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世紀末，雅典「內亂」中的政治領袖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

文|木木

編輯|觀星

公元前415年，在雅典人狂熱地為西西里遠征進行準備的同時，兩起「瀆神事件」卻使民眾突然陷入恐慌，它們似乎嚴重打擊了民眾對自身統治權威的信心。

恐慌的焦點很快落在當時身為遠征將軍的亞西比德身上，民眾認為他陰謀推翻民主政治。

修昔底德指出，在「瀆神事件」中，亞西比德之所以成為眾矢之的，是因為那些怨恨亞西比德的人認為他損害了他們的政治權威，於是試圖通過排擠亞西比德而取得對民眾的領導權。

無論亞西比德還是他的所謂政敵們，都以領導民眾為目的，他們會運用相似的手段進行權力競爭，贏得民眾的支持。

按芬利的觀點來看，他們均屬於「民眾領袖」之列，是雅典民主政治的「結構性要素」。

然而，在修昔底德的敘述中，他們似乎發揮了相反的作用，不但不再是民主必不可少的構成要素，而且甚至將要「解構」民主政體。

其癥結便是領袖之間的對立衝突，用古希臘人的詞彙講，即stasis，它既指一般性的對立衝突，亦可引申為城邦「內亂」。

一、亞西比德的回歸

公元前5世紀末的雅典「內亂」包含了政治領袖權力競爭、階層矛盾和意識形態衝突三個層面的兩極對立：其中一方是試圖建立寡頭政體的精英階層及其政治領袖。

與之對立的民眾則堅持民主政體，他們也擁有自己的政治領袖，即所謂「民眾領袖」。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為公元前4世紀雅典城邦共同體的重建以及民主政治的穩定發展做好了鋪墊。

