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至1917年初，俄國右翼黨團有哪些理論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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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8月1日，俄國對德宣戰。1914-1917年初，隨着戰局的不斷變化，俄軍在東線戰場上的勝負易手，右翼黨團希望利用戰時輿論擴大自身影響，撈取政治資本，因此其理論主張也隨形勢變化發生調整。

具體體現在：政治上，在堅持原有的「三位一體」政治信條的基礎上，適時地改變了以往的親德立場；經濟上，主張改革稅制以增強國家財力，平抑物價、保障生活物資供應以穩定社會秩序；社會文化上，擔心因戰爭誘發局勢動蕩，主張加強對新聞出版、電影放映的審查限制和社會輿情管控。但右翼的政治投資卻並未收到可觀回報。

政治主張與外交政策

右翼黨團的政治主張與外交政策聯繫密切：政治主張是外交政策的邏輯理路，外交政策是政治主張的政策外化。不過，右翼堅守的「政治信條」不能適應社會新形勢，也無法提出對普通民眾具有吸引力的經濟改革綱領，不但遭到沙皇政府的冷遇，也喪失了對俄國民眾的影響力。政治輿論高地的失守反映了右翼理論建構能力的短板。

堅持「三位一體」的政治信條

18世紀末，誕生於西歐的自由主義思潮隨着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傳入俄國，嚴重衝擊了封建統治秩序，導致俄國爆發了十二月黨人起義。

為維護專制制度，加強思想控制，俄國教育大臣謝爾蓋·烏瓦洛夫（1833-1849）率先提出東正教、專制制度、民族性——「三位一體」官方民族性理論，該理論旨在教化民眾對東正教的絕對信仰、對專制制度的絕對忠誠、對俄國民族性的絕對認同，藉此論證沙皇專制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抵制西方自由民主和革命思想對俄國專制制度的侵蝕。

「三位一體」理論率先得到俄國保守主義知識分子的擁護和支持，並在尼古拉一世統治時期成為俄國的官方意識形態。右翼熟稔該理論的政治影響，希望維護正統，借力造勢，始終將其視為自身不變的政治信條。

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理解為右翼政治思想對斯拉夫派觀點的繼承與發展。他們從「斯拉夫派學說中採納的最主要的東西，是把俄國與西方截然對立起來。」右翼堅持東正教的正統地位，認為俄國不同於西方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文明。

1913年初，杜馬右派主席А.Н.赫沃斯托夫將「東正教、專制制度、民族性」作為右翼黨團的政治信條。結合俄國的政治局勢，А.Н.赫沃斯托夫又賦予其全新的時代內涵：

東正教——標榜博愛的精神，作為對西歐思想侵蝕的回應；

專制制度——反對銀行業財團和工業辛迪加的壟斷意圖，以防止他們涉足神聖的國家制度；

民族性——堅持俄國傳統，對本民族具有絕對認同感。

在某種程度上，右翼黨團「三位一體」的政治信條，吸收了斯拉夫派的觀點，認為俄羅斯民族應迥異於歐洲的發展之路。他們並不抵觸西方先進的技術文明，與此同時，又反對銀行業財團和工業辛迪加等壟斷組織的出現。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前線俄軍失利，國內社會矛盾加劇之時，右翼黨團力圖在原有社會秩序的框架下，通過局部調整，以保全沙皇專制制度，由此也就不難理解該信條自始至終都未曾變化的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隨着前線戰局和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右翼黨團在外交政策、經濟和社會輿情方面的主張進行了局部調整。

對德政策的轉變

1914年8月，俄國對德宣戰後，右翼黨團迅速改變原有的親德立場。正如杜馬右翼派系領導人С.В.列瓦舍夫所言，「俄國人民與德國人共處一個半世紀以來，德國展示出令人反感的民族特徵：過分的利己主義，盲目的自大，過分地、輕蔑地與我國疏遠，並竭力採用各種手段使我國保持在最低限度生存和發展水平，以便更容易地加以利用。」

右翼黨團着力於民族和宗教層面，試圖在公眾意識中喚起對德意志民族的深深敵意。國務會議右翼成員尼康（羅日傑斯特文斯基）在日記中談及：「在德國人心目中，只有他們的同族同胞才配稱『人』，其他人則與禽獸無異，可以視為無言牲畜加以役使。這與猶太人的塔木德世界觀相當。」

對此，在俄國人民同盟常任理事會發表講話時，馬爾柯夫通過對日耳曼民族與猶太民族的語言和宗教進行對比，認為德語與猶太語（依地語言）有相似之處，德國的主要宗教——路德教更接近猶太教，並非正統基督教；他還強調猶太人對德國政治事務具有巨大影響。

由此得出結論，這場戰爭是俄國與猶太德國的宗教戰爭。基於上述論調，右翼黨團改變原有親德立場，積極支持俄國對德作戰。在國家杜馬會議中，杜馬右派提出了旨在徹底摧毀德國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行徑的議案。

與自由主義者不同，右翼黨團所理解的德國軍國主義並不是其政治和經濟發展的結果，而是日耳曼民族文化的衍生品。右翼黨團的具體主張如下：

務必粉碎德國帝國主義行徑，將德意志帝國轉變為統一前的鬆散邦聯狀態，將普魯士、漢諾威、石勒蘇益格和荷爾斯泰因都恢復原有邦國狀態。杜馬右翼代表認定，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能消除德意志帝國復辟的可能性；

