這話刺中了某些人的痛處。半年後,他的辦公室被搬到了國會大廈最偏僻的角落,電話線路 「恰好」出現故障,連配車都換成了舊吉普。
1979年初的中越邊境衝突,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當越南媒體大肆渲染中國 「侵略」時,黃文歡在《人民報》編輯部當場撕碎樣稿: 「看看這些繳獲的彈藥箱,上面還印着'援越物資'!」三個月後,診斷出肝癌的他在病床上收到通知:將赴東德治療。這個看似關懷的決定,實則是黎筍集團清除異己的毒計。
卡拉奇轉機事件後的第三天清晨,中國駐巴總領事親自駕車將黃文歡送上飛往北京的專機。舷窗外的雲海翻湧,這位老革命家想起1950年首次赴華任職時的情景——同樣是萬里雲天,彼時懷揣着民族獨立的希望,此刻卻背負着故土背離的蒼涼。
北京301醫院的特別病房裡,鄧小平握着黃文歡的手說: 「你回家了。」短短三個字,道盡兩國特殊年代的情誼與傷痛。手術室外,彙集了全國頂尖的胸外科專家,他們用當時最先進的冷凍療法成功切除了癌變組織。主治醫生後來回憶: 「黃老麻醉清醒後第一句話,是問護士站有沒有越南地圖。」
在華的十二年間,黃文歡始終保持着越南傳統的生活方式。他堅持用竹製傢具,早餐必食米粉,書房掛着胡志明贈予的 「同志加兄弟」書法條幅。但這位倔強的老人從未停止政治思考,他的回憶錄《滄海一粟》詳細記載了中越交往的珍貴細節,其中披露胡志明曾私下感嘆: 「若沒有廣西的訓練營地,我們恐怕要多流十倍的血。」
1980年代中越關係最緊張的時期,黃文歡住所成了特殊的信息中轉站。某次春節聚會,他指着滿桌的春卷和餃子對來訪者說: 「你看,越南的春卷皮要薄,中國的餃子皮要厚,但包着的都是老百姓過好日子的心愿。」這種充滿煙火氣的智慧,比他那些政論文章更能打動人心。
1991年初春,黃文歡在病榻上對秘書口述最後聲明: 「把我的骨灰分成兩份......」5月的八寶山革命公墓,前來送別的不僅有楊尚昆、萬里等領導人,還有聞訊趕來的在京越南僑胞。當覆蓋著中越兩國國旗的骨灰盒緩緩放入墓穴時,有位白髮蒼蒼的越南老太太突然用漢語唱起了《越南-中國》,那是五十年代兩國蜜月期的創作歌曲。
黃文歡去世三個月後,中越關係實現正常化。很少有人知道,在河內派出的首批代表團中,有位成員特意到中國使館請求複印黃文歡晚年文章。歷史總是充滿戲劇性——當年黎筍斥為 「叛徒」的言論,最終成了修復兩國裂痕的黏合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