公元前407年5月，已被放逐八年的亞西比德終於重返雅典。根據色諾芬的敘述，人群聚集在比雷埃弗斯，圍觀他進港登岸。

其中一些人稱讚亞西比德是「最優秀的公民」，認為他一直以來都致力於增進公共利益。

而他的政敵們卻是為了私人利益才投身政治活動的。這一評價與人們對亞西比德的一般認識截然相反。

因為在修昔底德筆下，他似乎是一位只關注個人榮譽的極度自私的精英青年。但是，不管色諾芬所記錄的上述說法就亞西比德來說是否公允。

它對於範圍更廣的雅典人而言，都意味着一種新的政治認知模式正在形成：民主與寡頭的政治意識形態對立被擱置一旁。

取而代之的是在「公」與「私」的二元結構基礎上所確立的評價標準。這一改變的出現，很可能源於亞西比德給雅典政治帶來的衝擊。

它深刻影響了政治領袖們的立場選擇與行為動機，無論是以私人利益為考量，還是以公共利益為宗旨，某種意義上都是對政治意識形態對立的超越。

這就為雅典人在「內亂」之後重建城邦共同體的努力準備了前提條件。

雖然亞西比德為了自己回歸雅典，曾經利用「內亂」的思維邏輯來說服城邦中「最有權勢」和「最優秀」的人們與其合作。

從而給他們提供了實施寡頭政變的機會；但與此同時，他也在客觀上將一種新的政治選擇擺在雅典人面前。

考慮到西西里遠征失敗之後的困境以及亞西比德可能爭取到的波斯援助，是否願意為了城邦的當前利益而暫時忽略意識形態的對立。

於是，接納還是拒絕亞西比德的問題，在原有的意識形態因素之外，又被賦予了城邦共同體理念的意義。

亞西比德本人也幾乎成為政治領袖們的「試金石」，他們與亞西比德的不同關係及其背後的動機。

不僅可以視為區分政治立場的標誌，更是評價他們在「內亂」中如何發揮各自作用的重要依據。在反對召回亞西比德的政治領袖中，最典型的當屬弗瑞尼庫斯。

公元前411年1月初，身為將軍的弗瑞尼庫斯從薩摩斯秘密緻信斯巴達海軍司令阿斯提奧庫斯，揭發亞西比德正在為雅典爭取波斯總督提薩菲爾尼斯的支援。

以此離間亞西比德與斯巴達的關係，其目的可能是藉助斯巴達人之手除掉亞西比德。但是，阿斯提奧庫斯出賣了弗瑞尼庫斯，將密信內容告知亞西比德和提薩菲爾尼斯。

亞西比德告知薩摩斯的雅典統帥們，弗瑞尼庫斯試圖破壞向波斯求援的計劃。

面對如此於己不利的情況，弗瑞尼庫斯再次致信阿斯提奧庫斯，預計仍將被後者出賣，所以故意在信中表明他將協助斯巴達人摧毀雅典位於薩摩斯的海軍基地，並給出詳細計劃。

同時，他警告雅典海軍，斯巴達人即將前來攻擊，命令士兵加固防禦工事。

當亞西比德果然從阿斯提奧庫斯處獲知第二封信的內容，再度向雅典海軍告發弗瑞尼庫斯並透露斯巴達進攻的消息時，雅典人對之表示懷疑，而選擇信任弗瑞尼庫斯。

針對修昔底德所敘述的這一事件的經過，首先值得關注的是弗瑞尼庫斯的動機，他在第一封密信中即指出，為了解決「個人之間的敵對」，情願做出不利於城邦的壞事。

到寫第二封信時，則進一步申明，不惜以摧毀整個雅典海軍為代價，來避免自己被政敵所傷害。

儘管信件內容可能出於假意，但它所依據的個人安全高於城邦利益的原則應該是頗具說服力的。

其次還要注意，雅典人之所以沒有相信亞西比德的第二次告發，因為他們認為這是出於對弗瑞尼庫斯的個人仇恨。

可見，當涉及與亞西比德的關係時，無論是與他發生直接衝突的政治領袖。

還是作為旁觀者的其他雅典人，都會從私人利益和個人仇恨的角度進行考量，並且意識到它們與城邦公共利益的對立。

於是，一種新的政治行為動機，以及對政治領袖的新的評價標準初露端倪。

安德洛克勒斯與許佩爾布魯斯也是阻撓亞西比德回歸雅典的主要人物：前者在公元前415年的「瀆神事件」中對亞西比德的放逐起到關鍵作用。

後者曾經提議針對亞西比德和尼基阿斯啟動陶片放逐制，結果卻使自己遭到放逐。但是，在「四百人寡頭」政權正式建立之前，安德洛克勒斯就被佩山德所組織起來的「寡頭派」青年暗殺。

此後不久，許佩爾布魯斯也在薩摩斯死於「寡頭派」之手。關於二人反對亞西比德的動機，史料中沒有提供充分的信息。

二、修昔底德的記載

然而，修昔底德在記載安德洛克勒斯被刺時，特彆強調其「民眾領袖」的身份以及與亞西比德的宿怨。

似乎暗示了意識形態的對立與個人之間的敵意兩方面因素在此暗殺事件中共同發揮了作用。同樣的，許佩爾布魯斯也是死於「寡頭派」與「民主派」的衝突之中。

而且，修昔底德雖然沒有明說他與亞西比德的敵對，卻提及當年那次陶片放逐，並着意指出，許佩爾布魯斯的放逐是由於並不光彩的原因。

通過以上敘述，我們發現，一方面，這兩起刺殺事件儘管不是亞西比德所指使，但也間接體現了他的強大影響力。

故而勢必加深人們對其個人的恐懼，促使政治領袖們在與其發生對抗時不得不首先關注自己的安全與利益。

另一方面，被刺者的「民眾領袖」身份也加劇了「民主派」與「寡頭派」雙方在意識形態和政治權力上的敵對。因此不妨說，反對召回亞西比德，已然成為激化「內亂」的錯誤選擇。

然而，與提薩菲爾尼斯談判失敗後，雅典「寡頭派」的主要領袖也決定排擠亞西比德。

其原因除了他在談判過程中的不力表現引發佩山德等人的懷疑之外，修昔底德還解釋說，寡頭政變的與謀者們發現，亞西比德顯然不會與他們為伍，並且不適合參與寡頭政體。

這說明，「寡頭派」拒絕接納亞西比德的做法中可能蘊含著政治意識形態認同和權力競爭的雙重考慮。

隨着「寡頭派」與亞西比德的決裂，以及反對其回歸雅典的政治領袖—如佩山德、安提豐等—在「寡頭派」中的影響力日益提升。

弗瑞尼庫斯也終於加入他們的行列，為的是進一步確保對他深懷宿怨的亞西比德無法重返城邦。「四百人寡頭」政權建立後未曾頒佈召迴流亡者的法令，其用意仍然是針對亞西比德。

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導致「寡頭派」出現內部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塞拉美尼斯與佩山德等人之間產生嚴重分歧，便很可能與此有關。