俄國領土神聖不可分割，羅斯-加里西亞、羅斯-澤列尼、羅斯-烏戈爾應該立即納入俄國領土之中；

貫通黑海的博斯普魯和達達尼爾海峽及沿岸領土，應歸俄國所有。俄國由來已久的歷史夙求必須得到滿足。

上述杜馬右翼的戰爭議案，在國務會議右翼團體成員的發言中也有提及。

1914年11月，在國務會議上右翼團體成員И.Г.謝格洛維多夫、М.А.塔烏別和Н.А.馬克拉克夫三人共同提出，「需通過兼并加里西亞、布科維納北部、羅斯烏戈爾和波蘭全境來擴大俄國領土，拉直東普魯士的邊界，解放所有奧匈帝國統治下的斯拉夫人。」

而後，國務會議右翼團體成員А.А.里姆斯-基薩科夫又對上述提議進行補充：「有必要要求協約國——英法兩國動用全部軍力，如若英法盟友保存實力，戰後獨享勝利果實，這種情況與我們被德國侵略並無差別。」

右翼黨團一致建議外交部應要求協約國盟友認真履行義務。爆發戰爭雖與右翼黨團的意願背道相馳，但仍迫使他們改變原有的親德立場，積極支持作戰，並與包括憲政民主派在內的自由派代表進行和解，形成「神聖統一」。

外交策略的變化，可以理解為居於保守陣營的右翼黨團面對局勢變化的應激反應，右翼意圖通過戰爭所激發的愛國起義情緒，分散社會各階層群體對於革命的注意力，借戰爭勝利來穩定國內局勢。

隨着戰局的變化，右翼黨團內部關於支持對德作戰這一外交策略也隨之產生了分歧。戰爭初期，右翼黨團成員均主張忠於國家，為爭取勝利而奮鬥。1915年俄軍在東線戰場慘敗，緊隨其後部分右翼成員的態度發生了轉變。

形成了三種觀點：由杜勃羅文領導的杜勃羅文俄羅斯人民同盟傾向於支持與德國單獨媾和，儘早結束戰爭；由國家杜馬右翼派系領導人馬爾柯夫領導的俄羅斯人民同盟始終堅持戰鬥到底，直至徹底消滅敵人，但不信任協約國盟友；由杜馬右翼派系領導人之一普利什凱維奇領導的米哈伊爾天使同盟，出乎意料地採取公開親近英法盟友的策略。

右翼黨團內部外交政策的分歧，也為日後的分裂留下了隱患。

推行稅制改革

早在第三屆國家杜馬期間，右翼就提出徵收所得稅議案。但是國家長期通過酒壟斷的方式彌補歲入，「1910—1914年的酒銷售總收入分別為7.19億、7.67億、7.83億、8.99億和9.36億盧布。

20世紀初俄國間接稅遠遠地超過了直接稅，1913年直接稅占預算的15%，而間接稅同酒壟斷一起佔47%。」遂徵收所得稅議案始終未曾付諸實踐。1914年，隨着「禁酒令」的頒佈，酒稅驟減，依靠低度酒精類飲料的稅收僅為1.44億盧布，占國家預算的4.7％，與上一年度的9.36億盧布相距甚遠。

一戰的爆發，對本就空虛的國家財政，無異於雪上加霜。為彌補巨大的資金缺口，全力支持前方戰事，探索新的稅收途徑已然成為當務之急。杜馬的絕大多數議員普遍支持推行所得稅，自由主義反對派認為此舉為一項「偉大的社會改革」，而右翼派系則認為這是「幾乎微不足道但必要施行的法令」。

雖然杜馬左右兩翼代表均贊同徵收所得稅的主張，但杜馬左右兩翼征所得稅的目的和施行時間存在明顯差異。早在1911年，杜馬議員經濟學者В.Н.斯涅日科夫在一本關於所得稅小冊子中曾指出：「與其說施行所得稅是社會改革，不如說是財政改革，應從財政改革視角斟酌，若從社會層面理解，所得稅往往又成為通往社會主義的直接途徑。」

因此，當第四屆國家杜馬再次提出實施徵收所得稅議案時，斯涅日科夫在得知多數派別對此議案深懷好感的情況下，他對此事仍持謹慎態度，「就我個人而言，我是理解實行累進制所得稅的初衷，但是我仍將投票反對，因為在俄國立法中引入「純粹的社會主義原則」極具危險性。」

國務會議右翼領導人И.Г.謝格洛維托夫對實行所得稅的理解是，左派的目標是爭取財產利益均等，這些社會主義運動擁護者主張實行累進稅率，將其視為「平等分配物質財富」的絕佳機會。而右派的目標則僅是彌補歲入，充實國庫。

為此，左翼更好地實現「均財富」的目標，提議所得稅最低起征額度為年收入1000盧布，右翼徵稅出發點僅是為了增加財政收入，主張所得稅起征點應降至收入600盧布，最終政府為平衡左右兩翼的壓力，將所得稅起征點確定為年收入850盧布。

參考文獻

張廣翔.《1894—1914年俄國酒銷售壟斷的初衷及效果》[J].世界歷史，2012年（1）：48。