主張召回亞西比德的政治領袖們大都希望藉助其能力為城邦解除困境，儘管他們有着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認同。

比如，塞拉美尼斯是「四百人寡頭」的成員，後來又成為「三十僭主」之一，可能他從雅典西西里遠征失敗之後便對民主政體感到失望，主張只有強有力的領袖才能拯救雅典。

因此，當「四百人寡頭」的「五千人政體」甫一建立，他就提議召回亞西比德。

在意識形態上更傾向於民主政治的色拉敘布魯斯同樣意識到亞西比德個人能力的重要性，試圖藉以對抗「四百人寡頭」政權。

在得到薩摩斯的雅典駐軍一致同意的前提下，他向亞西比德提出邀請。此後，從公元前410年春季到公元前406年的諾丁戰役。

色拉敘布魯斯、塞拉美尼斯和亞西比德三人始終保持合作，在赫勒斯滂地區的戰事中發揮着重要作用。

三、回歸帶來的影響

曾經與亞西比德和色拉敘布魯斯一起被薩摩斯海軍基地的雅典士兵們選為將軍的色拉敘魯斯是堅定的「民主派」。

也贊成藉助亞西比德的力量來恢復民主政體，但是在「四百人寡頭」政權被推翻後，他便主動避免與亞西比德再有任何瓜葛。

很可能正是由於上述三人以及其他持有相同主張的政治領袖們的推動，擺脫了「四百人寡頭」統治的雅典民眾對塞拉美尼斯的提議表示認可。

同意召回亞西比德，並承認了薩摩斯的雅典海軍所授予他的將軍之職，就連當時最具影響力的「民眾領袖」克雷奧豐似乎也未提出異議。

公元前410年3、4月間，在亞西比德、塞拉美尼斯和色拉敘布魯斯三人率領下，雅典軍隊在塞諾西馬、阿比多斯和塞茲庫斯接連取得勝利。

使雅典人可以從塞茲庫斯、佩林圖斯和塞林比拉收取貢金，並且在喀爾西頓附近建立據點，向出入博斯普魯斯海峽的船隻徵收賦稅。

於是，一些雅典人認為，限制公民權的經濟因素已不復存在，不再需要將公民權局限於「五千人」的範圍。

可以說，塞拉美尼斯和色拉敘布魯斯等政治領袖促使亞西比德在客觀上對緩解城邦的軍事危機、經濟困境和政治動蕩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同時也為此後不久的民主政體恢復做了重要的鋪墊。但是，在此過程中，政治領袖之間的個人矛盾和意識形態對立依然存在，並構成一定阻力。

色拉敘魯斯與亞西比德分道揚鑣，於公元前410年夏季前往愛奧尼亞地區統軍，而沒有和塞拉美尼斯、色拉敘布魯斯以及亞西比德一道在赫勒斯滂指揮戰爭。

他直到在以弗所戰敗，才與三人兵合一處。此外，公元前410/前409和公元前409/前408年，亞西比德、塞拉美尼斯和色拉敘布魯斯都沒有被再次選為將軍，色拉敘魯斯卻得以連任。

公元前408年，他們四人一起戰勝拜占庭和喀爾西頓，經過這兩場重要的勝利，雅典人終於真正接納了亞西比德。

公元前407年夏季，重新踏上雅典土地的亞西比德和色拉敘布魯斯被選為將軍，色拉敘魯斯則未獲任命，取而代之的是科農。

奧斯特瓦爾德認為，雅典民眾之所以沒有同時選舉三人擔任將軍，可能是由於考慮到他們之間在政治立場上的分歧：色拉敘魯斯與「民眾領袖」克雷奧豐當屬同一陣營。

民眾為了起用亞西比德，以科農替換色拉敘魯斯，可以避免各方的不滿。不久之後，亞西比德敗於諾丁戰役，引發雅典人的不滿，他本人及其他幾位將軍皆遭裁撤。

亞西比德受到政敵指控，流亡色雷斯。當他在公元前405年羊河戰役前夕向雅典將軍提供建議時，只得到冷語回絕，這標誌着他對雅典城邦事務的影響力告終。

回顧全部經過，亞西比德的回歸為雅典「內亂」提供了雙向動力，從最初促成寡頭政變。到後來創造出重建城邦共同體的有利條件。受此衝擊，雅典人在堅持民主政治意識形態認同的同時。

也更加註重對城邦公共利益的考量。亞西比德發揮個人作用所能達到的程度，實際上是其他政治領袖和民眾共同選擇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